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二章 蔡锷：昆明重九起义
朱德：云南学武 欧洲入党
叶剑英：跟日本教官比武
蒋介石: 秘密访问苏联 (1)
朱德假填籍贯考取讲武堂
朱 德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为适应清末军制改革建立的新式陆军需要大批新军军官而创办的，是清末各省讲武堂中最重要的一所。1909年9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讲武堂最初的总办（校长）为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云南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同盟会员李根源为监督，不久高尔登辞去兼职，李根源继任总办，主持校务。加上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其中不少是同盟会员），被聘为教官。这样，云南陆军讲武堂充满了革命气氛，其领导权事实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1886年12月1日，朱德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坊镇李家湾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出世。母亲生下他时，给他取的乳名叫“狗儿”。
朱德小的时候，朱家有时也按川北习俗，称呼他为“狗娃子”。朱德4岁时，父亲按朱家的祖传字辈，给他取名朱代珍。1895年，他的私塾先生又给他改名为朱玉阶，希望他往后用功读书，要像玉石那样洁白做人，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又有一个名字叫朱建德。
1906年,朱德离别顺庆府学堂时,赠与同窗好友一首诗: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记忆中;
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
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
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年轻的朱德，纵有“冲天壮志”，却报国无门。
1908年，朱德从成都高师毕业后，回家乡教了一年书。为了报效祖国，他立志投笔从戎。行前，他赋诗《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1909年8月，朱德离开四川仪陇家乡，与其好友秦昆，经过70多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投军当了一名士兵。不久，作为朱德上司的罗佩金标统(团长)，发现朱德有才华，又能吃苦，且志气宏大，即推荐朱德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和秦昆一起去报考，第一次入学考试，两人成绩都比较好，达到了录取要求。然而出人意外的是，秦昆被录取了，朱德却榜上无名。原来秦昆填的是云南籍，朱德填的是四川籍，因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初，当局有两个目的，一是培养为当局所需要的军事人才，另一个是对付英法对云南的侵略。为了后一个目的，开始时对非云南籍的考生，讲武堂暂不录取。因此朱德未被录取。
又过了几周，讲武堂第二次补行招生，朱德接受了教训，假填籍贯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姓名由朱建德改为朱德，即是红色品德的意思。由于成绩好，又是“云南籍”考生，自然被录取了。1909年11月，23岁的朱德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
但是，入学后遇到了麻烦，假填籍贯的问题很快就暴露了。按当时规定，是要开除学籍的。由于朱德成绩优秀，精神可嘉，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讲武堂领导发生了争执。有的主张开除，有的认为可以变通处理，不必开除。主持校务的李根源最后表示：“籍贯错了改回来就可以了，不要为这样一个问题把一个不辞千里跋涉来投考讲武堂的有志青年，拒之于门外。”朱德这才留了下来。
当时全国诸多军官学校中，最为有名的只有两所，一所是保定军官学校，一所便是云南陆军军官学校，又名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进入学校后，被编入丙班二队步兵科学习。
朱德对于能够录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非常感动。他说：“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地方！”从此，他一心一意投入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他知道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又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这又是他参加民主革命的起点。朱德从此开始了一生显赫的军事生涯和革命生涯。
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
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开办时所聘任的38名教职员中，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占了绝大多数。
云南陆军讲武堂堪称一所充满神奇的军校，因为这里的教官和学生曾做出彪炳史册的业绩。甚至可以说，这所军校培养出的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
当时，讲武堂的学员中，绝大多数是一些有志的爱国青年，如崔庸健、武元甲、叶剑英等及后来韩国的第一任总理李范奭等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朱德的同班同学中，也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成为著名将帅的，如朱培德、杨池生、马珍、金汉鼎、田钟谷、范石生、王均、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邓泰中、杨蓁等。
在讲武堂，朱德与朱培德两人都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誉为学校的“模范二朱”。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由于思想进步，于1909年由同学范石生等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组织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光复独立。10月30日，昆明起义爆发。作为这次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讲武堂师生，第一次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所近代化军事院校卓越的教育成果。起义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勇往直前，势不可挡。
辛亥革命中，蔡锷以讲武堂师生为核心，领导武装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
昆明起义后，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一批讲武堂的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而成为领导核心，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
军政府组成“北伐军”，援川、黔、藏，促进了大西南的光复，为结束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立下了功勋。护法战争中，曾任讲武堂校长的唐继尧联合滇、川、黔军，高举“维护约法，以靖国难”的义旗，组成靖国联军声讨段祺瑞，响应孙中山护法政府的号令，其义举吸引了湘、鄂、豫、陕、闽的将领率部加入，唐继尧因而有了八省联军总司令之称。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 2009.6.18摄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12年讲武堂奉蔡锷令改为讲武学校）派出教官刘耀扬、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前往黄埔军校援助建校，后来林振雄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学校第12期毕业生叶剑英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北伐军高级将领中，讲武学校师生也不少，朱培德为北伐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为第十六军军长，金汉鼎为第九军军长，朱培德和教官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他们都战功卓著。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云南首义各省响应，再造共和伟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任命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共同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其中，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靖国滇军，是军政府所依靠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讲武堂毕业的朱德、叶剑英分别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范石生曾以讲武同学之谊，接济和掩护过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使其渡过困境，走上了井冈山，也属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朱德、叶剑英作为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和指挥共产党武装抗日外，鲜为人知的是，叶剑英还奉中共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团结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连国民党的军委会也赞扬训练班的教学“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讲武堂师生中不少人率部抗日，浴血奋战。如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率部血战中条山，毙日寇八千余，以身殉国；第七十六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英勇成仁，赢得了“硬汉将军王甲本”的美名；第六十军军长卢汉，在徐州会战中，浴血奋战27昼夜，击溃了号称王牌军的日寇板垣、矶谷师团；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第三军军长杨宏光、副军长张与仁，率领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所部在江西战役、长沙大捷等战中，做出了重大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曾任讲武学校校长的龙云组织全云南省人民，为抗日战场输送了35万将士，其中，不少讲武学校毕业生血洒疆场。
解放战争时期，除朱德、叶剑英元帅和周保中直接参与领导人民军队进行解放战争外，讲武学校毕业生中，许多人也及时明辨事非，率部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如一八四师的潘溯端师长领导了海城起义，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了长春起义，云南省卢汉主席、第九十三军龙泽汇军长、第七十四军余建勋军长等领导了云南起义。
讲武堂历史之辉煌令人惊叹。
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将军
蔡锷 唐继尧 叶剑英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军的摇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其中较著名的有：
教官和官佐：
蔡锷：上将，讲武堂校长，护国军一军总司令。
李根源：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珍：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杰：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总参谋长。
毕业生：
朱德：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键：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武元甲：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
胡瑛：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云：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汉：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讲武堂培养了7位黄埔红色教官
叶剑英：1917年夏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24年应廖仲恺的邀请，参加黄埔学校的筹备工作，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讲授兵器学，是黄埔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说：叶在黄埔，“思想受到极大的变动”。叶剑英在黄埔期间，接触了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未果。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崔庸健：又名石泉，朝鲜平安北道人，1922年入天津南开大学学习，1923年于云南讲武堂第二十二期毕业。1925-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严凤仪：黄埔军校上尉军事教官。原名銮海，海南琼海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一期步兵科毕业。曾任滇军排长、副连长。1923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调入黄埔军校任上尉教官、第一期学生第四队副队长、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徐成章：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原名徐天宗，字惠如，海南琼山人。1918年初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步兵科。1922年初与罗汉、鲁易、陈公培等组织琼崖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初到广州，任粤桂联军陈继虞支队参谋长，同年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5月，徐成章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担任特别官佐。1924年11月，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徐成章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直接受周恩来同志领导。
曹石泉：海南琼海人，小时在新加坡做工，1919年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工兵科第十五期，1922年初毕业。1924年春加入黄埔军校，任第一期第二队区队长。参与组织“琼崖革命同志会”。曹石泉是在徐成章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之下加入中共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45年编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列有曹石泉姓名。
杨宁：又名杨林，原名金勋，朝鲜平安北道人，1898年生。因在朝鲜参加爱国运动受通缉，流亡中国。1920年由东北到上海，随后又经广州、香港、越南而到昆明，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步兵科，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中尉教官，后任第三、第四队上尉教官，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1925年在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江西兴国人，1897年生，曾先后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护国第二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1925年春由黄锦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平定杨、刘之役后，转入黄埔军校，任第三队上尉队长。
蔡锷巧遇两恩师
蔡锷，湖南邵阳县亲睦乡人。
1890年的初秋某日，邵阳宿儒樊春徐先生投宿于邵阳桃花坪蔡家客栈。当晚，好学不辍的樊先生在灯下朗读《留侯论》。店主的儿子蔡锷闻琅琅读书声，推门立于灯前凝神听读。樊先生见状大惊，忙问何以致此？十岁的蔡锷答：“见公读书似甚快乐，遂不觉神往。”樊先生觉得此小孩禀赋非凡，当得知其家贫无法入学时，便免费收纳于门下。蔡锷刻苦攻读，十四岁便中了秀才，且名列全府案首。
蔡锷十六岁时，时年二十四岁的梁启超来湖南主持新兴的时务学堂，讲授救国救民的新学。蔡锷由邵阳步行一百七十多公里，到长沙拜梁启超为师。在四十名学生中，蔡锷年龄最小，而天资最聪明，求学最勤奋，当蔡锷二十岁时，梁启超便将他推荐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梁启超没有料到十三年后的1915年，蔡锷竟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身份在云南首树武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义旗，而自己也有幸充当了这位三十五岁的总司令的首席顾问。
1904年蔡锷在日本学成返乡(湖南)，在端芳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当了陆军小学的总办，此广西陆军小学就是李宗仁的母校。李宗仁非常崇拜这位校长，把他说成是不可攀的“飞将军”。李宗仁说，蔡总办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虽然很崇拜蔡锷，最后还是参加了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因为，据李宗仁说，当时湖南人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
广西人驱蔡，蔡锷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就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
1911年初，蔡锷从广西陆军学堂总办任上调到云南为新军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还在云南讲武堂兼任教官，朱德和叶剑英成了他的学生，他又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后，引进了大批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晚期留日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
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北洋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兴的关系，蔡锷和同盟会也走得很近。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其中六个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时，蔡锷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军官密议之后，蔡锷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向清廷宣布独立了。
这便是蔡锷与李根源等人在昆明举行的“重九起义”，蔡锷被推为总指挥。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蔡锷任云南省都督。
此时，蔡锷刚好“而立”之年，尚无家室。不久经人介绍，他与昆明人潘廷权的女儿、德貌均佳的潘蕙英结识，并在五华山云南都督府举行了婚礼。
潘惠英，云南晋宁人。她父亲潘廷权是前清贡生，伯父潘廷杓清末任四川资州州判。潘廷权仕途蹉跎，宣统初年到资州投奔长兄。潘廷权的子女中，潘惠英居长，有弟妹各一。潘惠英幼时曾随父亲读过书，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在母亲久病不愈的困境下，竟然效仿古书上的故事，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煨羹喂母，以为如此“孝行”会感动上苍。然而半月后，母亲却病故。
潘廷权在四川境遇不佳，又遭丧妻之痛，便携儿女回到昆明，适逢蔡锷物色夫人人选，潘廷权旧时文友以为潘惠英德貌均佳，于是从中撮合，潘惠英就成了蔡锷夫人。婚礼未大操办，所以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
云南独立了，蔡锷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攻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继尧还只是滇军里的小小官带，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蔡都督何以致此？唐继尧对他的老长官和老学长是非常感激的。
蔡锷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梁启超狂为他宣传，进步党人群起抬轿，革命党人拉拢，便早已名扬海内。1906年，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世凯为阅兵大使，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当时蔡锷就颇为袁世凯看重，隐有选拔之意。到袁世凯有了称帝的企图时，他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12时，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的旧例，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梁、蔡师徒为此亦颇感激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屯，而应尽快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遍地黑金（鸦片），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锷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继尧这个地头蛇接掌才属万全。如此经梁启超的党羽在袁世凯面前一再说项，结果终于得到袁世凯的默契，将蔡锷调回湖南，由唐继尧返滇接任云南都督。 小凤仙
1913年夏季，蔡锷来到北京，却发现袁世凯并无意要他回湖南，却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留之。因为袁世凯若调蔡锷去湖南，恐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蔡锷在北京三年，当了个他一窍不通的经界督办，怨声叹气，最后找了个妓女小凤仙作掩护，才逃出了北京。他后来丧命于喉疾，却被误诊为花柳，而蔡锷自己也深信不疑。
蔡锷如何逃离北京
蔡锷究竟是怎样离开京津，回到云南昆明的？除了小凤仙掩护出逃一说，还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曾鲲化早年与蔡锷同在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后担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策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露天茶社，蔡锷与小凤仙对面而坐，抽烟品茶。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桌椅上又留有他的衣物，便没在意。这是蔡锷和曾鲲化事前分析了密探的心理，采取的金蝉脱壳之计。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右街板房二十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和马夫用轿子抬着，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出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曾鲲化利用交通总长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此一说法，最后一句露了马脚。1912-1916年，曾鲲化的职务仅为交通部技正，直到1916年10月14日，才被任命为交通部路工司长。他既不是交通总长，何来权力准备“直达天津的专车”？又何能帮蔡锷“逃出北京”？
另一种说法是：帮助蔡锷安全出京的不是小凤仙，而是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端纳。此说主要来自由端纳口述、美国人记录整理的《中国的端纳》，中译本为《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此说不可信。
还有一种说法是：蔡锷的同学、陆军中将哈汉章的记载。当时为副总统黎元洪幕僚的哈汉章说，蔡锷离京，大体过程如下：
1915年11月10日，“为予祖母寿辰，宴请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松坡(即蔡锷)同学往还素密，是日早至，谓予曰：今日大雪，可在此打长夜之牌。予知松坡有用意，即托刘禺生代为召集。是日，蔡锷与刘成禺(字禺生)、张绍曾、丁槐四人，聚博终夜。次日七时，蔡锷自哈家直接去中南海统率办事处画卯。侍者曰：将军今日来此过早。松坡曰：我表快两小时矣。随以电话告小凤仙，午后十二点半到某处吃饭，故示闲暇。乃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
蔡锷走后，哈汉章受嫌疑最重。他为开脱自己的责任，编造了一套说辞：“乃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上闻。予等亦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小凤仙因此遭侦探盘诘。因为她确实并未与闻蔡锷出逃天津之机密，侦探盘问再三，始终不得要领。袁世凯最后亦未加害于她。
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逃离北京，安抵天津；之后，于18日夜登船东渡日本，成功踏上了回滇讨袁的征程。
当蔡锷逃离北京之后，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
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当“筹安会”出笼，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的舆论甚嚣尘上时，蔡锷一方面悄悄地和老师梁启超密商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另一方面，他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摆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因为梁启超已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一份赞同帝制的签名书上，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等列名其后，一共有12个将军在上面签了名。
以袁世凯这样的奸雄自然不会轻信，他内心对蔡锷仍是不太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派人搜查他的家。因蔡锷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租界梁启超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因为有了那份赞同帝制签名书，所以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致电责问蔡锷为什么反复无常？蔡锷回答的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蔡锷死后，每当梁启超想起心爱的学生当年的那番话，就感到心痛：“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搞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拒开“后门”的蔡锷
1911年11月1日，云南省的起义官兵，在昆明五华山上的两级师范所在地组建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年仅29岁的青年将军蔡锷为都督。
蔡锷有两个弟弟都在湖南邵阳的老家务农，听到大哥当上了大官，有说不出的喜悦。大弟25岁，叫蔡钟，二弟才19岁。两人商量一番后，决定由蔡钟去云南看望多年不见的大哥，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大哥谋个一官半职，跳出“农门”。
蔡锷见到已长大成人的老二，心里非常高兴，便招待他在都督府住下。过了几天，老二无走的意思，还期期纳纳地说出想在云南谋事的打算。
一天晚饭后，蔡锷对大弟说：“你想在云南做事，当然可以。但是我身为都督，带头安插亲朋，别人会怎么看，怎么说，还会跟着做。这样对你我都不好。我看，母亲年纪大了，她老人家养育我们三人不容易，家里需要有人照顾，我看你还是回去好。”
蔡钟听后一言不发，生闷气。蔡锷却寸步不让说：“我为国家尽忠，不能尽孝了，家里的事，我要拜托两位了，我积下的一百元钱，你拿去补贴家用。”蔡钟见哥哥把门关得死死的，毫无回旋余地，只好第二天就踏上了归程。
从此，再无人来找蔡锷要官了。
维护共和，反对帝制
1915年10月，蔡锷决定到云南策动反对复辟帝制的武装起义护国起义。
蔡锷摆脱了袁世凯的控制，经日本到达香港，转道越南进入云南。
密探侦察到蔡锷的行踪后，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立刻通知蒙自关道尹周沆、阿迷（今开远）县长张一鲲，要他们派人刺杀蔡锷；又通知唐继尧：“倘有乱党赴滇......无论何人，但有谋乱行为，立置于法。”还向唐许愿：唐将军公忠体国，智勇兼优，必可震慑消灭，如能诛杀蔡锷，封郡王，得酬金300万元。
唐继尧得到消息，一面电请法国驻越南总督保护蔡锷过境；一面派警卫团长唐继虞到越南迎接；又调临安（今建水）驻军到阿迷、碧色寨驻防；还命令滇越铁路警察局沿线巡查，防止破坏。 蔡 锷
刺客在越南刺杀蔡锷没有得手后，周沆、张一鲲计划在蔡锷到达阿迷及碧色寨时，借宴请为名在酒里下毒毒死蔡锷。如果蔡锷不赴宴，就等他住下再想法暗杀。警备大队队长马玉堂建议，挑选敢死队员冒充百姓，乘乱杀死蔡锷并生擒唐继虞。
11月30日，蔡锷等人经河口入云南，火车将至蒙自碧色寨时，蔡锷提前避入货车厢内，警卫连下车戒备。车站上已经摆好宴席，许多士绅在座，数十个身着农民服装的壮汉围在周沆左右，为首一人，率众求见蔡锷，唐继虞以蔡都督有病辞谢。此时，站上有马玉堂警备大队的官兵300余人，连同远近埋伏的士兵，共约六七百人。可也就在这时，临安驻军已经赶到，排在马部官兵背后，哨兵在高处了望，枪卸肩，刀在手，杀气腾腾。周沆是个胆小心虚的文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犹豫不决之际，火车已经开动了。
车到阿迷，县长张一鲲又率士绅来请蔡锷，但搞不清蔡锷藏在哪个车厢，无从下手，只好作罢。蔡锷安全到达昆明。
蔡锷去见唐继尧，一见面他就惊喜地说：“想不到诸公早有周祥准备，实在出乎我的意外。”
两天后，唐继尧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四天后，云南通电全国，宣告“兴师起义，誓灭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