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老家的伙伴打来电话，说我们村的牌坊遭遇了窃贼。一辆小轿车开到牌坊附近，偷走了牌坊上的两个人物雕像，拆下了“理学名家”的石碑，想运走石碑时被村民无意中发现了，然后逃之夭夭。顺便说一句，我老家在江西省抚州市，就是那个快成为网络敏感词的地方。

在历史上，抚州或临川本是“才子之乡”，民风淳朴，但是现在农村治安相当糟糕。偷鸡、偷牛、偷摩托车、偷电脑等事情比比皆是，有一年连县委办公室都被偷了，现在丧心病狂的窃贼居然连石碑都盯上了。窃贼固然应该断子绝孙，但是官员们在忙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相当多经济学者津津乐道地从地方政府开展GDP竞赛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却鲜有人对政绩观进行反思，仿佛他们看不到活生生的负面事实。想想看，当一个个地方政府都跟公司一样疯了似地去搞GDP，去“刮地皮”，去招商引资时，还有谁会关心社会治安？对于公安局来说，与其去破获一起价值不足万元的小案件，不如去抓几个赌场或鸡窝更容易来钱。创收嘛，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

学者们在讨论“刘易斯拐点”时，在谈论“人口红利”时，又有多少人关注过空心化后的农村的治理状况？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走了，社会治安空前糟糕，农村的政治选举和社会治理也名存实亡。

当越来越多的精英来自城市而非农村时，若干年后，谁敢说中国的未来不会是今天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