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萧红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上，特别是中国女性文学领域上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性作家。在的短短的31年的生命历程中，萧红从1933年开始创作到1941年病逝，在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大量风格独特、丰裕饱满，而又寓意深刻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体裁、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她以小说《王阿嫂之死》开始，以小说《小城三月》为终，其中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以及给她带来了巨大成功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中长篇的小说。在大部分的小说文本中，“萧红以其强烈而又独特的女性意识，把愤怒的笔触探向中国社会的最下层，关注最普通的广大女性们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始终如一地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经历的体验为切入点，从生与死的痛苦、心灵与肉体的折磨等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了当时中国最底层的广大女性的生存真相。”^[1]

早在20世纪30年代，萧红就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萧红逝世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将她忘记。据他人统计萧红逝世至今，对其本人或其作品的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到几千万字。其中研究的方向有萧红的生平考证、作品考证、家庭及情感的考证、他人对萧红的评价的研究考证等，并且还不断的有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向与方法的出现，研究程度也更为深刻，取得的成果也更具有突破性。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西方涌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之前的女权意识和女性意识，为女性文学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萧红作为一个非常关注女性生活的女性作家，她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大量的、观点鲜明的、批判笔触强烈的意识与观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本篇论文也正是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地尝试从女性意识与女权意识的角度出发，结合对西方女权意识的简单认识，研究萧红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思想意识，希望能够由此较好地把握和感受萧红对社会、人生、人性及情感的感悟，挖掘出萧红超越当时世俗的人格魅力和文学艺术魅力与涵养，并聆听她含血的呐喊与低吟。

 

 

 

二 萧红女权意识的形成

 

萧红（1911——1942）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里。由于家庭中父权的压抑统治并受到了当时活跃的思想运动的影响，萧红的反叛意识和女权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叛逃出家庭后她用文字书写出了自己的呐喊。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反叛思想，而萧红的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主要有着两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两方面。

（一） 社会背景

人类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统一体，如果没有其中的任何一方的存在，人类都会走向灭亡。但是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本应与男性有着同样社会地位的女性却一直是被动地处在被男权禁锢、压制、支配、奴役的不利地位。“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2］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女性似乎一直都是被压制的，都是以被动者的身份无声地游走在社会及历史的边缘。在女系氏族时期，女性是社会的中心，然而拥有强体力的男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取代女性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至今。从此女性便日益沦为社会的边缘和底层，男尊女卑也成为了天经地义的自然生存法则。“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处理男女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和道德规范。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女性在历史上的被压制、被欺榨的生存状况，而这种被压、被奴役的状况和女性在历史上的空白，从而导致了女性在权利上的自我意识的丧失。最终导致了女性在权利和意识上都不幸地沦落到了社会的角落和历史的边缘，成为了男人生活的背景和工具。

但是历史终究是会前进的。19世纪“西学东渐”使得众多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新闻、教育、医疗、图书事业等种种文明，其中也包括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女权运动信息和男女平等思想。来华传教士所宣传的西方社会“男女平等”的感悟引发了早期维新派对中国妇女问题的思考，在早期维新派中有相当一批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注意到男女不平等问题，一种新的妇女观正在萌动，中国近代男女平等思想正在酝酿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女权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虽然没有什么十分显著的成果，但是女性已经逐渐地从低微的社会地位上开始站立起来，并逐步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开始有了话语权。这些运动和革新在思想上的传播都使得女性有了觉醒意识和对男权的批判意识，也引发了女性开始积极地用文字书写自己、审视社会，因此也产生了许多的女性作家和许多的女性文学作品，萧红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所说的女权主义最早出现在欧洲的法国，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利与地位的主张和努力，宣扬着男女社会权利义务平等的精神。西方的女权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她们要求女性应该在教育、立法、经济上有着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人大致受到了这一代女权主义的影响；第二代西方女权主义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也随之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主要是从经济和阶级斗争方面以及物质方面要求妇女同男性的平等，而“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则要求在“性”方面给予女性解放和自由，这对一些女权主义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代西方女权主义即后现代女权主义出现在二十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的思考已经超出了女性范畴，扩展到社会的层面。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十九世纪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家、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中见到。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对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和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 个人经历

萧红是中国文坛中的一位极具个性与才华的女性作家，她的命运坎坷，颠沛流离，一生辗转，最终客死他乡。她的情感丰富，向往爱情，却又受难于爱情。才华横溢，但又红颜命薄。究其短暂的一生，却都是在为了两个字而活——“反叛”。

萧红的祖母没有儿子，只生有三个女儿。萧红的父亲是从她的祖母的堂兄那里过继来的，因为祖母希望能够为张家传宗接代。可是萧红是个女孩，所以从生下来，就受到家人（祖父除外）的歧视。萧红三岁时，总喜欢用手指捅祖母窗子上的纸窗。“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3]随着弟弟的出生，祖母、父亲、母亲对她的态度就更为冷淡了。父亲“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的神情，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祖母死的时候萧红还很小，她把酱缸的缸帽子扣到身上，进了屋子。“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地方，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大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4]母亲和祖母相继去世没到半年，父亲续弦，继母对萧红总是恶言恶语，还不时的挑拨她们父女二人的关系，使得父亲对她非打即骂。偌大的家庭中，只有祖父和后花园在萧红的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缕阳光。“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5]

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虽然她出生在了一个富足的家庭。但是“女儿”这一标志着身份的词语，使得萧红自从出生便被确定了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也注定多了她在当时的社会中一生都被封建父权制压制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种赤裸裸的压制，造就了萧红反叛性格的形成。“五四”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的传统道德观念，并将新思想广泛地传播开来，于是叛逆的萧红和其他的知识女性一样，开始反抗旧家庭父母包办的婚姻。1930年，19岁的萧红为了抗拒家庭包办婚姻，义无反顾的逃出了父亲统治的家门。

流浪在哈尔滨的街头，萧红饥寒交迫，但是她仍没有向父亲屈服，那样的家庭是萧红决不能忍受的，她也决不愿受到父亲的豢养。就在萧红频临绝境的时候，未婚夫王恩甲出现了，于是萧红同王恩甲在哈尔滨东兴旅馆同居，身怀六甲后，却又被无情的抛弃。这个时候萧军出现了，萧军的出现拯救了萧红，同时萧红被伤害的生活也开始了。萧红与萧军同居后，两人之间的摩擦、冲突不断上演，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常常使萧红感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侮辱与伤害。离开萧军后，萧红选择了端木蕻良，然而痛苦还是无情地延续了下来。“靳以在《忆萧红》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几个有关二人的片段：一次端木惹祸打了一个女佣，对方闹事，端木却避而不见，萧红出面处理；萧红的文章端木不但不加鼓励或是夸奖，反倒是鄙夷、嘲笑。” ^[6]萧红从端木蕻良那里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端木把她更多的看做是自己的一个附属品或是女佣。

一次又一次的反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这个社会，萧军、端木、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炸弹，不管是谁……都是我的命运不好。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一个女人呢……我败就败在是一个女人上。”在临终前，她在病床上凄惨地叹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7]

­­从一出生开始，萧红就承受着一种作为当时女性所特有的歧视与压抑，直至生命的结束。正是因为她对这种性别压力体验的如此之深切，才会导致她无论是看人还是看事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性别审视的敏感视觉。“她必须写她自己，因为这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当她的解放之时到来时，这写作将使她实现她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变革。”^[8]因此萧红开始了对女性深度苦难人生的关注，开始了对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女性们的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折磨的书写，和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封建社会道德观的批判。而她的这一系列的人生经历都直接地影响了萧红作品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

萧红短暂的一生都在与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和罪恶的男权社会意识做着斗争，她的一生都在反叛着，由此开始，并以此结束。为了反抗家庭中父亲的独裁，她抗拒包办的婚姻，决然地逃离开来，哪怕是父亲决定与她断绝关系，将她排除在家族之外。为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她决然的离开了深爱的爱人，哪怕有再多的不舍，再多的人来斥责她的薄情。萧红的这些表现充分地展现了充斥在她思想意识当中的女权主义。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但这痛苦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却是最为宝贵的财富。作为女性，萧红对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心理感受最为深刻，体会也最为真切，所以她的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权意识也是最为鲜明的，对男权的批判也是最为强烈的。

社会形势的大变革，使得西方的较为先进的思想意识逐步的传入中国，并且开始成为中国大众特别是中国女性开始摆脱黑暗与腐朽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和理论依据。同时，随着各种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思想意识的传播，远在黑龙江的萧红也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影响。本就有着叛逆意识的萧红受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从封建腐朽的家庭中叛逃出来，奔向自己认为的自由生活。然而本以为逃离了父亲男权统治着的家庭就会重获自由的萧红却发现，现实并不是她所期望的那样理想，心中理想的爱情也摆脱不了男权的束缚，从而导致伤害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到这个脆弱而又坚强的女性身上。萧红把她对这个社会的全部的愤慨和谴责都发泄到了自己的作品中，也正因如此她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权意识，包括对男权的批判、对逆来顺受的女性的悲痛和对带有反抗意识的女性的赞赏。

 

三 萧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女权意识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关注着女性的悲苦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们的苦难和挣扎。萧红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个悲惨的女性形象，而主角也几乎都是这些女性的形象。因此这也成为了萧红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并形成了她的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创作形式和艺术形象体系，这使得萧红的作品散发出了独特而持久的艺术魅力与气息。通过阅读萧红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女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农妇、弃妇、寡妇、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是被地主残害，有的是被丈夫虐待，有的是被资本家虐杀，有的是被封建的传统势力迫害致死，有的是被同类的冷漠麻木暗伤，有的……这些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主。萧红通过对她们的描写刻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残忍冷酷的迂腐制度对女性罪恶的压迫与残害，并给予了有力的鞭挞。然而，无论是社会的黑暗还是家庭的虐待，这都是客观的，女性们自身的那种对现实的可怕的习惯、麻木乃至于认同，则彻底地截断了属于她们自己的所有的退路。本篇论文通过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对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及其形成原因的简单分析，挖掘出萧红蕴含其中的女权意识表现。

（一） 客观因素

    1 社会因素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封建社会男尊上、女卑下的重男轻女的不平等的封建礼教。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戒》系统地阐扬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之道、四德之仪。《女诫》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道：“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妻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从此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

在《呼兰河传》中的第二章的四节描写庙会的过程中，有一段关于老爷庙和娘娘庙的描述，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男性与女性的差异，似乎是玩笑的话语中却浸着血泪。萧红这样写道：

那些烧香的人，虽然说是求子求孙，是先该向娘娘来烧香的，但是人们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好像跪到那里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

……

娘娘庙里比较清静，泥像也有一些个……近乎普通人，使人走进了大殿不必害怕……不但孩子进了老爷庙有的吓得大哭，就连壮年的男人进去也要肃然起敬……

……

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的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着，也绝不会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拜拜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

比方女子去拜过娘娘庙，也不过向娘娘讨子讨孙。讨完了就出来了，其余的并没有什么尊敬的意思。觉得子孙娘娘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而已，只是她的孩子多了一些。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德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缘由。 ^[9]

于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在男人和女人的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人还是神，都遭受着同样的命运：既然是为女性，那么好吧，你已经被无理由地、彻底地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和一切的可能性。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只有不幸和灾难，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存和生命权利的剥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形象完全是由男人来塑造的。为了满足自己统治的需要，在男人的眼里的女人是发泄欲望的工具，是打理生活的奴隶，女人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女人本应该是在男人的统治之下的。男人不仅拥有统治的权利，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这种罪恶的统治制造着冠冕堂皇的文化意识，从而使得每一个家庭都有着残害女性的最佳理由。

2 家庭因素

萧红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封建腐朽的道德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蛮横专权的家庭体系，无一不制约着每一个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女性们，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为着生存而苟且偷生的女人们。而透过每一篇记录那个时期的文章，我们都不难看到，每一个封建家庭都是封建宗法制父权社会的缩影。“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每一个被奉若封建礼教神谕的封建礼教思想都像一把把枷锁，把女性们重重地压制着、禁锢着。女性们在家庭中始终处于最为低贱不堪的地位，“从父”“从夫”“从子”的所谓的至高无上、不容诋毁的封建道德观念，无情地剥夺了原本属于她们的与男性对等的一切权利、尊严和自由，使得她们完全地沦落为了男性的附属品甚至于是奴隶。“在文明社会，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的一切法律权力都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处于被动地位。” ^[10]

对于女性来说，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父权”或是“男权”的历史，屈指可数的女性当政却也被说成了是“牝鸡司晨”。十九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最早把西方的女权思想带进中国，维新运动是女权思想更为发展，而辛亥革命则将这种父权的统治推翻了，掀起了一个传播女权思想的高潮。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民主”“科学”的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女性才真正意义上的诞生。而这个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时期，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具有写作风格的女作家，萧红将她的独特的人生经历化为笔墨，用文字掀开了中国封建家庭中的女性的悲惨命运，揭示并披露了封建父权制的黑暗和残忍，表露了女性对性别压迫与歧视甚至于奴役的最强烈的反抗。

在萧红的作品中，对女性的悲惨命运的揭示和对男权社会、封建家庭的披露大多采用了淡漠甚至是调侃的语调，可是其中却透露着浓得化不开的哀怨与憎恨。其中，萧红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表现了她强烈的女权意识和反叛思想。

（1） 黑暗的封建家庭与低下的生活条件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闭塞的偏远山村或是农村的最底层的妇女。她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便是麻木、隐忍、顺从。身为她们丈夫的男人们则是用一种对待奴隶、牲畜的方式对待着她们。萧红用她锐利的视觉和笔触，生动地描写出了几个女性的悲惨命运。

《生死场》里的麻面婆是这类形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麻面婆的出场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一般：“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11]这是对麻面婆的行为的描写，萧红把麻面婆形容成了一只母熊，木然地进洞。对麻面婆的声音的描写也同样有特色：“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如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12]麻面婆的行为、声音都像动物一样，她的行为、思想、意识、一切的行为举止都如同动物一样呆滞、迟缓、麻木。

美丽而年轻的金枝在成业的歌声中交付出了少女热恋的心，可结果却是被成业鲁莽、野蛮、粗暴地压在了身子下边，一次又一次地粗暴地占有。“现代的性爱的第一特征在于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在性爱活动中不是完全被动的。” ^[13]十七岁的金枝爱着成业，梦想着这个男人会给她梦想的幸福，成业却是“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地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14]金枝即将生育，成业去不管她的死活，在她生育的前夜强行和她做爱。金枝完全没有享受到爱情的美好，她被成业当作了一个性欲的发泄工具，在他们之间的一切性爱中，金枝完全地处于被动的地位。

《生死场》中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一个美丽的女性，“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在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这样一个可人的女子也没能逃脱命运的捉弄。患了瘫病，“坐在炕的当心……用枕头四周围住她，就这样过了一年。一年月英没能倒下睡过”。刚开始得病的时候，丈夫还为他跑前跑后，但后来“他说我快死了！用不着被子了！用砖依住我，我全身一点肉都瘦空”。^[15]没有病的时候，月英还可以操持家务，可是生了病瘫了以后，丈夫便不再理她“烧饭自己吃，吃完就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对她随打随骂。月英瘦的仿佛就剩下一副骨架，下身浸泡在一堆排泄物中，腐烂并且生了蛆，她的身体已经成了那些小虫的巢穴，“白眼珠变绿了，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变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16]当这个“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失去了丈夫所需要的价值后，便如同垃圾一样被毫无怜悯可言地丢弃，埋葬在荒山间。可见月英的悲剧是由男性的冷漠、粗暴和家庭的冰冷造成的。

萧红通过对这些女性的刻画描写，揭露了男权为统治势力的封建家庭和崇拜男权意识的丈夫们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在男人眼里，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性欲的发泄者，一个永无怨言的奴隶。“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这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17]萧红正是从婚姻中窥视到了人性的卑微和作为女性所必然遭受到的痛苦和摧残。

（2） 神圣的生育沦为变态的刑罚

萧红是不幸的，她经历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近乎动物式的肉体的刑罚。她最深切地体会到了女性的苦难人生，最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女人，生育也是萧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萧红的作品中，有的母亲因生育而死亡，有的孩子刚一出生就死了而母亲也是气若游丝，躺在血泊中。这些女性遭受着男权社会的欺压、凌辱、奴役，承受着生育带来的撕裂肉体的痛苦折磨，她们是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她们无助地徘徊在生与死之间，是横跨在生死这道门槛上的一群人。

在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中，刻画了王阿嫂早产的场景“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消瘦的、新的动物在挣扎。……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18]这种描写可谓是触目惊心。在《生死场》里，同样描写了一个生产妇女。五姑姑的姐姐临产前没有人照顾，“她把席子卷起来，就在草上爬行”。等到接生婆来了，却因为怕“压财”而把身下的柴草全部都卷起来，“土炕上扬起灰尘，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当她的丈夫带着一身的酒劲回来的时候，对她则是又打又骂，还泼了一身的冰冷的水，这个痛苦着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19]那场景竟是如此的惊心动魄、触目惊心。而在同一时刻“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萧红将身为人类的女性的生产同动物的生产放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描写，这足以使阅读者意识到，在那个非人的社会下和非人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已经把女性在生育方面降低到了与牲畜同等的水平上，神圣已经沦为了尘埃。

女性，在那一刻只是作为一个有着生殖功能的工具而存在。生存在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的女性不仅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甚至连女性特有的怀孕与分娩都成了遭到男性厌恶与憎恨的缘由。萧红无奈地看到，女性在这一点上似乎永远都是在劫难逃。

（二） 主观因素

黑暗不可怕，身处黑暗之中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习惯黑暗，并且反觉自然地把刚刚步入黑暗的人狠狠地拽入黑暗深处。中国的封建旧社会黑暗得深不见底，父权制占据着整个社会的统治主导地位，女性已经丧失了应有的权利和主动。

在作品的书写中，萧红对郁积在自己心中的强烈的愤怒毫不压制，而是任由其喷发出来，把对男权社会和男人们的强烈的怨恨咆哮出来。但是，萧红也是清醒的，在批判男权社会的黑暗无道的同时，她也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做了冷静客观的审视和思考：难道女性的这种悲惨的境遇都是由男人和男权为统治的社会造成的么？不，不是这样的！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自古有之，而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稳定且自觉的意识状态，并且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甚至是一代一代地传承，这种现象所产生的力量是巨大而又不可忽视的。“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地服从。” ^[20]于是，生来本应与男性平等却又被推到弱势领域的女性们，便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吸收并接受了这种肮脏的意识，她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成为了男权驱使的奴隶。与此同时，她们也开始成为了这种“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观念的守护者和执行者，积极地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惩罚着对这种观念持有抵触反抗态度的所有人，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男权的罪恶的帮凶。“男人对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阴险凶暴地指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21]

萧红在她的作品中从家庭和自然层面剖析了生活和生育带给女人的苦难与刑罚，但她并没有仅从家庭、社会等客观因素的角度来挖掘中国女性悲剧的根源，她从无数女性和其自身经历的悲剧中真切地发现还有更为深刻、更为复杂、也更为根本的女性个人的原因。“千百年来，女人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因该是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着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归法约束自己的行为。” ^[22]然而更为广大的女性却在精神上和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扼杀了自我，她们几乎没有防抗，一切的活动几乎都出自于动物的本能，她们成为了传统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和殉葬品。

但是，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在萧红的小说作品中，也有一些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她们同样生活在那种非人的境遇中，遭受着同样的非人的对待，忍受着同样难以忍受的苦难，最终她们爆发了，虽然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不过，有了反抗就是好的，毕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被腐蚀了，在萧红的笔下还是有着女性在觉醒。在《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中，就有这样的一批女性，她们或是被腐蚀，或是反抗。

在《呼兰河传》中，女性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她们认为自身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理所以当的，稍有一丝反抗的，却又都被同类狠狠的打压致死，而遇到企图要防抗的人，她们便会竭尽所能地进行打压。老胡家的大儿媳妇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被丈夫打了不仅没有任何反抗，反而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她认为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每天的吃饭喝水一样是正常的事情，并且心满意足地接受。女性的这种麻木、顺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默许了男性霸权的存在，并且承认了其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稳固了男性统治的权威的地位。

小团圆媳妇“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她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不过就是因为她与人们印象中的团圆媳妇形象不符，“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 “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在婆家没有表现出团圆媳妇应有的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样子，所以招致了婆婆的一个大大的下马威。婆婆决定对她进行一番调教，把小团圆媳妇吊在房梁上，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几回。婆婆说“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的连喊再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23]后来，团圆媳妇被打出病来了，婆婆在周围人的“热心帮助下”请来了巫医，为小团圆媳妇洗烫水澡治病。洗了三次的烫水澡，最终把一个活泼的小团圆媳妇用开水给活活的烫死了。正是在这个“善心”的婆婆的“好意”的调教，一个原本健壮、活泼、满是生机的生命，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撒手人寰。而这个悲剧的缔造者便是同样身为女人的婆婆。

    王大姐也是《呼兰河传》里的一个女性。王大姐本是一个开朗健美的人，能说能笑，很是响亮，人人都称赞她是一个“成家立业的好手”，“ 更有不少人想娶她做媳妇” 。然而王大姐却独独看上了磨房的冯歪嘴，并且与他同居生了儿子。于是，先前夸赞她的人，说要娶她做儿媳妇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她坏的，“说王大姑娘的眼睛长得不好，说王大姑娘的力气太大，说王大姑娘的辫子长得也太长了”，所有人的态度都彻底地变了方向。在所有人的眼中，在所有人的嘴里，王大姐已然成为了一个坏女人的典型。只因为王大姐没有等候并顺从家庭和父母的安排，而是选择了自己认为的婚姻对象，只因为王大姐的那种对男权社会的有着反抗意味的行为，使她成为了所有人特别是女人们的蔑视和仇恨的对象。于是，在人们的看似正确的指责声中，王大姐“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苍白”，还好有冯歪嘴的关爱，可是又能怎样呢？最终王大姐在产后死了。人们（特别是那些女人们）的神圣的使命算是告一段落了。

《小城三月》中的翠姨与王大姐一样，是一个有着反叛的意识，却又最终沉没在同类的暗伤中的女人。《小城三月》可以说是萧红的绝笔之作，在这部最后的小说中，萧红用她最后的希望刻画了“翠姨”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翠姨是萧红笔下最具有女性美的一个女性，“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他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地捏着”。^[24]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优雅而美好的女子，也没能逃脱作为女人的厄运。翠姨那朦胧而又梦幻的爱情被现代的思想文化唤醒，她不满家庭包办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不甘心嫁给一个又矮又小的男人。虽有百般的不情愿，但却没有实质的反抗行为。她无法挣脱封建的道德观念在她思想上的禁锢，最后只能在沉默中埋葬自己，抑郁而死。她的死不仅是封建的思想道德残害的结果，也是自身的懦弱无能造成的结果。

在萧红的作品中最有反叛意识的女性形象，便是《生死场》中的王婆。王婆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女人，她忠厚老实，坚韧勇敢，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她仇视被所有人都奉为圣谕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她甚至于摆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们的懦弱、屈服、麻木、漠然、被动的思想状态。她为了争得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毅然地带着孩子离开了第一个丈夫，第二个丈夫死后，她又与赵三生活在一起。那些“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在王婆看来如同粪土一样，不放在眼里。她积极地支持赵三参加“镰刀会”反抗地主加租，当得知赵三被地主收买后，她又转身支持儿子当胡子抢地主。儿子被官府枪毙后，虽曾一度自杀，但她又在女儿冯丫头的身上看到了希望。王婆支持女儿抗日，她为抗日义勇军藏枪支弹药和文件，收藏抗日战士。王婆坚强勇敢不屈不挠，一直地反抗着。

 

 

 

 

 

 

 

 

 

 

 

 

 

 

 

 

 

 

 

四 结论

 

通过对萧红作品中的经典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揣摩，和对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的阐述，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到，萧红在真实的生活的切身经历中，形成了她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生活、两性关系的独特的观点看法，并将这些观点悄然地融入到了她的作品当中，形成了完美的整体。并通过这些作品文字，塑造了一批最为真实而又可悲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无助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的愚昧，揭露了封建男权社会的腐朽与肮脏。在当时的文坛上，萧红将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泼洒进作品中，用心沟通着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抒发着女性的苦难的悲哀。她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创造出了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学作品。

萧红凭借自己的亲身经历，猛烈地批判了封建的社会和腐朽的思想，同时也表现出了女性对争取自我权利的强烈欲望。虽然她的女权意识的反叛中也有着缺点，在反抗的同时却又不断地希望寻求到男人的庇佑，但是对于当时女权意识正初步发展开来的时期来说，萧红无疑是一个特殊分子，也正因如此，她成为了五四时期文坛上的一枝带刺的玫瑰。萧红对人类特别是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有着自觉的探索和自省，她在作品敢于正视现实，虽然描写了许多悲哀的女性形象，但是哀其不幸之余，也透露着不甘沉沦的态度，反抗命运和自我拯救的态度与决心。她将自己独特的女性体验和女性视角，趋于完美地融合到作品的创作当中，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贯穿到作品之中。萧红用她的痛苦与坚忍、执着与反叛、独特与个性，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无法复制的文学作品形象，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在文坛上的无法替代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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