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历程征文】
我在老家的“三个第一”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几乎是与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上帝把我也降生在了湖南邵阳一个名叫“马tuo”的穷山村。为什么后一个字要用拼音？因为它在字库里找不到，写出来一般人也不认识。“tuo”，是“乙”字里面加个“土”，读平声，其地理含义有点类似“韶山冲”的那个“冲”，“深圳”的那个“圳”。有必要说明，这里的“村”，是民间的一种传统说法，不完全与现在农村行政区划中的“村”相对应。
听爷爷说，我们村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清朝中、后期和民国初期，从外地逃难或迁徙过来的。大约是一百八、九十年前，爷爷的爷爷带着我们廖家一族，从后来出了个与我同辈的抗日名将廖耀湘的新邵土桥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我的曾祖父用半斗荞麦，买下了我哇哇落地时的老屋所在地的那面黄板石小山坡，凿山垒坪，建房筑窝，打长短工，生男育女，扎根于此。
说我们村“穷”，可以举一个实例。当年，农村土改根据家庭财产划分阶级成份，听我那曾是土改积极分子的爸爸说，我们村方圆几十里，居然找不出一个“地主”，唯一靠得上边的那家刘姓“富农”，其家庭财富还是女方作为嫁装从娘家带过来的。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确定专政对象时，“四类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她这个“富农婆”的头上。
人们常说：旧中国是“一穷二白”。既然“穷”，必然“白”，“穷”“白”紧相联。何谓“白”？那是指人们受教育程度极低，目不识丁的“光眼瞎子”特别多。解放初期，在我的所有前辈中，女人能识字的没有一个，而大字能认几个的男人也几近为零。直到1960年，我们村才有了“第一个中学生”，那就是我！是年，我考上了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母校、湖南省八大示范性中学之一的邵阳市二中，并依靠国家助学金一口气读到66年高中毕业；而到了1973年，我又成了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凭着当时“推荐＋考试”政策，以全地区总分第一的成绩录进了湖南大学，总不忘当时乡亲们那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的情形：“我们这里也出大学生了”；正因为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我也才有了如今的我们村“第一个博士生导师”的荣誉。这便是此文标题――我在老家的“三个第一”――的由来。
为什么我能是老家的“三个第一”？这当然有很强的个人因素，但饮水思源，它更应该是社会制度大环境的产物。记得祖父、父亲在世时，总时不时地既自豪又悲伤地对我们兄弟仨说，我的大哥只读了两年多的私塾，那文化程度也并不太高的教书先生就对他们讲，“这个伢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他了，你们要另请高明”。只可惜，本来虎虎生威、5岁就能上山放牛的他，在日寇占领我们村的1944年，染上了疟疾，由于兵荒马乱，四处缺医少药，年仅8岁就含恨去世了。也是此事后的第二年，我那不到一岁的三哥也夭折了，原因是在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时，为防他哭闹而曝露了目标，有人要母亲用奶头塞住他的嘴，时间久了，捂紧了，最后窒息而亡。还有，也就是在那一年，日本军和汉奸们还开枪打断了我爸爸的一只手臂，险些丢掉了性命，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了。我常想：如果我也处在父兄们的那种年头，我纵有三头六臂，焉能有我现在的“三个第一”？
诚然，对于个人而言，今天来说“三个第一”，已经毫无自豪与自得的价值。如今在我们村，哪家哪户没有几个“中学生”？倘若没有高中生，岂可没有初中生？至于从我们村走出来的“大学生”，据我近年回乡时不完全的走访统计，也已达几十人之众，光我们兄妹4家三代，就有本科生、专科生、博士生、留学生12个。即使说那个比较高档次的所谓“博士生导师”，也于几年前产生出第二人了，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侄儿，而且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已大大超越了我，并且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
短短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亲们受教育程度为什么能有这么一个突变？我一直在思量着多年社会稳定之外的更深原因。记得2005年秋，我与同为邵阳人的省社科院朱有志院长一起被邀回家乡讲学，在途中的车上，我们讨论了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主义”。我对他说过：“我们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撇开具体内容不谈，我看很简单，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工人农民说话的主义，是为穷人说话的主义”。[1]
我不讲大道理，大道理不需要我讲；我不讲空道理，讲空道理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是想问：共产党难道不正是凭着“为穷人说话”的革命理念而建立起了我们的共和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凭着“为穷人说话”的执政理念而使我们国家实现了“三无”：“无外患”――没有外敌入侵；“无内患”――没有匪患作恶；“无天患”――能有效抵御自然灾害？我老家那地方，曾经是十年九旱，但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强力组织村民兴修水利，实现了旱涝保收。到了近些年，政府破天荒地免除了农业税，并兼有多种形式的支农补贴，乡亲们从此彻底告别了“饿肚子”的历史记忆。总不忘有一次，我的一个80多岁的堂叔的一席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除了共产党，哪朝、哪代，哪党、哪派，能够不仅不要上缴皇粮国税，还出钱请我们农民去种田，请我们细伢子去读书？”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近日学校组织书法展，我不避丑陋，抚今追昔地编凑了32个字：“忆往昔，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看今朝，与世俱进真英雄，恩泽普罗百姓”。家人们笑话我，说是一个堂堂的大教授，竟然把“与时俱进”错写成“与世俱进”了，其实，这是我的有意而为，它是我人生历程和理论求索的有感而发。我这几十年，从打赤脚、穿草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从点桐油灯、点煤油灯到五花八门的电灯，从吃糠饼、吃红薯到形形色色的山珍海味……，我一直在纠结、在思考，这些翻天覆地变化的缘由中，它应该既有“时”的因素――时间的自然推移，时势的缓慢前进，也有“世”的道理――世界的人间沧桑，世道的突然变迁，但“世”与“时”，哪个更紧要？“时”、“世”二字，其读音均为“shi”，我们党的成功历程难道不既是“与时俱进”，更是“与世界同步”？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推翻独裁专制走向共和，勇于抛弃计划体制厉行改革，难道不是“与世俱进”？具体到我那老家，村民自治的海选民主不正在推广得如火如荼？城市化、工业化推动下的新农村建设不也是开展得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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