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和西亚多尔·威斯巴登-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Adorno）保存下来了大量书信，这本首次编辑的完整通信集象其中的内容一样还不为人熟知：1966年阿多诺和戈舍·肖勒姆（Gershom Scholem）合编了一本本雅明的书信集，阿多诺把本雅明写给他的十一封信和他写给本雅明的两封信编入其中；1970年，鲁尔夫·特德曼（Rolf Tiedemann）节编了一系列阿多诺写给本雅明的信，这些信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本雅明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密切相关。经过修订和扩充之后，这个集子收集了更多书信。瓦尔特·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的编者鲁尔夫·特德曼（Rolf Tiedemann）和赫尔曼·斯外盆那撒（Hermann Schweppenhauser）最后节选出版了阿多诺和本雅明的书信，作为该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文献不仅有利于说明本雅明著作的起源与发展，而且揭示了他们在通信期间所发生的剧烈争论。

“所有的具体化都是遗忘：物体都变成了纯粹的类似事物一样的时刻，它们其他方面的连续性存在已不再向我们显示和保留：它们已经被遗忘了。”如果想到1940年2月29日阿多诺在写给本雅明信中的这种感受，我们几乎不能再找到一条更好的方法来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评理论界不断相互争论的不同主张的鲜明差异了，而且当代的二流文学作品正是对这些争论的不同结果所进行的总结和表述。阿多诺和本雅明在流落异国的岁月里对彼此的著作进行的相互批评绝非是一个寒冰凝结死气沉沉的世界，在这里，这些重要著作首次遭到解剖又被笨拙地重组在一起，随后被那些后来者接受、解释和传播。这本通信集中有相当一部分书信直接涉及到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这部最终以断片形式存活下来的著作，这部著作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破解整个十九世纪，象过去一样，本雅明预先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论波德莱尔（该文出自一封探讨这部著作的信，就是上面引用过的阿多诺那封信）。一般来说，这些信——尤其是1934年以后在本雅明和阿多诺流落异国的岁月里所写的信——往往适当地呈现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经验的理论描述，但是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兴起，这种资产阶级文化已不可避免地开始消失了——这种损失和遗忘绝不象寻求心身解放的旅行者突然目睹到了他旅行的目标那样。

但是如果这些书信直接关系到维持对于移民来说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的话，它们同样地直接关系到所有经验主义的压舱石，关系到生活的物质状况，关系到在文化氛围中出版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实际机遇，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社会前提日益脆弱的情况下，这种文化氛围对于他们的激进批判极为不利。这本通信集揭示了本雅明和阿多诺在他们孤立于世的期间同舟共济的巨大的实践与文化团结意义——在法国文学精英当中，值得钦佩的也只不过一两个，作为一个外国人，本雅明的兴趣就是不断地推进他的著述事业，尽管所有的外交辞令有时他也能做到。另一个置身于牛津的默顿大学，这正如他在给本雅明的一封信里所说的，“戴帽穿袍，过着一种中世纪的学生生活”，维持着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智慧则易于被视为一种无情的批评。这种无情关乎重大问题——作者把他们的每一篇作品都看作是对理论建设的一份贡献——它表明团结的批评同样是并且同时是知识分子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博学者的共和国，在固定的学术世界里已失去了容身之地，只有在那些被迫放弃所有学术安全以及外在于基本问题的所有契约的人们当中才能延展生存。1965年，阿多诺描述了这种独立存在的真实问题的首要性在于它已脱离了对具体对象的经验主义的痕迹：“个体无情地声称，不管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都强调精神的首要性，而绝不是只对自己，这种首要性已变成了直接问题。”即使这句话有明显附和本雅明的意味，但它同样是其作者所持的观点。正是这种“无情”造就了本雅明，阿多诺曾把本雅明描述为一个“伟大而充满热情的书信作家”，而阿多诺本人在写信时则以从蒙昧世纪以来直到他生活的时代那些最有意义的书信作为参照。

保存下来的本雅明写给阿多诺最早一封信写于1928年7月2日，这是本通信集的开始，这封信是对阿多诺已经丢失了的一封信的答复。从1923年起他们先在法兰克福后在柏林相遇，这封信已经揭示了本通信集中的他们连续不断的问题探讨的程度。1930年开始之前，阿多诺写给本雅明的所有书信都已丢失：1933年3月，当本雅明被迫离开德国时，这些信都被遗留在本雅明在柏林的最后一处寓所里(位于Regentenstrasse)，即使不只是从这本通信集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大损失。1934至1940年阿多诺的书信原件则是在他早先在属于前民主德国的一部分的东柏林留下的一部分文学遗物中发现的。有些书信被当成本雅明的论文保存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thèque Nationale？）。由于这些信具有广泛的理论色彩，因而本雅明没有把它们和别的信放在一起；在离开巴黎之前，他把这些信和其他各种论文托付给了乔治·巴太勒（Georges Bataille），乔治·巴太勒把这些文稿都藏在了他工作的所在地：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这些信才得以发现。阿多诺保存的本雅明的书信原件被发现于他的文学遗物里，现属于西亚多尔·威斯巴登-阿多诺档案馆（位于Frankfurt am Main）。在这些文件中，本雅明的书信原件有一封被弄丢了，或者也可能是收信人基于安全考虑把它故意毁掉了（见第20封信），有时候用打印件而去参考原件的复印件是可能的。

这本通信集中的书信和名信片都按年代先后顺序完整地印刷出来，没有任何删除和缩略。由格雷特·阿多诺在阿多诺的名信片和书信后添加的附言也收入本集，并用小号字印出。一个特殊例子是，一封给阿多诺的信来自第三方，即美国艺术史学家麦耶·斯卡皮若（Meyer Schapiro），由于这封信是对本雅明向阿多诺提出的几个问题的直接答复，并且阿多诺在寄给本雅明这封信时附了一些相关的解释性话语，因而被选入本书。

    对这些信的注解意在阐明其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人名和特殊背景。书中用大量的参考资料解释个人，新情况和事件，为了阐明这些情况，文中还引用了其他尚未出版的相关书信：阿多诺和齐格弗里德·卡拉克尔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通信，还有本雅明和格雷特·阿多诺以及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通信。当信中详细谈到写信者双方的理论和文学作品时，有时会采用富有特色的文本评论，然后一般性地给读者提供与所谈著作相关的书目信息，并且指明该作在这两个作者全集的标准德文版的准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