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创业投资已经很发达了。几乎是全民PE。我说，你错了。现在中国的创投还是初级阶段。什么是初级，初级就是不发达。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投资规划，而不能违背价值规律。我们做创投，不能脱离国情。一定要认清中国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出现失误，根本原因就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投现在要做的，主要还不是往创业板，中小板送多少家企业，而是协助中小企业科学发展。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业。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的事业。有人说，既然搞创投，还要什么社会主义！我说，中国创投不能按照西方发达国家那种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必须在创投的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如果不加上这几个字，很容易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总之，不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投是没有前途的。

　　最近有幸学习了摩根合伙人以及共同创始人沃克关于创业投资的论述。他是哈佛学院商学院的MBA。他认为，创业投资中的财务纪律、权责匹配，以及增长策略可以适用于很多领域，包括非盈利领域。摩根大通董事会对他的见解充分认同，并且还得到了索罗斯的支持。实际上，这些年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将创业投资中的经验应用于更为广泛的层面，因为管理技术，商业技术完全可以通用的。我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摸爬滚打，就是想弄清楚几个问题。如何组织我们的人员？如何建立好的合伙关系？如何管理好董事会？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市场机会在哪里？如何做才是有效率的？我们合适的工作是什么？西方的管理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倾向。就是过于看重流程和组织。其实，我们搞清楚我们的目标是投资成功的手段。而不是流程和组织。所以，只要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一直试图将竞争者变为合作者。在这次《绿色产业投资——对话中西部》活动中，我们赢得了外资，国资、民资、券商、财务顾问公司的充分信赖。他们愿意将好的机会与我们分享。愿意与我们沟通业务技巧。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决定和谁合作，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如何运营以及我们究竟可以相信谁。客观的讲，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动用了官方的力量。但，绝不是市面上流行的“官商结合”的庸俗做法。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只是帮我们引荐和召集地方中小企业。使我们能够零距离的接触到企业领导人。现在好多投资机构，把金融办作为公关的主要对象。而实际上，在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中，工信局、科技局、商务局、开发区管委会等这些机构才最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做创业投资的机构必须主动去和他们建立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 这是因为：一家规模不算大的投资公司，不可能供养几百名投资经理在全国遴选投资前景的投资标的。按最大限度，一个投资经理一周拜访两家企业，一年下来，最好也就是上100家，实际上都做不到这么多。但与政府部门合作，一天就可以见到好几家，比如我们办对接会，一天甚至可以见到上百家。这种方法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也起到了宣传作用。 另外，由政府部门的人带你去见企业领导，人家一般不会“排斥”你，还很热情。

　　但是，社会还是对创投基金有不同程度的误会。甚至还有人认为：创业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或者证券投资基金类似。上次去宝鸡，一名科技局的工作人员就问我到这个问题，你们是不是炒股的那种基金，我说不是。他们那些基金整天的时间都全神贯注电脑屏幕，随时观测股票的涨跌。而我们几乎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地寻找可以投资的中小企业。但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他们也会招聘青年才俊和寻找资金的提供者。但中小企业，是需要创投帮助其重新设计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加强公司的经营能力的。而不是对冲基金！在以前的10年间内，为什么美国的对冲基金模型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强劲的牛市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市场促进了对冲基金发展。他们的业务量高达2万亿美元。但是到了2008年，在金融系统瘫痪前，3/4的对冲基金报告亏损，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宽松的信贷市场收紧，而信贷市场支持着对冲基金的大量交易。亏损随着雷曼兄弟的倒掉而加大。这进一步说明，在信贷市场崩溃以及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对冲基金是脆弱的。

　　这些年我走访了好多县城的民企，但我发现年产值在1亿靠上、或利润在一两千万的中小企业领导人，做事都过于“矜持”。一般都不主动配合投资公司正常开展工作。和他们打交道，要锻炼自己的心力，以及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这也和许多民营的中小企业主，知识结构还是不够完整，多数在财务内控和资本运营方面严重缺血。融资难的原因许多都是自身造成的，而不能把原因全部推给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身上。当年红军干革命的时候，许多人也对红军持有怀疑的态度。不理解，不认同，但党的宣传工作做得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到位了，才会得到认可和配合。 现在县域的创业投资市场还没有形成，这就需要宣传。创业投资发展不起来，就会极大遏制县域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什么叫宣传？那种大呼小叫喊口号、大字报满天飞、贴标语、散传单，只能算是宣传的小儿科。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显示了惊人的老谋深算：“最有效的宣传”就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这才是“宣传”的最高境界，这才叫润物细无声。

　　在过去，我们创投界就说，利润的倍数等于企业价值。我认为这是一叶障目的说法。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企业价值不等于利润的倍数，大量的成功投资案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满足客户价值的能力越强，这个企业越值得投资，取得丰富回报率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创业投资一定要解放思想。对于新兴产业，你不能一味的盯着他近两年的财务数据对其价值评估，去“算数”。阿里巴巴在2000年前后绝对属于“新兴产业”，孙正义给出的价格恐怕不是按企业的净利润给倍数的。孙正义在“算性”、“算形”方面，高超的遴选了这么一个种子队。实践证明：创业投资里的娇娇者，并不出在财务专家行伍里面的原因在于：他们只懂得“算数”，而在“算形”、“算性”方面有太多的课程需要弥补，创业投资应属于“算术”，而非“算数”。前几天拜读了张瑞敏的《怎样成为时代的企业》。文章提出了几个崭新概念，如：战略损益表、决策会计。实际上，这两点正是创投行业所要关注的关键点。一句话，就是要超越资产负债表！传统财务管理将财务资源的范围界定为企业的物质资源(包括资金和物资)，而将智慧资源游离于财务资源的范畴之外，这种界定显然已不合时宜。以财务报表来衡量企业的价值，做的再好，最多只能称呼为优秀。要想使你的基金卓越，必须超越资产负债表！

　　和业界同仁一样，我也阅读过几百份来自香港与内地的招股说明书，阅读过上千份私募融资计划书。成长期以及成熟期的项目，我是倾向于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助。但在早期项目的判断上，我是倾向定性分析为主要。若我们可以将早期项目的定性分析，也能量化成若干项有创建性的指标来度量，那对创业投资事业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早期项目的定性分析如何量化成公允的定量指标，而得到资本市场的多数认可。我想，这些参数若能早日创造出来，那将会极大缓解早期项目融资难问题。如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结症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原因在于，我们的金融市场被“定量分析”拿捏住了。它的权重实在是太大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创业投资老是从西方投资学找方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也不能说没问题。我们要透过国内创业者的文化属性，洞察到创业者潜在的隐性价值。看不到这些，就会片面。就会犯“机械主义”错误。 我深信古代道行颇深的仁人志士是存在的。了解国史的人，不会不知道，那些开国谋臣名将，多数都在道学的熔炉里“深造”过。他们在精深的道学中学会了“算”。包括：算数，算形，算性！这就是一种综合算术。中国原先没有商业银行，这是舶来品，也是全球资金融通市场的主流。这一融通工具很大成分上是在定量的基础上框定其服务的客户范围，虽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控制风险之作用。但其短板也显而易见，只会算数，而不会算形，不会算性！确实如此，文化是需要协调的。学院派认为创投狭隘的迷恋净利润，而管理界人士认为研究人员属于天真幼稚派。因此，创产投融研要想融合在一起，需要着眼于几个文化潜在的互补性，融合学术思想、资本运营、管理技能等几个方面。这才能将基础性科学研究转化为实在的商业成果。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创投率先垂范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