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苏共解密的“十月革命”真相


     按:从陈有西的学术网看到了两篇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观点相左,甚至针锋相对,一并放在这里,供大家阅读思考。我读后深感震惊,十月革命是十月政变?是二月革命的反动?史实真相到底如何?俄罗斯人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办?正本清源很重要很必要。地球要实现大同,我们不主动汇入世界潮流,相反要独辟蹊径,背离人类创造的共同文化价值,道路崎岖坎坷不说,和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没有背道而驰?“俄共(布)”的教训不可不吸取。我们不能盲从了,要弄清楚了再行动。移身不移步,移步不移身。

    [陈有西按]在我这一代人的大学时代,有个名言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我们是作为一个唤醒中国、带来红色政权的标志性事件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个革命背后的一些真相。苏东变局后二十年,俄国革命史我们基本不研究不报道了。叶利欣时代和普金时代如何评价他们的十月革命,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只是听说了一些事件,比如叶利欣为沙皇全家被杀追祭,比如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公开,比如对列宁斯大林塑像的推倒,比如对苏联红军屠杀波兰政治家和军人的卡廷森林惨案的公开道歉,我们都只是新闻介绍中知道一鳞半爪。作为政治教科书,我们基本上是不介绍研究了。舆论引导上,我们也一直把他作为西方势力搞垮共产主义阵营的反面事件教训。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史的学者,很少有著作和文章行世。苏联解体后这二十年,俄罗斯倒底发生了哪些事,我们中国学界和社会人士基本上不知道。只有很小的范围个别学者还在关注。“十月革命”是个源头性事件,现在有了一些史料解密,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些真相。这里转发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以供大家比较和了解。 

 

                “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

                              文/王力群

 

  "十月革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我们对这场所谓革命的了解与历史真实是有差距的。崔永元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文中提到他做《电影传奇》节目,为了做一期苏联过去的电影,便去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却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神化十月革命的历史著述、普及读物及文艺作品可谓浩如烟海,它们传播着历史的谎言。其实,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获得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则削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使俄国进入一党专政时期。
    今天,国内仍有不少人极力维护十月革命的神话,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企图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使中国永远陷于"左"的泥潭。所以,揭露十月革命的真相,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关系中国从善如流民主化的大问题。
    一、二月革命及临时政府
    1917年二月革命,是俄国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统治的民主革命。和晚清一样,沙俄专制政权末期也在进行民主改革,在各方面有了许多进步。
    政治上由专制向民主嬗变。既有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军警镇压游行工人致使1000多人死难的"流血的星期日";又有1905年历时一年的全俄各行各业政治罢工这样的自由空间。既有1905年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实施君主立宪诏书,声称坚决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集社的自由,给予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权力,建立立法机构杜马的"十月宣言";又有1907年沙皇发动六三政变,撕毁"十月宣言"的行为。
    思想上削减了对民众的控制。在这种嬗变中,沙俄专制政权对民众的思想也难以严厉控制。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说,"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一定的言论自由,使这个时期的俄国产生了不少如托尔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大作家。
    沙皇对政治极端者也是仁慈的。1897年列宁被判处流放3年。流放地点在西伯利亚苏申斯克。沙皇政府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津贴。列宁写家信描绘自己在那里的生活:"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
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读物,和流放地的其它政治犯自由往来,讨论推翻沙皇统治之事。克鲁普斯卡娅有一段文字描绘她丈夫在流放地的起居:"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8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程映虹《列宁幸福的流放生活》)
    经济上开始全面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经济增长很快,在全球经济中已处第5位。一战虽然对俄国经济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但和其它国家相比俄国还是一个经济先进国家。现在俄国官方承认,苏联直到解体前粮食生产还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
    1998年7月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出席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隆重葬礼。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他指出,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实践证明,往往最专制的时期也是令社会一潭死水般稳定的年代,而暴力革命则通常是在社会比较开明的时候发生的。沙俄末期民主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立即汹涌澎湃。俄国人民利用政治改革获得的权利在宣泄着因长久压制而积累的不满,这种不满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为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1917年的"二月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人筹划或组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前线俄军败讯频传,后方经济破产,工人和士兵普遍存在反叛情绪,示威运动四起。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沙皇下令镇压首都彼得格勒地区的反战示威和罢工,不料警察抗命,甚至许多军警和水兵也参加到示威行列中。在短短几星期内,反叛行动蔓延全国,最后连沙皇的近卫军也叛变。在一批高级将领的劝告和压力下,沙皇终于宣告逊位。
    沙皇退位后,国家杜马恢复活动,组建出临时政府来领导全国。这是一个以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温和的政府。后来,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中曾高度评价临时政府:"二月革命的结果,俄国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而这样的民主自由甚至在当时被称为最民主的美国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临时政府的工作非常艰难,这不仅由于外敌德国的威胁,也因为在内部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即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
    二月革命后到1917年年底,俄国政坛斗争的焦点有三:一是对德和战问题;二是何时分配土地问题;三是何时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临时政府主张对德国作战,列宁则主张立即对德缔和;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主张在过了年之后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列宁则主张立即把土地分给农民;最主要的是宪政(议会)民主即立宪会议(或称制宪议会、宪政议会)问题,是尽快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临时政府认为在全民投票选举制宪议会之前必须先举行地方选举,它深恐在当时的环境下举行地方选举必然会在各地引起混乱,所以主张推后选举制宪议会。布尔什维克则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主张尽快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的真正目的是变"帝国主义国际战争"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即变对外战争为对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专政。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重病不起时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他声明该遗嘱在"布"党掌权期间不得发表。苏联解体后,该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发表。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以下两份资料所述若系真实,恰恰为普列汉诺夫上面所说提供了证据,即为了夺取政权,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结盟。
    第一份资料:克伦斯基访谈录。克伦斯基是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就参加政府工作,先是担任司法部长,后来担任国防部长,1917年7月起出任总理,成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克伦斯基强调,列宁的活动一向受德国支持。
    克伦斯基说,列宁与柏林参谋本部之间的关系始于1915年底,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中有详细记载。这批档案资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落入英国政府手中。负责与列宁打交道的德国谍报机关的大间谍自称巴伏斯,其真名则是希尔芬博士,他是列宁一切活动的幕后扯线人。巴伏斯与当时德国驻丹麦大使兰佐伯爵合作拟具了一项分化俄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因为布尔什维克主张把德俄之间的"帝国主义国际战争"变为俄国内部的"阶级战争"。
    列宁究竟从德国人手中得到什么支持?克伦斯基指出:列宁从德国人手中接获专为推翻俄国民主政府而用的4000万金马克,另外,德方又为巩固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政府而供给他4000千万金马克,即总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8000万金马克。这笔钱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尔摩的一家瑞典银行,然后汇到俄国的西伯利亚银行,该行在全俄各地设有分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可以径向银行领取款项。
    克伦斯基说,这是德国的国家机密,他一开始并不知道。1917年7月,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配合德军在前线的反攻,发动了第一次试图推翻临时政府的暴动,暴动失败后列宁逃走。临时政府搜查了列宁在彼得格勒的住所亦即布尔什维克总部,搜获了有关列宁活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包括他与西伯利亚银行的银钱往来关系及布尔什维克暴动的组织计划。列宁利用这笔钱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宣传活动,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克伦斯基准备出卖"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以挽救俄国的大资产阶级政权。
    克伦斯基说,在"十月革命"前夕,只要有办法截断列宁从德国手中获取的援助及大量金钱,就有可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第一份资料参见《苏俄"十月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克伦斯基访谈录》。原题《克伦斯基感慨万端话当年》,中华民国56年《春秋》杂志总第248期)。
    第二份资料:2007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11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影片光盘。
    明镜周刊组织了6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真相。一战中处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德国为了确保东线的安全,支持列宁推翻对德作战的沙皇政权和临时政府。列宁与德皇的黑白两道人物串联,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到1917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支出了2600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7500万欧元。
    文章详尽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角色都是此人。明镜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如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皇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二份资料参见《十月革命:后台竟是德皇威廉?》文章提交者:cliffton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以上材料说明,没有德皇出钱出枪,扩大《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1917年6月,克伦斯基下令对德军发动全线攻击,但最终被德军击溃。军方指责临时政府软弱无能领导无方,密谋推翻这个政府。列宁乘机在7月组织布尔什维克暴动夺权,结果被临时政府粉碎。列宁先是躲藏在彼得格勒,最后逃入芬兰(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份)境内。
    但临时政府在处理柯尼洛夫(或译"柯尔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成为临时政府的致命伤。克伦斯基说:"拉维尔。柯尼洛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他在1917年7月由我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当时有许多人怀疑柯尼洛夫将军可能发动一次反革命行动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他调遣了一支骑兵队到彼得格勒,引起了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疑神疑鬼,以为军事政变已迫在眉睫。于是我罢免了柯尼洛夫的最高统帅之职……柯尼洛夫毫无抗拒地交出兵权,并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柯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同第一份资料)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利用《真理报》等几十家报刊,鼓动军队反战、农民立即分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活动,使临时政府在面对严重外患的同时,又增加了严重的内忧,可谓危机四伏。
    在战争条件下,临时政府的宪政努力既无法立见成效,又不能为民众所了解,而战争造成的物质条件的困难却为民众所见,再加上军方将领的存心不轨及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终于使俄国历史上仅有的这个民主政府只存在了8个月便被十月革命推翻了。
    二、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多数人、俄罗斯史学界以至俄罗斯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认为二月革命仍然属于革命,而十月革命则属于政变性质。现在俄国在新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已经将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但二月革命仍称二月革命。

    1917年10月初,列宁化装潜回首都彼得格勒,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出了夺权号召。
所谓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不存在严重的流血冲突。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都是电影《列宁在十月》等编造的。实际情况是:1917年11月6日,列宁写信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当晚逮捕临时政府人员。7日(俄历10月25日),是一支不到2000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战略据点,布尔什维克率部分武装人员采取逼宫行动。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根本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是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临时政府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束手就擒。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当天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也说,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可见,所谓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
    关于宣传的所谓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事也是假的:"阿芙乐尔"号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11月6日,即起义前一天夜间,机械师别雷舍夫被任命为"阿芙乐尔"号政委,他在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参见金燕《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
    对布尔什维克武装推翻二月革命建立的合法临时政府的夺权行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共产主义一旦在俄国实践,它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这种专制独面目就显露了出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多家报纸;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左派作家高尔基把是否有言论自由当成区分专制和民主的分水岭,他极端反对布尔什维克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他在《请工人们注意》一文中指出,消灭出版自由的目的,就是以"堵嘴"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他说:"……在迫使无产阶级消灭出版自由之后,也就以此为民主派的敌人把堵住民主派的嘴的权力变成合法的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布党夺权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把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拱手割让给德方,并赔款60亿马克。只是后来德国战败,俄国才意外地重新收回了这些土地。
    列宁一直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11月8日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苏维埃社会新纪元"由此拉开序幕。但苏维埃政府只是过渡性的临时政权,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当时俄国人的共识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全民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的出现,是俄国"革命宪政"完成的标志。所以,布尔什维克要牢牢掌握政权,必须控制立宪会议选举。
    召开立宪会议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它曾经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后没几天,即11月12日至15日布尔什维克便主持举行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列宁以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布尔什维克赢得选举应在意料之中,但事态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到1918年初最终选举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1/4的议席。布尔什维克绝不甘心这一结果,他们立即向立宪会议举起了屠刀。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前,列宁下令彼得格勒全市戒严,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开进首都。布尔什维克代表到场后,提出立宪会议必须按"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政府并自行解散。这个霸道要求遭到立宪会议多数代表拒绝。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退出会议。会议大楼随接被军警包围。在暴力威胁下,那些议员不得不于次日凌晨4时离开会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驱散立宪会议,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它是俄国民主的毁灭和专制的复活。罗莎?卢森堡指出,十月夺权后的立宪会议选举,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
    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的行为,立即遭到全社会抗议。这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联合发表传单,都对布尔什维克提出抗议。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遭到布尔什维克残酷镇压:"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农民的不满随后蔓延开来,同样在刺刀下相继被镇压。也在这一天,高尔基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十月革命"革"的是民主的"命",它断送了俄国民主改革的进程,建立起空前专制的政权,把俄国民主的实现拖后了70余年。
    三、十月革命与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中国正处于加速民主化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民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的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真正的独裁已不存在。中国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当政者不乏昏庸,但难以一意孤行。
    在对俄关系上,北京政府爱憎分明,始终承认十月革命前的民主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专制苏俄政权。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奉命于3月30日在首都彼得格勒会见了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消息,中国政府了解得很及时。11月8日,即十月革命次日,刘镜人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了这一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电报中说的"广义派",指布尔什维克。北京政府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对俄共破坏立宪议会,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刘镜人在11月30日发出的电报中,通报了俄国立宪议会选举的结果。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北京政府对此非常愤慨,2月26日命令刘镜人撤离彼得格勒。此后,北京政府继续承认克伦斯基政府的外交代表。并派军队封锁与苏接壤的东北边境,阻断中俄交通,隔绝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者的联系。(参见《十月革命的炮响是怎样传到中国的》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俄共"(布)。1919年3月,俄共召集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向全世界推行莫斯科的旨意。苏俄为了把中国的外蒙古变成其势力范围,极力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北京政府对苏俄坚决反对。1918年5月中国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反对苏俄的秘密军事协定。为了保卫外蒙古,中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将军队开入外蒙境内。苏俄为了控制外蒙古,颠覆北京政府,并把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积极扶植亲俄的中国势力。他们把目光瞄向孙中山。1918年夏天,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发了贺电,祝贺革命取得了胜利。《政治周报》第5期刊登了这份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还向苏维埃政府发函,并计划派人去俄国学习。苏俄决定支持孙中山。1919年俄共中央在海参威设立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1920年3月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并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这些机构专门从事中国工作。同时,俄共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许诺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领土和特权,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此后,俄共先后派出20多人来中国活动,他们一面与孙文联系,一方面组织共产国际支部中国共产党。正是俄共在中国组建"中国共产党"时,1921年7月苏共红军侵占外蒙古,组织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俄与外蒙古订立了许多密约和协定,使其脱离中国成为苏联的殖民地。
    国共两党最终推翻了北京政府。虽然两党后来在政治上完全对立,但一些组织原则却与苏共如出一辙,如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孙中山在《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一文中说:"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一个人,其理由即是于前次失败,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新思想尚未发达,非由我一人督率起来,不易为力。"(《孙中山选集》P606)。中共在建政前就"以俄为师",甚至在"肃反"(如打"AB"团)"审干"等"左"的问题上有过之无不及。夺取政权后,中共实行"一边倒",继续"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苏化,如三大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闭关自守等,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于世界和时代潮流之外。到"文革"末期沦为一个专制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
    十月革命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进步。从1917年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开始,到1979年,全球有近1/3人口生活在这样的专政体制下。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近一个世纪的实践看,十月革命开创的是一党专政的新纪元,是一系列破天荒灾难的新纪元。如何评价革命?革命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应以自由民主度量。要看革命是带来了自由民主还是消亡了自由民主。任何偏离自由民主目标的行为,都是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的。翻开国际共运史会很清楚地看到,凡主张和进行暴力革命的人或集团,在掌权后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道路。
    今天重新认识十月革命非常必要。中国经济改革30年,基本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约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政治上仍然坚持独裁专政,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这是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应顺应世界潮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实现政治民主化。

 

 

 

评《炎黄春秋》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奇文

 

武兵

 

旗帜网

 

 

    今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是伟大的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和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领导下,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夺取了政权。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从此掀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曾著文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570页)。

    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纪念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11期刊载的两篇文章,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污蔑、诋毁、与诅咒。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十月革命”90周年之时》(作者何方)(以下简称为“何文”)、《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作者尹彦)(以下简称“尹文”)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篇文章,在否定十月革命的立场和观点上基本是一致的,内容也多有雷同,但比较而言,“何文”比“尹文”更为“全面”和“彻底”,加上“何文”作者自称是个老革命,早年曾在我国驻苏使馆当过研究室主任,还在国内讲授过《联共(布)党史》,自己还特意声称近期查阅和研究了俄罗斯当局的“解密档案”。如此一来,这位以所谓“亲历”、“了解”和“研究”过苏联问题“资深”学者身份写出的文章,似乎比“尹文”更具鼓惑性和欺骗性。因此,笔者对“尹文”暂不论及,而仅就“何文”列出的六个方面问题,逐条谈点看法。

 

(一)“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吗?

 

    “何文”首先提出了所谓“我们过去了解的十月革命是不够真实的”。那么,十月革命到底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够真实”呢?作者从两个方面做了阐述。其一,是所谓“上了电影的当”。“何文”说:“十月革命并不是我们以前了解的那样,它并没有经过什么严重的流血冲突。所谓‘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等,那都是电影编的。……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此外,“何文”还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布哈林,一个是托派。作者说,“布哈林刺杀列宁”,也是电影编的,所以,应该给布哈林翻案。尤其是对崔永元写的一篇《中国还不具备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拨乱反正”的能力》的短文,“何文”很不以为然,并轻蔑地指责崔永元“口气大了”,“一个搞文艺的人哪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呢?!那么,谁能“代表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呢?“何文”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可以揣摩出,那必定是像“何文”作者那样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人才能“代表”了。至于崔永元做的《电影传奇》节目,包括对苏联影片的正确评价,在“何文”眼里,也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了。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何文”要“拨乱反正”,要翻十月革命的“案”,指责十月革命“不够真实”,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呢?“何文”说,有的。他举出一个例子: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正式告知:‘在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别做了。《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何文”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就愈发气势汹汹了:“崔永元说,‘过去的电影是载体。我们从电影出发,把新的旧的好好讲讲。’可他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具备‘拨乱反正’的能力,固此毫不客气地问,‘你现在能好好说说托派吗’?这一问,有道理。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给多年来挨整的托派正式平反呢。在十月革命及其后叱咤风云的托洛茨基早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斯大林却成了仅次于列宁的主要角色。”如此云山雾罩的“论据”,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实,“何文”所谓“上电影的当”,“不够真实”论,并据此而给考茨基、布哈林和托派“平反”,只是一种借口和托词而已,其真正目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暴力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罢了。大家知道,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具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主席说:“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1页)此外,在历史剧创作问题上,多年来争论不休的还有一个历史的“真实”与历史剧的“虚构”问题。笔者认为,既然历史剧创作最高目的是为现实斗争服务——即“古为今用”,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因此,在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可以对一些历史事实、历史细节做某些虚构和夸张。这就是说,历史剧的任务不仅仅是反映客观的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的真实,从中取得教育和鼓舞的作用,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斗争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标准看问题,“何文”所指责的反映苏联革命时期的几部经典电影,基本上是忠于历史真实的。例如《列宁在十月》所反映的武装夺取政权过程中,“流血冲突”、“炮轰冬宫”、“攻打冬宫”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何文”所胡诌的“和平完成的”。1938年由联共(布)中央审定并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文版)第274~275页就有明确记载。如果按照“何文”鸡蛋里挑骨头的说法,那世界上还有哪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不在“何文”的攻击、指责、否定之列呢?!其二是所谓上了《联共党史》的当。“何文”说:“我们中国过去以《联共党史》为主要教材培养出来好几代人,在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时却并没有作应有的拨乱反正工作。致使许多人还保持着旧观念,总在为苏联和斯大林模式辩护,牢牢抓住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给改革开放添乱,想使中国倒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去。可见,辩证地批判《联共党史》、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只是少数学者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民主化、现代化和成为文明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恢复十月革命的本来面目,不能再继续重复苏联过去那种造神造假的做法了。”哈哈!“何文”的狐狸尾巴终于夹不住了。这就是作者认为崔永元不能“代表”而他能“代表”的所谓“中国的学术理论水平”了?!真叫人笑掉大牙!一个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一个教过《联共(布)党史》的“老教授”,竟然主张丢掉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

    历史总是无独有偶的。“何文”的谬论与那位搞垮苏联臭名昭著的叛徒叶利钦1989年9月访美时的腔调如出一辙。叶利钦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直在我头脑中灌输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来美国)一天半的时间,我的这种观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叶利钦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何文”作者与叛徒叶利钦,政治之反动,思想之灰暗,灵魂之卑鄙,何等地相似乃尔!谁都知道,叶利钦上台以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务求和苏联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因此,苏联的真实历史和是非曲直,已经为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而被全面地歪曲和彻底地颠覆。他们停止了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甚至连十月革命节也被他们给废止了。从1996年起,叶利钦将11月7日这一天定为“和谐和解日”,抹掉这个革命节日的社会主义内涵。然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2007年6月1日,在《莫斯科新闻》报的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由“21世纪社会主义”国际网络研究所的十七位俄罗斯左翼学者共同署名的文章——《十月之于我们、俄罗斯和整个世界》。该文尖锐地指出:“自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当中一直在不断复制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所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俄国人民只是作为历史的玩偶,成了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任意摆布的存在。”针对如此的攻击和捏造,该文给予有力地反驳:“十月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最高潮,并不是由阴谋家或者外国奸细所引起的,而是一场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口号都无法引发的社会地震、飓风和海啸”;因而,“将其仅仅解释为是阴谋的产物,至少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事物发展内在逻辑的结果,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具体的现实依据。”该文指出:某些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对十月革命和其组织者列宁“所进行的恶意污蔑,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俄罗斯左翼学者的反驳是何等的正义在胸,言之凿凿,理直气壮!历史事实雄辩地告诉人们,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里,苏联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了战胜白卫军叛乱和十四个国家武装干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粉碎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光荣业绩,在苏联人民的心中早已扎了根儿,这个根儿,无论叶利钦还是“何文”作者,都是无法拔掉的。

    历史是无情的。由于歪曲和否定了苏联的革命斗争史,而导致解体后的原苏联各国社会思想空前混乱,民族精神几近崩溃,“颜色革命”接二连三,官资新贵作威作福,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乌呼哀哉!昔日辉煌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蜕变到西方列强任意欺凌的二、三流弱国的悲惨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凝聚人心,重振民族精神,不得不于2005年6月21日,修订了联邦法律,制定了《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和纪念日》,规定从2005年起,11月7日,重新被当作十月革命节来庆祝。此外,俄罗斯当局现在也已着手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虽然还不可能彻底恢复,但毕竟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对苏联的进步史,给予部分的、某种程度的肯定。“何文”所引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话,其实已是昨日黄花了。必须指出的是,“何文”在历史事实面前,是很不老实的。他一方面承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以至当局,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已有很大变化”,认为“十月革命则是政变”,另一方面,又故意以剧变后一个时期俄罗斯权利机构的某些言论和政治观点作为其否定十月革命的“依据”,并把这种自相矛盾的“依据”定位为“事情已大白于天下”来唬人。由此可见,作者虽然用心良苦,但其骗术的浅薄与笨拙,实在不敢恭维。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何文”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次革命是抱有很大偏见的。其表现有五:一是否定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而说什么“是人民自发起来”的。二是否定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中坚作用,而说什么“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各政党都参加了。”三是否定资产阶级篡夺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说“两个并存政权”的不正常现象,是什么“胜利后有点群龙无首”。四是否定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国内斗争所证明的真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边的历史事实,否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原先支持选举成立立宪会议,后因得票不到四分之一,遂用武力加以取缔,就使它取得十月革命的领导权,然后回过头来镇压孟、社两党”等等。五是借解体后俄罗斯当局之口吹捧二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污蔑十月革命是“不流血(或者很少流血)的政变”。“何文”的这几个否定,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材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充其量不过是90年来帝、修、反恶毒攻击十月革命的陈词滥调而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还要不要继续前进?要不要过度到社会主义?这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列宁指出:“要巩固俄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我们就应当继续前进,而我们也确实前进了。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列宁说:考茨基之流“都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列宁又说:“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苏维埃制度是供工人和农民享受的最高限度的民主制,同时它又意味着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决裂,意味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型民主制即无产阶级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列宁指出:“让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但是我们有权自豪,而且我们确实很自豪,因为我们有幸能够开始建设苏维埃国家,从而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受压迫的,如今却到处都在走向新的生活,去战胜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的这些话,字字千钧,这是对“何文”一类攻击十月革命谬论的最好回答。“何文”采取反话正说的伎俩,说什么:“自己过去受造神造假的影响极为深重,不但戴了有色眼镜学理论因而没学懂,还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造假也信以为真”。“何文”假惺惺地说:自己过去没有“辨别真假和是非”,“是由于:一则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自己不可能了解事件真相和全貌;二则接受了照顾大局的革命功利主义学说;三则长期的纪律约束养成不论真假都要和主流舆论保持—致的习惯”,“是近十多年来学习党史后,才觉得头脑逐渐清醒了些。”这段表白,可以说是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大暴露,是他背叛共产主义事业丑恶嘴脸的大暴露。如果我们把这段反话正说的言词稍微变动一下立场和角度就比较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了:“何文”作者因受“功利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并且“极为深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信以为真”,而患上了资本主义崇拜症。这种顽症促使他戴上了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对十月革命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造假”,主动与资产阶级的“主流舆论保持—致”,极其认真地为美化资本主义而“造神”,让善良的人们“真假和是非”难辨!——笔者这样解读,“何文”作者以为如何?

 

(三)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吗?

 

    “何文”攻击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为此,“何文”列出四条“论据”。一是,所谓“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没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何文”提出的这一条,是想用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谣言来否定与攻击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显然是一种小儿科的把戏。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怎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教导”的?恐怕“何文”根本就拿不出能证明列宁不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没社会主义”的马恩原著来。

    笔者倒是可以举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这个问题与“何文”相反的话来,例如,恩格斯说过:“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时我们可就太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列宁在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谬论时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何文”作者像他的同党贺卫方、谢韬一样,是靠胡诌八咧、造谣惑众、颠倒是非过日子的。我们没有忘记,去年3月,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猖狂攻击中国共产党所谓“不合法”,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宪政”。今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鼓吹“只要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使用同样手段,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篡改、歪曲和断章取义。谢韬污蔑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吹捧伯恩施坦、赫鲁晓夫这些修正主义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隔9个月,在同一个刊物上,“何文”采取同样手段,攻击“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何文”作者与贺卫方、谢韬之流是一丘之貉。

    二是,攻击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少数对多数的专政”,是“一党专政以至领袖独裁”。这样一来,作者就把自己摆到帝国主义和全世界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动势力一边了。首先,我们要问“何文”作者,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只适于较短时期”?如果“何文”作者没有健忘的话,恰恰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整个过渡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现摘录几段:“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年版第63页)“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其次,至于作者引用并指责列宁所说的那几段话(作者没有注明出处,有断章取义之痕),但那也是列宁反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污蔑,不得不说的话。类似列宁的话,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都说过。例如“何文”引用列宁的话,“有人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这句话是公开申明我们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从这个意义是讲,如果资产阶级认为这就是“一党专政”,就是“独裁”的话,那就任由资产阶级去说吧,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容许的,那就是,绝不容许无产阶级专政倒退回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和“独裁”,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就不会有自己的解放和生存之路。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与对人民实行民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何文”引用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说的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公开的还是妆扮成非党分子的,他们的安身之处应该是监狱。”以及列宁在1922年提出的,俄共“是国内唯—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这些话,“何文”是作为列宁的“错误”提出来的,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则认为,列宁的话对极了!好得很!再次,“何文”提出的所谓布尔什维克专政是“少数对多数的专政”,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剥削阶级的专政才是真正的“少数对多数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永远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不是什么“少数对多数的专政”。

    三是,“何文”认为“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是一个“冤案”,想以此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性。“何文”说: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只是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结果遭到列宁的“坚决镇压”。关于这个事件的历史记载,笔者从《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Kalangshitade panluan)查到了它的来龙去脉:1921年2月在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利用内战期间由农村补充来的新水兵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于1921年2月28日在喀琅施塔得煽起叛乱。他们提出建立“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等煽动性口号,企图在苏维埃的掩盖下,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成立所谓“临时革命委员会”。叛乱者一度控制了该要塞的行政领导权以及两艘主力舰和几百门大炮,逮捕了当地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他们同苏维埃政权相对抗。国际帝国主义则把这次叛乱称作“人民革命”而大肆声援,企图把它变成反对苏俄的中心。苏维埃政府为尽量避免流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前往喀琅施塔得劝说水兵不要误入歧途,但未成功。3月16日,俄共(布)中央派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率领红军进攻要塞,经两天战斗,平息了这次叛乱。“何文”提出所谓“冤案”说,无须我们去批驳了,“何文”自己提出的“论据”就把自己的“论点”给否定了。既然这次叛乱,以武装的形式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所谓“一党专政”,那么布尔什维克党先礼后兵,镇压叛乱,就是理所当然。所谓“冤案”说,才是一个真正的“伪命题”了。

    四是,“何文”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硬是把本应将二月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这完全是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政治偏见和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