权变还是规则？
学习小组在台上讲习现代货币主义，讲到权变或者单一规则的选择，引起我的一些联想。
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经济运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成为一种经常的现象，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凯恩斯相信国家干预对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作用，相信逆风向行事或者相机抉择对于熨平经济周期从而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意义。所谓权变，就是根据经济波动的方向和强度灵活采取应对措施。
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更多看到的不是市场的不均衡，而是在凯恩斯权变主张之下实施干预政策带来的对市场自由的破坏，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阻碍；在现代货币主义看来，即使市场运行中存在波动——波动本身就是市场作用的一种形式——市场本身有自我恢复的功能。政府的干预可能破坏市场的自我修复，从而加剧波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问题，证明了权变主张的失败。弗里德曼主张：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背景，而货币当局所能影响于宏观经济的仅仅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应该建立在对预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上，应该使货币供应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大体一致的稳定水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否可行？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是否可能？是否有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具有不确定性。不过，对于现代货币主义主张的根据预期制定规则的观念，我完全认同；在权变与规则的选择中，我支持规则。
2008级学生入学的时候，世界经济正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而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经济因为自身的结构问题，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也陷入困境，增速下降，失业增加。面对国际市场急速萎缩下的增长率放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扩张政策。那段时间，我去课堂的途中就经常从广播听到中央出台新的扩张政策的新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九月中旬开始，央行至少每个月要调整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当时我对这样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持有怀疑态度。根据经济学常识，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利率的中间传导，由此带来时滞问题。货币政策的时滞通常有6—18个月。经济的波动不论由于自身结构问题还是因为国际市场的波动，市场自身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立马解决面临的衰退问题，而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也许经济已经实现了自我修复，走上了复苏甚至繁荣的道路。那时，由于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大量增加的货币流通量就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事实上，不论当初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对经济运行产生过扩张作用，到了这一政策实施一年多以后的2010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出现；而到了今年，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通货膨胀又成为央行的重要政策。事实上，在2008年9月份之前，央行还在为控制通胀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如此频繁的政策波动必然破坏经济内在的自我稳定功能，并助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那时，听到纷纷扰扰甚至有时候自相矛盾的调控政策，我不禁感慨，一个大国的政府，面对危机的时候何以如此张皇失措？
当初仓促出台的政策，即使短期内保住了增长，也可能留下巨大的隐患。由此可以判断权变政策效应的有限性。比如，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相对于GDP增长而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存在缺口，适应经济增长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势在必行。但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应该是一个长期而稳定的过程。仓促间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能降低设计及施工质量，可能增加监理和管理的困难，可能助长贪污和腐败。事实上，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最近几年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的贪污案的出现，除了体制的漏洞之外，仓促间出台的扩张政策带来的寻租空间的扩大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其实，面对危机，可以选择的政策方案还有许多，而不仅仅是扩张一途。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关键在于自身的结构。由于收入差距的巨大，国内消费的不足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消费不足，经济增长才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投资的重要出路也是出口。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百分之六七十的对外依存度，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是很高，对中国金融的影响也不会很大。关键的影响在于出口市场的压缩。危机的发生，国际市场的萎缩，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调整的机会。而我们仓促出台的政策，只是为了保增长率，对结构调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问题依然存在，结构依然扭曲。矫枉过正的权变政策在相当意义上只是饮鸩止渴，其后果将是问题的积累从而可能是更加扭曲的结构和更加深重的危机。
当初仓促出台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保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却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政府干预的加强，政府对经济运行介入的深化还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市场化的进程，并成为腐败扩展和深化的重要催化剂。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中，需要地方政府十几万亿的配套投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地方政府在一般年份都面临捉襟见肘的财政压力，配套投资的要求更使地方政府压力重重。而根据中国的预算法，地方政府没有发债融资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一种叫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制度创新出现了。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信贷融资的目的，进而将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等项目。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多以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既有行政性质又有企业性质，同时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纯粹的企业；作为企业，没有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政府机构，既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其经济活动又没有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控制和财务管理之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配合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而产生，既从事一些公共事业的开发，也从事商业性的项目如房地产经营，矿产资源开发等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政府介入市场控制资源配置的一股重要力量，由于政府介入的深化意味着市场作用空间被压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市场化的进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缺乏严格的财务审计和管理，从而成为助推贪污腐败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公共财政作为借贷担保，城投公司大多只管借贷而不顾还款，其信贷规模达到14万亿之巨，从而成为加剧信贷风险的一股重要力量。
权变政策总有矫枉过正的特点。缺乏对未来的预期，缺乏规则的政策框架，面对经济波动，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使政策尽快发挥作用，就只能下猛药，只能矫枉过正。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权变政策的后果。为了应对08年的金融危机，权变政策已经带来恶化经济运行的后果；谁能担保最近为应对通货膨胀的一系列紧缩政策不会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经济的自发运行确实会产生波动，而波动本身可能带来损害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后果。波动本身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形式，而且，市场自身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对波动无须频繁地进行权变式的干预；同时，鉴于市场波动可能的破坏性，干预有其必要性。既然权变式的干预往往引致更加激烈的波动及更加严重的问题，规则式的预防性干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