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军事组织的全球化发展促进
中俄印欧美英六方共同建构世界新秩序
乐后圣
刊载于中国战略智库权威期刊《战略与风险管理》杂志2011年第2期
摘要：当人类进入
关键词：全球化文明；北约军事；世界秩序；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乐后圣，湖北宜都人。北京资深安全战略思想家，青年入伍中央警卫部队，曾任北京国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致力于太空安全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和平发展战略研究、并致力于儒释道医同现代文明融合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近年主要著作有《国家和平发展战略》、《和谐社会构建论》、《医道——身国共治的人本文明》、《文化军事战略》等出版。
全球化正在摧毁目的论和宿命论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具有过程性的思维。一切宗教和神学的哲学基础都是目的论和宿命论，它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假定一切事物、一切行动都有其终极目的，人们无法超越预先设定的最终目的。一切封建迷信和个人崇拜归根结底也是由这种宿命论和目的论派生出来的，它的现实基础就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观念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时期地静止不变。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必须对外部世界开放，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全球化不是一种目标，甚至也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迫使民族国家不断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创新，使改革和创新也变成一个持续的过程。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生活，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全球化将现代文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我们正在全力振兴中华文化，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复兴。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迎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更加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更加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这是推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承受着远远超越其当前能力的责任或抱负，而日益显现的、似乎正在履行既有规制的私人结构却深受合法性不足之苦，这些不足同时反映了它们在地理空间和流动空间中的定位。虽然关于新的制度形式的某些严肃试验目前正在进行，但在当前这个时期，这些试验似乎主要限定在区域范围之内，例如欧洲的某些最具创新意义的试验等。但是，追求有效解决问题以及最大可能的自主性程度的压力现在已经明确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制度发展和变迁的理论不仅仅意味着人类希望塑造并生活在一个繁荣、安全和具有可持续性的世界之中，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强烈渴望一个在原则上为其自身，以及为其能够参与的集体保持一种高度自主性的世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以及需要纳入任何关于我们世界快速变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广泛研究之中的许多其他领域，关键的制度特征就是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促使各国之间协调一致行动的那些关键制度的完善和失败当然是国际化理论脉络的一部分，尽管其中存在着通常过于简化的功能主义逻辑，以及与大多数相关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假设。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就会想起一直发展变化的国际联盟、商业联盟、货币标准和各种联邦。即使在实际上已经实现改革的情形中，更为常见的似乎不是稳定性，而是不断地侵蚀和适应性变化。这种趋势明显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胜利的同盟国建立的各种制度之中。不过，全球化承诺在构造各种渴求权威性社会秩序的国际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中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全面的变革。
就维持秩序关系中的最有效方面或者消除它们的消极后果而构造的各种结构来说，没有什么是天生注定的。旧制度的重构、新制度的养成都需要在某些原则和规范方面达成基本一致，需要领袖们及其追随者就那些相互对立或冲突的因素做出妥协的意愿达成共识。全球化的转型过程并不必然使形成这种一致或者促进这些妥协变得更容易和更简单。实际上，不管是在经济权力、文化体制，或者社会实践的哪个方面，借助日益显现的多极世界，他们都在努力构建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其中，各种不同的制度都要由美国和欧盟各国单独设计、改变和领导。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自主性的多重内涵，以及谁的自主性必须得以考虑等问题为设定可实现的目标和确定现实的局限提供了重要的衡量标准。
全球化突飞猛进使全球问题向纵深发展，凸显了全球主义。全球主义因其历史指向和大趋势而展示出极大的魅力，引起我们对全球政治理论的深层思考。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世界民族国家体制虽遭到冲击，却未根本动摇，要在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终结的意义上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显然是一种幻觉。可是，国家不再能垄断一切，按照全球的特定逻辑采取行动，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上集结，把自己的力量融入创造新世界的历史合力，也是明白无误的事实。民族国家正在做出极大的转型努力，民族国家体制正在做出历史性的重大调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要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现在尚处于萌动时期，只有全球性的重大历史性事变或灾变，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加速形成涵盖国家的全球共同体网络。我们要放眼未来，立足现实，克服抽象的全球本位和狭隘的国家本位。我们倡导一种全球中庸主义及合作共治的理论模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社会实践，当然，它绝不可能是国家主义的，但也不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主义。这种全球共治理论融合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合理性，反映全球政治的现实与趋势，揭示全球政治的实质，因此，它不能不是一个全球广泛参与下的以国家共同治理为重心的理论，也不能不具有中庸和综合的特征。它在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主张内在超越，即把理想世界看做是在现实世界之内的，理想的生命力已在现实世界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风采。这一理论能够解释和预测全球政治的发展：通过内部微观调整的长期积累，最终从根本上突破既定体制与逻辑前提，形成一种集理想、趋势、进程、实践和规则于一身的新的全球社会基本制度框架，对全球事务进行合作性的全面治理，既包括传统的国家治理，也包括反映全球化新趋势的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共同治理、非国家治理以及涵盖上述各种治理的多层次复合治理，实现一个建立在制度而不是实力、协商一致而不是霸权强制、治理而不是统治基础上的全球社会。这是从现实出发，顺着历史大趋势，走向未来的漫长、曲折的过渡时期，也是全球从适应性变迁走向总体性变迁的渐进过程。一个新的、伟大的文明轴心时代正在到来！
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盖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任何一个当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因此，当代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征进行文明的大组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联盟。文明将担负世界政治的主要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因为文明替代了冷战时期的联盟；第二，因为它们覆盖全球，代表全人类，也就是说，保证了世界体系的均衡；第三，因为所有文明是当代世界最大和最紧密的聚合体。文化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人们的创造才能则不可思议。独具只眼的创造者是文化与文明的食盐和酵母。无论哪种文明与文化，无论它们属于哪个历史时期，也无论它们已经消失还是继续存在，抑或它们有何独特性和共同性，它们最基础的主人公都是创作者个人。文化与文明一出现，就开始兴起，一消亡便开始衰败。它们在石器时代中是石器工具，在青铜时代中是青铜器，在原子能时代中是核武器。文化和文明发明了指南针、字母、电脑和互联网；发明了火，建造了金字塔、巴黎圣母院、城邦和当代摩天大厦；留下了永恒的雅典卫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等等。当然，这都是历史的产物，是时代的结晶。
文明是由一个或多个社会和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这些社会和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并组成了多元文明的历史和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体系。共同宗教、文化和道德的文明认同并没有削弱和消灭民族的、种族的、个人的抑或人民的认同。“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也并不难回答。人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当代人的自我认同和界定，是多种认同的总和。例如，我是保加利亚人，我是欧洲人，我是男人或者我是女人，我有相同的职业，我有什么样的信仰，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和他们”、“我们和他们”这样的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性。在“我”和“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既有对话，也有相互作用。文明的共同概念不会排斥单个文明的概念。同样，单个文明的概念也不会抹杀个人、民族和种族的自我认同或独特性。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不会忽视个体、人民自我认同的力量和意义。全球化和多样化是信息时代的标志，不可磨灭。需要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人的表现和世界历史与每个国家历史的运动，任何唯一的文明模式或万能的文明模式都是不存在的。在信息时代业已开始的当代，认同问题尤为重要。今天，生命、人、人的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通信、互补性、事件等等，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存在大量的认同性。更准确地说，当代世界大量的认同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认同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体的自我界定过程。它建立在自我确定的一个或一组既定文化特征的基础之上，而不属于其他社会结构的广泛属性。21世纪的世界政治变化具有范式性质。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模式化，确立了新的世界政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文明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理解世界政治中产生的变化的范式性质，看不到其中的文明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抓不住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实质。这一新范式的实质是：未来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任何一个现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因此，现代国家根据自己的文明特性组合成大的联盟，欧洲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范式就是多元文明世界和与之适应的多极世界秩序。各种帝国作为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决定因素，已经走完了世界历史的阶段。它们已经死亡，不能复活。再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可能复活。当今各种文明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使它们不可能复活。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法体系可能存在，但全球帝国不可能存在。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政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是缓慢的，痛苦的，经常伴随着惊厥，比如爆发了现代化的新一代战争或者出现了恐怖主义。但是，转型不会停止，因为它是当代世界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质变引起的。世界政治的变革已经开始，它将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完成，也许还会更早一些。
各种文明和文化第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些变化？我想就这一关键问题归纳几点。在历史交替的层面上：这是世界历史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即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不可能一切都根本改变，转换成崭新的东西，而世界体系却一成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政治全面转换成适应世界后工业发展的全新状态的见证人。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世世代代形成的、以民族国家和西方大国为主要因素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政治体系日趋衰竭，而各种文明将起决定作用的多极世界政治体系开始建立。没有也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世界政治体系。它们被历史创造出来，以适应特定的条件和需要。它们也将日趋衰竭，被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体系所代替。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政治体系吐故纳新的过程。全球化进程对文明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对文明的地缘政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代存在两个主要的进程：全球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的当代世界区域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涵盖所有文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因为那样会停止发展，走向毁灭。生产、市场、金融、信息、交通、通信、环保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全球化是全面的全球化，各种文明非常活跃地相互渗透，由此产生的正负作用混合在一起，便对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对某种文明产生的利和弊，实质上反映了这种文明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全球能力。另一方面，同全球化并行的还有另一种趋势——保留世界的多样性。这既指保留和发展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独特性)，也指保留和发展文明内部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领域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人类世界古老的、世代相传的、大概也是永恒的特征。不言而喻，对于地缘政治来说，研究文明、文化、宗教等的特点非常重要。探讨“我们和他们”的问题也非常重要。认识了这些特点，也就意味着认识了自己的盟友或者敌人的优势和劣势。关注当代人和当代人类环境，就是解决“我和你”、“我们和你们”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人类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社会学、民族或种族的问题。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因为有些进程正在对世界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进程如：当今世界有大批移民——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存在许多文明的“游牧民族”；许多国家与其说在重新组成短期的政治轴心和同盟，不如说是在营造长期的文明架构；同一种文明内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为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代替。简言之，我们看到：第一，人、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第二，要维护认同的基本意义；第三，要在文明的认同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为国家之间的结盟或者冲突准备预案。历史上世界政治将第一次成为多元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认同不会改变和代替国家、社会、种族及其他认同，但它将在当代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占据主要位置。“我和你”、“我们和你们”这个文明的问题不应诠释为不同文明之间固有的对立，而应诠释为极具力量的一体化或非一体化因素。人们在地缘政治上对各种文明产生的兴趣，源于并受到当代两股强大力量的激励。一股力量是，如果能把地球上所有文明的成就和资源结合起来，信息时代就能提供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所谓机会，是指过去被视为美妙的空想的东西——消除饥饿、贫穷落后，为所有的人和国家带来幸福。另一股力量是，人类在后工业时代可能遭遇危险。所谓危险，是指可以毁灭人类和地球生命的热核灾难或生态灾难。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将使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正面发展的周期；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则对当今人类构成最大的威胁。世界政治既可以为前者开绿灯，也可以为后者亮红灯。从根本上来说，21世纪的地缘政治既具有重要性，又具有紧迫性。各国、各国人民和各国政治家行将作出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
文明在世界政治中起着更大作用的问题，以及人们在地缘政治方面对各种文明表现出来的更大兴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表明，有必要建立更为公正并能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世界政治体系。尽管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部分丧失了主权，但它们尚未消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从国际关系中消亡。现在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联合将使各种文明从根本上占有优势，各种文明的架构将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每个民族国家所属的文明是这个国家发挥作用时的坚强后盾，“我们和他们”的因素产生了效力。此前的地缘政治体系无视这种关键性的质变，因而不适应新的世界现实。不建立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世界政治体系是荒谬的。不管是18～19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世界体系，都不能保证冷战后世界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必须要有新的范式。旧的范式已经过时，不适合新的现实。这种新的范式将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当今的事态发展并对之作出适当的反应。这种新的范式将愈益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基础，并肯定会在今后几十年中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文明在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具有很大意义。这种思想确实极其透彻地说明了两极世界体系崩溃后迅速变化的世界的本质。今天，大国的结合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是以文明为基础。以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中一国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同盟成了历史，在这些同盟的位置上出现了以文化和文明为基础的同盟。现在围绕着核心国家形成的七种或者八种文明，将组成21世纪的国际体系。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了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体系。如果说过去的各种文明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地区的现象，那么它们今天就成了构建世界体系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冷战期间的世界版图根本不同于这两场战争以后的世界版图。在信息时代中，历史越是往前迈进，各种文明就越会在不失其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变成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主要的角色。在殖民主义崩溃和冷战结束后，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上重组世界政治结构的进程即将起步。世界性的大问题今天将在文明的层面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在军事政治集团和超级大国的层面上得到解决，也不是像前天那样在大国关系的层面上得到解决。
世界政治的范式正在改变——正日益转变为多元文明的范式。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内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要消失。相反，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在技术和通信革命的条件下，这些关系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变得十分活跃。德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在对华投资国中位居前列。伊拉克和伊朗同属伊斯兰文明，但两国却曾开战。至于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那就不用多说了。在世界政治中确立文明的范式，是指在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时，文明因素将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关系的两极体系时代和殖民体系时代，各种文明就已存在。但是，它们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和两极体制消失后，由此产生的相关因素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文明的影响增强的同时，另一些文明的影响却在减弱。欧洲文明，或者更宽泛一点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势头和影响力仍然无可匹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经济技术大国除日本之外，都来自西方文明。但是，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西方的影响仍然很大，但这种影响正在减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在逐渐转变为正常文明的影响，而不再具有全球规模。亚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文明正处于复兴和上升时期。这样，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就已显现。当今世界几种主要的文明并存的局面代替了先前两个超级大国占主导地位的体制。这样的格局没有了全球领袖和全球霸主的位置。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单极统治的概念、全球霸权和世界长官的概念已是过时的概念。在新的格局里，各种文明的利益均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格局里的新的概念是“利益均势”、“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和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政治格局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即有别于两极和一超多极的世界秩序。当今世界将加快速度，朝多极世界秩序前进。新的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多元文明的原则基础之上，并将由各种文明的核心国来实际构筑。目前还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像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这些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核心国家的文明，将如何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单极世界秩序还是一超多极世界秩序，都不适合同多元文明的世界体系搭配。第一种模式是两极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解体后出现的短暂现象。第二种模式则是一种向多极世界秩序过渡的模式。作为运转所需的一系列原则、制度、机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地缘文化的多极世界秩序越快建立起来，这种世界秩序就越容易解决信息时代的新问题，应对信息世界的新挑战。当然，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不会通过举办某种世界论坛或者国际会议就能建立起来，也不会通过某个科研机构或某部科学作品就能建立起来。它将产生于世界向信息时代过渡的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等过程中。推动多极世界秩序早日建立的因素，既包括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危险，也包括文明的对话打开的广阔的发展空间。不管是文明时代还是多极世界秩序，它们都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过渡，只是过渡所需时间渐次缩短。
确定人类后工业过渡时期开始的时间，是历史和历史学家们的事情。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性的过渡起始于20世纪的下半叶，因为当时开始了崭新的技术革命，继而又开始了生态、人口、教育和管理革命。我们今天正处在后工业时代过渡的高潮时期，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生活的几代人和21世纪将出生的几代人，将亲身参与这场新的世界变革。世界正在向一个新的社会过渡。一些变革已经开始：后工业技术、高速运输与通信、信息透明度、生态保护和人口变化等。另一些变革处于萌芽状态：稳定的发展、减少贫困、扩大智力圈。再有就是将来的变革：制止战争，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为每个人的精神发展创造条件。世界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并历史地做好了准备，历史地开始起步，就像有名的思想家们预言的那样。世界性的过渡不会遥遥无期，它很可能在21世纪的中期结束。彼·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说，在短短数十年里，世界将被重新改造，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社会政治结构、艺术和重要机构，等等。50年后将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我们现在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一个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无论就速度还是就实质来说，目前我们经历的变革都使人感到惊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时代——即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一次浪潮”持续了几千年；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浪潮仅仅持续了300年；而人类历史上的后工业信息时代的形成，只需要短得多的几十年的时间。在当今时代，一切进程和事件都在突飞猛进，飞快发展，空前活跃。新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速度很快。过去的事情以世纪计算，现在的事情以10年计算。世纪、10年、年——时间越来越短。种种变化势不可挡。
变化的质量和实质也同样使人感到惊讶。电脑代替了流水作业技术。核武器代替了传统武器，老式战争让位于新式战争(如伊拉克的“沙漠风暴”、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和最新一场伊拉克战争)。约束性的生态保护和理智开发取代了无限制地利用地球资源。人类从1950年的18亿人发展到了2000年的60亿人。在一个由“10亿富人”和不发达国家55亿人构成的旧的世界体系中，克服贫穷落后状态的强大的社会和国家意志凸显出来。人类正在努力探寻新经济、新社会、新价值观、新政治和新世界秩序的道路。在思维、政策和其他各个方面，旧思想、旧势力同人类后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理论、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体系、社会体系、道德和国家间关系上，这场战斗随处可见。任何一个领域都必须二者择一：要么是旧世界，要么是新世界；要么是现在的工业社会，要么是未来的信息社会；要么是新的贫富差别，要么是所有人都享受幸福。今天，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了这场战斗，取得了或大或小的胜利。我们都参与了向新的人类社会和新的世界秩序的世界性过渡。乍看起来混乱不堪的事件和变化，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在我们当代人的面前出现。这种混乱实际上是有规律的历史起伏，它将产生新的社会。我们并不是面对历史的终结，而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是人类历史上的工业时代的最后几代人和信息时代的最初几代人。近年来，人们在世界性过渡何时开始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一段时间，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垮台的时候，有人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终结”。这一新黑格尔公式的含义是，不仅西方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自由主义最终也战胜了社会主义。然而，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现实比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花言巧语更有力量。冷战的胜利代价高昂——世界更不安全、更不稳定。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很快表明，自由主义本身也在崩溃。显然，自由主义已经日暮途穷，再也拿不出什么解决现代世界和人类问题的办法，再也不能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即世界上2/3的人口指出美好的未来，甚至也对提高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束手无策。
德鲁克认为，可以就世界性过渡何时开始的问题进行争论。也许可以从大约在1960年出现第一个非西方的经济大国——日本算起。也许可以从出现电脑，即出现新的信息技术时算起。他自己早些时候在《新的现实》一书中，把1965～1973年作为“分水岭”。沃勒斯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深刻的历史性的答案。他认为，向新的世界体系的过渡开始于迄今为止的体系历史地衰竭的时候。沃勒斯坦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5～18世纪之间的300～350年(产生和发展)；第二部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1968年(学潮)——发展的顶峰；第三部分：1968年以后的时期(衰落时期)。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标志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文化逐步衰落的关键是：196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地缘文化的主导作用发生了动摇。这是出发点。沃勒斯坦写道：有人会问，难道1989年不是共产主义崩溃的标志性年头、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重要的日子吗？难道1989年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挑战遭到失败的年份，因而也是自由主义思想取得最后胜利的年份吗？……不，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1989年是1968年的继续。1989年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凯旋和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恰恰相反——这是自由主义的崩溃。[1]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衰落？沃勒斯坦认为，作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世界体系核心的技术现代化和自由现代化两者相互争斗。这种争斗使这一世界体系内部产生了异常紧张的关系。现代化技术和现代化自由之间的冲突不能在体系内部解决，而必须建立新的体系。一些现代思想家坚信，现代世界正在向新的历史体系迈进。新的体系有着深刻的原因，又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新的挑战。正如沃勒斯坦所说，一个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不是我们能否在
当代世界发展中还清晰地呈现出一种趋势——知识和社会能量凸现出来，蓄势待发；新型革命即全球化革命已是客观存在。这些革命席卷全世界，正在使世界的方方面面发生质变，具有系统的性质。因此，对于当今的世界性过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一场全球大革命正在推进。全球大革命是第一场全球革命，因为它涉及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只涉及世界的某些局部。全球大革命不能按日历确定日期，它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21世纪上半叶。全球大革命由科技革命、经济革命、教育革命、生态革命、人口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构成，它将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消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新的世界体系。全球大革命不会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外围国家)一次完成和同时完成，它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快有慢，有早有迟。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涉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任何国家、地区和文明若置身于这一历史性过程之外，都会产生严重后果，都会丧失历史的未来。全球大革命不会直线式地、一帆风顺地向前推进，并且不会只有正面的结果。它是一个波浪式的进程，其结果也不相同。全球大革命波浪式推进已是事实。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进入世界的中心，紧接着是亚洲“四小虎”(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浪潮。我们今天又目睹了中国浪潮。还会出现中欧浪潮、东欧浪潮、东盟国家浪潮、印度浪潮、俄罗斯浪潮、巴西浪潮，等等。现在还很难描绘出全球大革命下一步的现实进程，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我们将会看见现代世界体系神奇的发展和变革。这不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而就发生在
摆在巴尔干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面前的问题是，要做好准备，及时投入这场全球大革命。全球大革命不像传统的政治革命，不是先占领电台和电视台再占领国家的重要权力机关，而是根本改变社会的基础和亚系统。它没有宣布新政府的施政纲领，而是指出了解决世界问题、人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全球大革命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展开。世界性过渡已经开始，我们早就处在它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某些领域，世界性过渡已经进入先进阶段。生产方式、技术、交通运输、电信、“智能”机器、媒体、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重要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将来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其变化之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不是因为人类愚笨，或者缺乏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而是因为未来的变化将同人类现有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为了想象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后工业时代人类的思维和后工业文明的思维。实际上，新思维已经存在，它正处于同当今现实的冲突之中。我们将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它的声音，越来越多地看到陌生的未来的面孔。新社会的轮廓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可以肯定地说，在新社会里，后工业特征将占主导地位。同样清楚的是，工业的特点甚至工业以前的特点也不会马上消失。在一定时期，大概不会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文明将在新社会里同时存在。但是，在新社会里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新社会不需要使用暴力来战胜旧事物。它不是摧毁旧事物而是超越旧事物。新旧社会之间的斗争不会轻松、.短暂，它的性质将不为人知。大概我们将会首次见证和平过渡。这不是指战争和暴力将在21世纪中叶消失——这是不可能的。这指的是，不可能通过战争和暴力来完成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全球大革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和平革命。
从世界单极地缘政治模式向多中心地缘政治模式的过渡正在实现。这种过渡既受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现实情况的制约，也受文明的现实情况的制约。大概还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集团：美国及其周围的国家、联合的欧洲、中国和同它一起的一些国家、印度和同它一起的一些国家、日本和同它一起的一些国家、俄罗斯和同它一起的一些国家、巴西和同它一起的一些国家、伊斯兰中心。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中心。其他国家也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这不会是世界的理想模式，但这种模式比现有的世界模式更有生机、更平衡、更稳定。除了已经发生的质变以外，新社会的蓝图还展示了许多尚未开始或者已经开始而尚未完成的变革。这些变革的孕育期将会更长。要摒弃幻想——不能指望新社会很快到来。在世界向新社会过渡的进程中，还可以看见其他质变，安全和国防就是一例。不能说我们已经历史地抛弃了战争，但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有集体安全的构想，当今世界对国防的理解有了质变。在有了核武器和可能出现“核冬天”的条件下，在存在生态灾难危险的条件下，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都不能单独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世界性的和地区性的安全体系。我无意对所有的变革一一详尽地分析，我的宗旨是想指出，世界性过渡已经开始，一些方面已经大大走在前面，而这种变革不可逆转。当然，分析不能脱离现实。世界性过渡才刚刚开始，还面临着很多难题和障碍。必须看到这些难题和障碍，必须理解这些难题和障碍，必须寻找解决这些难题、克服这些障碍的办法。今天，在21世纪之初，全世界的思想家一致认为，当代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带动这一世界性过渡的火车头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发生的六场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通信革命、生态革命、教育革命和人口革命。这些革命相互联系，总体上构成了全球大革命。正是它——全球大革命，推动世界进入新的信息时代。
这是世界历史在范式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全世界所有领域全方位的转型。如果看不清楚世界正在过渡到信息时代，如果看不清楚全球大革命的推动作用，当代社会思想家们就不可能描绘出21世纪初正确的科学图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明如果不追随这一世界性的过渡，它们就不可能取得进步。换句话说，参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进程，是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决定性的条件。网络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因为它不仅改善了新经济的组织，而且还改善了新经济的所有其他方面。如果要寻找后工业时代的标志，它不是电脑而是网络，是电脑网络、生产网络、商业网络、金融网络、通信网络以及其他活动和其他结构的网络。网络是构建当代社会形态学的主要元素。从新经济的功能来看，这种经济是全球经济；从新经济的结构、组织和经营模式来看，这种经济是网络经济。“经济”一词源于古希腊，它最初的意思是“管理家务”。当然，古人不知道经济是由许多内部相互联系的结构和活动构成的系统。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原始的部落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工业阶段和信息阶段的技术分界线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真正实现于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出现了互联网，并在远程通信和电脑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信息经济有哪些特点呢？世界著名专家作了如下概括：信息经济以新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同工业经济相比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信息经济是全球经济；信息经济具有网状结构和组织——公司内部网络、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网络、国内网络、跨国网络和世界网络；信息经济使劳动、劳动力、就业和职业等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作模式的变化(灵涪程度、工时长短、工作场所、工作性质等)，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服务人员大大增加，劳动力在教育和技能的基础上迅速分化，因而需要在教育和人员培训方面大量投资；信息经济要依靠互联网(网中网)才能运行。预计到2010年，互联网终端用户将超过10亿。
各种网络不仅将产生新的信息经济的结构和组织，而且还将建立新的信息社会的形态。可以说，网络正在侵入当代社会。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网络以及其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网络形式并非信息社会的独创。其他时间和空间也有网络，如大城市的商业网络、医疗网络、大公司企业网络、国家的学校网络，等等。网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在信息时代，网络达到新的水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整个社会组织通过它建立起来，它的末端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网络社会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证明，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它不仅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正、万众一心)，而且也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开放型的信息技术、创新和网络)。信息社会将创造出社会主义新的模式——信息社会主义的模式。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的产生，是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最重大的现象。网络像蜘蛛网一样覆盖全球；催生了大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电信和信息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多的功能；降低了民族国家的作用；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增强了经济的效能。网络经济的出现为创建地球上新的物质文明提供了可能性。
世界性过渡是技术、经济、价值体系、社会结构、管理及世界秩序等所有的领域发生深刻而快速变化的时期。以前的世界性过渡——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或者文艺复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和兴盛，社会主义的出现——这些过渡都导致了根本的变化，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条件。过渡会带来变化，同时也会使人产生幻想，看到幻景。最大的幻想是期望社会迅速发生变化，完全消除社会弊端。目前的过渡也不例外。当然，同以前的过渡相比，当今的世界性过渡的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很快。农业浪潮延续了7000多年，工业浪潮延续了5个多世纪，而第三次浪潮的速度要比前两次高得多。就像我已指出的那样，这次过渡有望在
世界性的过渡大概将在21世纪中叶结束。这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过渡引起的质变将占上风，将决定力量对比和发展的趋势。这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些决定因素，另一些起主导作用的进程。质的变化将为发展的不可逆转提供保障。但是，不管是进程还是变化，都有终结的一天。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期限。这一期限到底有多长，今天还很难说。现实社会主义最严重、也许也是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对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所需的历史时期，没有现实的估算。每一场革命，包括全球大革命，都有自己的历史时机——何时进行，用多少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实现向新的社会和世界体系的世界性过渡过程中，有哪些最困难的障碍呢？我将把自己的一孔之见简要归纳成如下诸点：·全球大革命和新的世界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穷国和富国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现有社会内部(包括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联合国、很多国际和国家机构、著名学者和专家的大量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现象的规模和后果。如果新的世界体系不着手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它自己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亚洲的经验表明，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亚洲特别是日本、中国、越南、“四小虎”展示了世界性过渡的可能性。现在的全球大革命在那里积蓄了巨大的惯性。出路在于所有的国家(我强调“所有”这个字眼)要实际参与后工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进程。可以说，在这个问题重重的平台上，在这个发展的平台上，新旧世界体系之间的战略大搏斗即将展开。
防止生态灾难的发生。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多著述。大家都对危险性有一致的看法。已经制定了战略，里约热内卢世界大会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是缺乏实际行动和所需资金。使所有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在整体上实现生态化，将是世界性过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目标。世界性过渡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防止价值缺失，保障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建立在健全的、创新的、稳定的价值基础上。这指的是要克服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恢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指的是必须实行新的人道主义——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条件下人们遇到的问题负有责任，对重新定义当代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实质负有责任。这指的是富人的享乐主义和穷人在物质与文化上的贫困。这些大问题若得不到根本解决，世界就不会向前发展，因为它们涉及新的社会和新的世界体系的活力及能力的问题。如果全球大革命和世界性过渡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就像解决不了“贫一富”难题一样，那是注定要失败的。新技术为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公民社会应当具有新的功能。人的权利，不同种族、宗教、职业和其他群体的权利应当扩大。当然，责任也大。需要有新的机构、政党和运动、领导人，即全球大革命的机构、政党和领导人。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应当保证所有的人和各国人民的权利。
两个强大的当代进程齐头并进，即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一体化和分散化齐头并进，衍生出一些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涉及种种关系的问题：全球性——地区性——区域性三者之问的关系。这就是涉及跨国共同体——民族国家——种族群体的问题。这就是涉及全人类之根和种族之根的问题。这就是涉及世界和民族文化的问题。这就是涉及世界的、民族的、宗教的传统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两个并行的进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新时代人类统一发展的两极，其中一极有多强大，另一极就有多活跃。问题不是要毁灭一个扶持一个——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找到人类和世界实现统一和多样化的发展途径，以及使普世性和独特性共同发展的途径。尤为严重的问题是世界性过渡进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不管看起来多么荒唐，全球大革命好像是在自动运行。思想没有在变革之前产生。当代的三种意识形态，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危机。昨天还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理想、原则和论断坍塌了。无论就规模还是就创新程度而言，历史运动中发生的变革都是宏大的，但是，不能说社会理论思想也是这样，因为后者已经停滞不前。意识形态似乎僵化了——只知重复众所周知的思想。我们大家仍然围坐在启蒙时期的圆桌旁。历史的运动超越了理论的运动。现实中缩短了的时间和变快了的速度仍然没有催生崭新的思想，仍然没有创建全球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未必需要证明意识形态真空的危险性。如果这个真空继续存在，谁也无法说清真空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气旋。对于全球大革命和世界性过渡，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两派。一派可以概括为乐观派；一派可以概括为悲观派。乐观派看到了过渡的负担、痛苦、灾难和危险，但认为这一切都有可能在
一、文化全球化促使中俄印欧美英共同合作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大趋势
今年的春天利比亚战争和日本海啸核辐射几乎成为世界的焦点，对利比亚发动战争袭击的政治决策是来自4个大洲的29个国家在会议上做出，战争目标是联合国确定。这是美国遮遮掩掩指挥下的世界。美国这次以帝国中心影响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试验结果还有待观察，奥巴马总统在3月26日发表讲话说：“这就是国际社会应有的工作方式。应由更多国家来分担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与代价，而不只是美国。”但是如果类似的冲突发生在墨西哥，美国肯定会承担起危机的重担，而不会放手让别人去处理。利比亚是欧洲眼中的墨西哥，因为利比亚同样在石油和移民这两个战略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欧洲应该全面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但欧洲缺乏承担这份责任的所需要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整合力量。利比亚战争从第一天开始，奥巴马就表达了尽早转交指挥权的愿望。奥巴马希望展开一场迷你战争，一场48小时的外科手术式的小规模行动，然后离开战场，让其他国家继续战斗。奥巴马总统在利比亚战争中调整了以往美国在海湾战争、两伊战争等战争中的战略帝国意图，那是因为美国在选择以新帝国主义构建恢复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意图的新选择。今天的奥巴马美国政府对中东、近东的安全问题是如此，对临近面对的未来亚洲太平洋地区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也会如此选择。
战争的结果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为抗争而抗争。不具备这种技巧的人将最终消亡，至少它将最终失去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导致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新的形式，特别是诞生了自杀式恐怖分子。与冷战时期一样，当今全球大国之间的矛盾也需通过在整个体系边缘的贫穷地区发起军事冲突来释放。所谓的“第三世界”成为了全球争夺进行得最残酷地方。如果之前只是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冷酷竞争，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种竞争现已变成以实现霸权为目的、更为复杂的力量对抗。除了昨天的主角仍在竞争，又有一些新的角色即将加入，争夺目的是——基本原材料、势力范围、控制市场、战略通道、军事基地等。这其中包括西方国家痴迷的经典殖民主义方式，用暴力方式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强迫边缘社会加入新的世界秩序，这种做法最终将导致多极冲突和引发普遍战争。正在形成的或许是一个比爆发世界大战的上世纪更为恐怖的时代。战争在为资本主义危机寻找出口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形成了一种自发机制，从不顾忌由此带来的风险有多大，由此为了推动“人类进步”，新帝国列强主义者满怀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巨大潜能与愿望，不惜完全摧毁其他文化。因此，结合帝国财富中心以外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所带来的世界新秩序建构的机遇和危险，探讨文明、文化认同的价值，对未来的世界战争和帝国中心可能遭遇恐怖威胁的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全球市场、全球旅行和全球信息网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全球规模环境退化的世界里，各国政府必须具有全球触角。在一个它们运用其硬实力经常受到限制的世界上，政府必须能够利用软实力：说服和信息的力量。与此相类似，有效全球监管的一系列重大障碍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没有能力把纸上的规则转化为实际行为变革，在这样的世界里政府不仅要能够谈判缔结条约，而且要提升能力使之得到服从。政府网络被理解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能满足这些需求。就像商业和公民组织已经发现，它们结成的网络成为信息时代有效运作提供速度和灵活性的理想模式。但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倡导的无一定目的的“全球政策网络”不同，这些是由各国政府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或由选举产生的官员任命，或者直接选举自己。在最佳情况下，它们能行使一个世界政府的许多功能——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无其形式。一个政府网络的世界，作为一种外交政策选择，与传统国际组织并行甚至在其之内运作，对美国应尤其具有吸引力。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是近二三十年来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事件。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不同凡响，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正如中国在19世纪中叶遭遇的那样的帝国能够成功地重返大国之列。如此不同凡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发生得悄无声息，而且几乎不为人知。这在一个政治随时受到媒体关注的世界中确实非同寻常。当然，中国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过程所受关注较少，也使中国从中受益匪浅。现代中国的历史不会简单地符合主要从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历史中提取出来的模式，中国对世界秩序建构的模式是以《文化军事战略》为体现的全球文化。《文化军事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思想的现代运用。“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这一名言，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肯定和发展，充分说明了战争的政治性本质。信息化战争中战争的政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战争目的既不是为了“消灭敌人占领敌国领土”，也不是为了“歼灭敌人军事或消灭敌军事机器”，而是为了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等国家利益，让敌人屈服我们的意志，按我们的意志办事。征服敌决策者或国家意志比“屈人之兵”更加重要。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战斗力尚存、军事机器仍然健全，但领导人意志已屈服，北约顺利达成了战争目的。正因为如此，信息化战争条件下，交战双方都把焦点集中在攻击敌方认知系统和决策者意志上，而不再把打击敌军事系统或歼灭敌方军队作为战争的重心。只有深刻理解世界政治，才能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但是我们常常屈从于口号或者过于简单的认知图式，比如民主和平、文明冲突、历史的终结、主权的终结、新无政府状态等。面临复杂的情况，渴求简单的答案，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会使人误入歧途。之所以说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都在寻找一个能够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说误入歧途，则是因为在世界政治中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事件能够决定未来世界的指针方向。美国成为新罗马帝国是某些人的美梦，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噩梦，但它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新世界正在重新塑造着欧洲的旧世界和亚洲的古老世界。这就是现实。同时，旧世界和古老的世界也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着这个新世界。美国权力范围广泛，但缺乏深度。它非常壮观，但却仍不充盈。美国帝权如果试图将自己片面的秩序观强加于一个非常复杂、难以驾驭、不守规则的世界，那么它就会只能以失败告终，全球潮流和国际潮流正在塑造着一个多样化的地区世界。
文化潮流的全球复杂结构由先前文化潮流的全球化与新的超越国家的文化潮流共同构成。此外，还包括前者与后者之间联系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意即全球文化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及文化角色之间的相互交流，它允许分离化与同质化并存。认为只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即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文化同质化是不正确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世界由全球现实的两种趋势构成。实际上尽管冷战体系在政治与文化上瓦解了，但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中心的同质文化仍占据主导地位。“世界文化的分裂以及理智对它的诠释，既损害又试图建构着一种互动的现状。”应当指出的是，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并存于全球体系之中。因此，全球文化的存在不是一种单一、统一的全球文化。从多元文化观点考虑全球文化，我们会论及文化主体的复杂性(多元性)。而且，就文化主体的认同而言，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可表现为全球主义、地区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跨国主义、地方主义及个人主义。因此，从文化的主观含义与认同而非文化自身的客观性来认识全球文化问题，就不难理解其含义了。重要之点一方面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包括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性及其结构。最引人关注的是全球文化对全球体系的不同行为体具有何种影响。文化全球化愈深，它对全球行为体的影响就愈大。“文化本身是社会行为的产物，需要制度规范或文化规范赋予它力量”。 由于国际体系的全球化，传统的国际秩序也在转变为一种新的秩序模式，这就是世界秩序。简单些来说，国际秩序的规模、内容、结构、目标、手段及环境因素，正在相当程度上转变为新型的规则化的决策机制框架。结果，需要理解的是，世界秩序正在全球范围内创建、维持和发展一个规则化的决策机制。而且，世界秩序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些维持人类整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或首要目标的人类活动模式或倾向。”在国际体系内，对每一个行为体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国际跨国现象。”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熟练地治理这些众多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国际秩序已经没有治理能力来约束行为体的行为，也没有能力创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以求社会价值分配的决策行为。它再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全球问题。由于国家中心型价值分配框架或行为体自定规则的价值分配框架有了变化，国际秩序在削弱。
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新秩序的出现，一些国家开始寻求能够解决世界上不同冲突的各种类型的维持和平行动框架。这些和平行动旨在保护法律或秩序，以防止侵略，拯救民众于疾苦，并促进人权。这个意义上的新秩序不一定错误，但它是一种维持现状导向的秩序，而不是转型导向的秩序。它可以称作所谓的大国中心型秩序。“从现实主义到世界主义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政治的目标是秩序和规则的创建及制度化。”秩序自身的意义也是如此。这一秩序反映了西方的价值体系。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中国、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对秩序则持不同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秩序是非现状取向的，而不是现状取向的秩序，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所以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创造、维持和发展世界秩序，支配这一世界社会体系的、前者与后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应该转变，对强国本身来说，有可能将非均衡秩序转变为平衡均称秩序。因为对强国来说，这差不多是可以实现的，但对弱小国家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体现强国利益的国际秩序越是想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一秩序衰落得就越快。在政治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国不可能获取、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和价值。相反，将国际秩序转变为次世界秩序，大国倒是可以保持其权力和利益。换个方式说，大国应该在世界社会体系内试图创建、维持和发展全球社会中心型秩序或以所有行为体为中心的秩序。最小有序与最大有序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为了将世界军事型秩序转向非军事型世界秩序，以及将非正义(不平等)的秩序转变为正义秩序，不是选择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现二者的问题。无论如何，有关世界秩序的问题同国际体系的性质、内容、功能、转型、发展及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同国家主权的削弱有关。因此，为了说明世界秩序的性质、内容、功能、转型和结构，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俄印欧美英六方要在21世纪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共同为建构世界共同利益的新秩序作出伟大的贡献。
中印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展望
中印关系的独特性集中体现在既相互需要又有所疑虑的矛盾心态上。两国关系是个错综的复合体，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戒备；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两面临海，西北部、北部、东北部有若干山脉，把印度与亚洲大陆其他国家隔开，成为它安全的天然屏障。但长期以来，印度的决策者们认为，只有控制了这些山脉中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害地区，才能充分发挥印度的地理战略优势。否则这些山系反而会危害印度的国家安全，成为敌人长驱直入印度的作战平台。因此，只有将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才能确保印度的防务安全。基于这一战略判断，印度长期以来一直渴望以喜马拉雅山作为对中国的防御屏障。早在尼赫鲁时期，印度就明确提出，喜马拉雅山是“印度的安全线”，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越过。因此，在印度的安全战略中有一个著名的“喜马拉雅山安全屏障”战略，由两个“缓冲区”构成。一个是由中印之间的尼泊尔、不丹、锡金三国组成，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西藏。印度想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实际控制，达到围堵中国南下、固守既得利益的战略目的。毋庸置疑，作为两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同时又是两个山水相连的邻国，存在某些利益差异甚至利害冲突是难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分歧和竞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印之间的竞争基本上处于可控状态。在国际地位上，印度希望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至少是亚洲的中心，所以必须要超越中国。在经济上，中印之间的对比越来越让许多印度人心里不安。去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曾经指出，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已经彻底醒了过来，但印度看来仍然在角落里打盹。该文还列举了一些数据。10年前，中印两国的人均GDP几乎相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却是印度的两倍。1999年，中国吸引了403亿多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印度只吸引了21亿美元。外国证券投资者一直在忙于购买中国大公司的股票，而同时基本上忽略了印度较小公司的股票。两国的合作会带来美好的前景，要防止恶性竞争。
（一）是关于市场地位的竞争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可，但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印度的承认。因此。中国的商品流入经常受到反倾销调查。自1994年至2006年7月底，印度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达到98起，涉及金额7.6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对华立案总数的47.3%。2004年以前，中方9家企业应诉6 起反倾销案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2005年以来印方对华做出终裁的14起案件中，没有一起授予中方企业市场经济地位。
（二）印方对中国公司的投资存在歧视
例如，在印度外汇管理法中对中国存在歧视性规定，要求中资公司必须在获得印度储备银行、财政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等四部门的审核后方可运作，而其他国家（除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外）只需储备银行审核即可。印度还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大陆企业、香港企业甚至台湾企业参与港口、电信、机场等所谓敏感行业的工程及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例如，2000年中港公司已经中标孟买港疏浚工程，但合同被印度国防部否决，造成该公司损失200万美元。2003年，香港和记黄埔公司申请参与孟买的集装箱码头工程，印方认为该公司与中国政府联系密切，拒绝其参与投标。2006年，印度拒绝深圳天达公司投标机场登机桥项目，而该公司早在1997年曾向印度提供产品。再如，总部已经设在新德里的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申请贸易许可权，也因所谓“安全原因”遭到搁置（其他外国公司如朗迅和摩托罗拉公司都已获得此类许可），而其增加投资的申请也遇到种种困难。目前，双方已经建立工作机制讨论印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有关磋商还在进行中。最后，是关于能源来源的竞争。作为两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印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加大。而同样作为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双方为获得国际油气资源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竞争。例如，2004年10月，在争夺安哥拉油田的竞标中，中国击败印度，取得了石油开采权，但是安哥拉政府却要求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开发援助，使中国的交易成本明显加大。再例如，2005年中国在与印度竞购哈萨克斯坦石油石油公司的过程中获得成功，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印度的竞争，中方本应以更低的价格得到这一项目。2006年1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以23 亿美元购得尼日利亚一个油田45%的开采权。而其更大的背景是，印度本来已经得到该项目的开采权，但国内有关部门认为出价过高而否决了这一收购。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康良好的、睦邻合作的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维护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也存在不少有利条件。我们相信，只要两国政府有诚意、有魄力，有智慧，问题最终是会得到解决的。中印两国应该登高望远，增信释疑，同推共促，为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做出应有的努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俄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展望
21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好坏,两国是保持对立、对抗,还是和平、合作,对于保持两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于两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局势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障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以及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横行,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2005年7月，中俄两国元首宣布，为全面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根据中俄双方组委会协商制定的计划，“中国年”框架内将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军事、传媒、地方交往等领域举办近200场活动，其中包括多个国家级大项目，由于互办“国家年”活动是一项涵盖多领域的综合性大工程，中俄双方均予以高度重视，并设立了双方组委会。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是双方为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目的是深化友谊、密切合作，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而俄外交部一位高官也表示过：“对于俄罗斯来讲，发展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是‘战术选择’和‘权宜之计’。这是一个‘战略选择’，是由中俄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从有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年所带来的巨大收益：在“国家年”活动的推动下，中俄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06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34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5%；中国对俄直接投资达到4.7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31.5%；中俄边境贸易额达到7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25%。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在中俄关系史上尚属首次，是前今两年中俄关系的主线，是落实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原则和精神的重要步骤，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双方互信，推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宣传《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理念，巩固中俄友好的社会基础，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关系的发展不仅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给双方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和实际利益，并且已经成为两国高层的共识，通过国家年等活动中俄合作正在日益为各主要政治力量认同；中俄合作和友好的社会基础在两国都有加强。因此，不管俄罗斯政局怎么变化，这种高层和社会的认同性对未来中俄关系的继续发展有积极意义。比如今年的中俄高层互访交流中，中俄两国政府部门已经决定，把2008年定为中国的“俄语年”，而2009年则定为俄罗斯的“汉语年”，从2006年的中国“俄罗斯年”，再到今年的俄罗斯“中国年”，最后到明年和大明年的“语言年”，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的在延续，不断的以新的方式，新的内容，新的领域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更密切的联系。这种连续性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并非只是一时之兴起。
从叶利钦时代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是比较顺利的，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两国的合作机制在逐渐健全，当然在其中的合作中必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冲突，但是这些也只是暂时的，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双方不断的加强互信，两国都在合作中积累了不少协调矛盾和利益的经验；加上合作的双赢性不断凸显，双方将会对加强和推动合作向深入发展的愿望将会转向扩大合作的实际步骤来。例如，由于世界恐怖主义不断在深化，区域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关注，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亚洲不断渗透，这两年来，中俄在军事演习和技术合作上都有更大更多的内容扩展性，从安全合作到联合军演，从象征性到实质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不断的加强，这些都可体现扩展性将不断的明显呈现出来。中俄联合军演，改变了以往国际军演中“一方主导、相互配合、分别实施”的常见做法，创造了“统一计划、联合指挥、信息共享、行动融合”的新模式。并探索建立一种应对危机的合作机制，提高共同行动的反应能力，并在机动突击、情报、决策与火力之间，摸索出快速联动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帮助我们在以后应对突发事件和恐怖主义袭击时，能够及时有效的作出反应和控制。中俄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呈现了全面拓展的状态，无论是在全球性的问题上，还是在区域问题上，两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全球性层面上主张多极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反对大国间的太空军事竞赛等；在地区层面上，主张区域安全化，和平化，最大可能的减少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赞同区域一体化，认为建立在地区开放、平等合作和不针对其他国家基础上的多边区域组织，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在朝核问题中主张无核化，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在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也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对国家完整领土的分裂，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别国内政。几乎所有领域里中俄双方均有涉及，如果不出现特别的重大因素，上述合作的全方位性会得以保持乃至进一步加深。当然从大局势来看，中俄关系现在毫无疑问是让人满意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局部问题上还是存在必然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的，比如中俄边界问题还没完全彻底的解决，中俄石油输油管道铺设计划仍然搁浅中，中俄边界经济贸易摩擦纠纷，在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问题上俄罗斯消极态度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俄两国加强互信合作，及时磋商，认真磨合，互谅互让，从中寻求最优解决法案，那么任何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的。
中欧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这不仅表现为中欧经贸往来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质量的日益提高，而且还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法律保障。2003～2004年之交，随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意义深远重大。与此同时，我们对此也须有清醒认识。在中国-欧盟关系中，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都还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如何使中欧关系具有更多、更强、更高的对称性与互补性，乃是双方应共同致力善处的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最大的经济政治集团，发展中欧关系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而且日益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意义。建交三十多年来，中欧关系历经风雨而不断向前发展，业已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地看，三十多年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75—1989年为第一个阶段。1975年5月，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中欧关系由此开篇。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署贸易协议，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成立了欧中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1985年，在上述贸易协议的基础上中欧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双方同意在工业、农业、科技、能源、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发展援助等领域开展合作。1988年中欧双方互派使团，标志着双方关系实现了进一步发展。但1989年中欧关系出现了波折，作为对中国六四事件的反应，欧共体冻结了对华关系，还实行了包括武器禁运在内的一些制裁，使中欧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这一阶段中欧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中欧政治关系良好，在国际政治中双方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而较少摩擦。对中国来说，在其反对国际霸权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目标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西欧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因此它愿意看到一个联合和自强的欧共体。欧共体而言，中国是在政治上承认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牵制苏联军事威胁的一支重要力量，还是欧洲联合的一个积极的支持者。这一时期，中欧经济交往虽然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政治关系是主线，双边经济关系没有拓宽和深化到应有的程度，彼此相互重视的程度显然不足，尤其是中国作为潜在市场的重要性还未被欧共体认识。总之，这一阶段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侧重定位于共同的抗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外部需要上，并未形成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加上中欧关系中一些固有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深层面上的差异被淡化和掩盖了，故其受冷战格局解体的震撼是在所难免的，也不难理解六四事件后欧共体何以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1990—2005年是第二个阶段。经历了1989年中欧关系短暂的低迷后，欧共体于1990年10月决定逐步重建双边关系；1992年，中欧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但对华武器禁运仍未解除，同年中欧还开启了环境对话。1994年，中欧展开新的双边政治对话，双方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转变的新阶段。1995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中欧关系长期政策”的战略性文件，强调要同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初步确立了欧盟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这一年，在中国的建议下，中欧展开了一次人权特别对话。1996年，欧盟委员会又发表了“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将欧盟对华长期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再次强调欧盟对华政策的全面性、独立性和长期性，表示要进一步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发展援助等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表示要把欧中双边政治关系提高到与欧美、欧日同等水平上，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年，中欧领导人首脑会晤机制建立，并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领导人会晤。2001年，欧盟委员会再发表“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和促进欧盟政策更为有效的未来步骤”文件，提出了具体务实的中短期目标及行动要点。2000年5月，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2003年，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发表了“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之共同利益和挑战”的政策性文件，表明欧盟对华政策在广度、深度、具体化、战略性、严肃性、明确性以及认真程度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同年10月，中国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首次针对某个特定地区或国家发表政策文件，显示了中国对欧盟以及中欧关系的重视。同年11月举行的中欧第六次领导人峰会决定，双方建立完全自主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几乎成为中国外交的“欧洲年”，数位中国高级领导人访问欧洲，欧盟方面也有多个成员国及欧盟的领导人访问中国。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进一步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这一阶段是中欧关系发展的战略转折阶段，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国、欧盟和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包括2003年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国际政治震荡）的背景下，中欧在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欧盟出于自身战略的需要和重大实际利益的考虑，改变了它此前相对轻视亚洲与中国的政策，在发展中欧关系上展现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发表了一系列涉及中国的重要政策文件。对此，中国方面做出了积极回应，并在确立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中采取了主动行动。中欧的迅速接表明，双方都在重新认识对方，并已从中得出了结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中欧关系发展的全面性，以及中欧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这一阶段，中欧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双方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共同努力使中欧关系获得了全面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与此相应，中欧各领域的合作突飞猛进，尤以经贸合作的成就最为突出。2004年，实现东扩后的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的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一年中欧贸易额达到1772.8亿美元，比1975年时的24亿美元增加了将近74倍。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03年底，欧盟对华实际投资377亿美元。除了贸易和投资，中欧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也富有成果。2003年，双方签署了《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议》；2004年，双方签署了旅游协议；达成了关于建立环保对话机制的政治性协定，旨在重点加强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等方面的合作；还续签了《中欧科技合作协议》。在这一阶段，中欧还举行了多轮人权对话，在亚欧会议机制内也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与沟通。
2006年至今可以算作第三个阶段。现实国际政治是复杂性，这也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进入2006年之后中欧关系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其端倪始见于这一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新对华政策文件，以及同时发表的另一个题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对华贸易战略文件。文件从政治与经济战略、竞争与合作政策的角度，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与展望；虽然主基调仍然是建设性的，但明显反映出欧盟对待中国的语气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夹杂着失望和不满。文件中严肃地表达了欧盟的关切，并明确提出了对中国的一系列不乏苛刻的要求，概言之就是要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国际经济政治乃至环境责任。从近几年双边关系的实际来看，欧盟明显较以往更多地强调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在贸易谈判中有意提高谈判门槛，并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在政治上，则频频拿“人权”和“宗教自由”说事、找茬，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种变化反映了中欧关系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中欧关系的确进入了一个调适和转型期。在当今国际体系内，中国和欧盟是两个发展水平和制度差异较大却又彼此互有需求、相互借重的行为体，这一特性决定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其本身是一个不断调适和学习的过程。在中欧建交后的头20年里，中国经济上弱小，欧盟在各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更多的是向欧洲学习，欧盟也因此习惯了对中国俯视。但后来中国迅速发展，迎头赶了上来，欧盟却渐渐感到了不平衡，开始强调维护自身利益，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也要求欧盟解除早已不合时宜的对华军售禁令，并希望欧盟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强调各自的关切及向对方提要求，虽然凸显了中欧关系中复杂性和挑战性的一面，但这是双边关系调适和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需要强调的是，中欧是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远远大于问题和分歧。2008年中欧贸易额达到4255.8亿美元，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则仍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在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下，中欧合作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和突出。还要指出的是，中欧依然认同彼此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与欧盟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项既定政策；欧盟领导人也重申，发展对华关系是欧盟的战略目标，欧盟是中国可信赖的伙伴。为了为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双方于2008年4月建立并启动了中欧（副总理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该机制将成为双方增进互信、实现互利共赢的又一个重要平台
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展望
中美关系发展总是存在两面性，利弊兼具。一百多年来，中美关系可谓沐浴经风、磕磕绊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不同时期，伴随中国不同时期角色的转折性变化，中美关系的特征和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从腐朽的满清王朝末期到新中国成立，中美关系发展存在严重不对等，美国作为当时新崛起的重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扶持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插足中国、维护和攫取美国利益，其中历时最长、最为突出的是支持蒋介石政府。当然，20世纪之初、20世纪20年代以及40年代，在推动中国教育进程、避免中国走向彻底的被殖民和被瓜分深远、避免日本等个别帝国主义国家独吞中国、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等不少方面，尽管许多举措是出于美国私利，但美国在这些方面也客观上帮助了中国，具有客观的重要积极意义。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所以经贸是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在经贸中存在的摩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决定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1629亿美元，从美国进口487.3亿美元，顺差为1147.7亿美元。根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对华贸易逆差激增24.5%，达2016亿美元。中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一方面与中美双方采取的统计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中美又方的统计差异主要缘于中美贸易的特殊性和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美国把中国出口至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后，这些国家再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在统计对中国的出口时，却对其通过香港等对华转口的商品忽略。这是造成统计不同的一个原因。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很多是美国企业在华分公司的商品。中国赚取的只是很少的加工费，大量利润被美国在华企业取得。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一国应该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出口这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没有比较优势或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种自由贸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较利益学说进行的国际贸易会使所有参与国得到贸易利益最大化。中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也符合比较利益学说。中美贸易会造成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限制有关。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主要是农产品，附加值低，满足了美国一般消费者的需要。而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美国把经贸政治化，以安全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高新技术。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技术产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技术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美国的这种经贸限制，严重影响了贸易的互补性，导致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由中美贸易逆差这问题来看，中美缺失的是一种理解，信任。正是这种不理解，不信任，造成了贸易摩擦。中美双方只有静下心来，加强了解，信任，才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直接对抗。
中美经贸的另一个结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如调高人民币汇率而大量减持美国国债，美国的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可能都受到冲击。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市场会使中国金融业固有的困难加恶化，扰乱中国经济，甚至扰乱全球经济。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是不现实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正确或错误的汇率。只有在适当的是机，实现浮动汇率才会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贸易有利。美国在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一方面又没有为人民币升值高定“时间表”。可见，中美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谁也离不开谁的发展。只有双方更了解对方的国情与现实，才能找到双方平衡的支点。强势压迫并不是解决之道。知识产权保护，是夹在中美贸易中的一根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视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我们中国确实做到不够好，但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我们加强了打击盗版和仿冒的稽查行动，并加强了对公众尊重知识产权的宣传工作。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国际合作，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中美双方只有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加强对话，加强监督与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保证充分的自由竞争，最终解决知识产权纷争。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并不可怕。中美经常性的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中美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双方只有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从中美贸易摩擦来看，都是因为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国情不同，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等原因引起的。中美双方都应该摆正心态，采取合作，尊重的态度，才能更切实地找到两国利益的平衡点，才能达到双羸。为了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消除贸易摩擦，我们中国可以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在处理中美贸易逆差与具体的贸易摩擦中，中国有必要采取国际上常用的自动出口限制等贸易政策措施。这样既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又减少了贸易摩擦的代价。积极筹划、组织、实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开贸易壁垒，大大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投资设厂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还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学会站在美国人的角度认识与思考中美之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美贸易政策和运作技巧。通过这种了解的增进，以使对美贸易政策与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贸易战并不是出路，中美双方谁也打不起贸易战。只有双方妥善处理好贸易关系，才能更好地巩固双方的关系，才能更好使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得到解决。处理好一个地区发展大国与一个世界强国的关系，不但对两国有益，达到双羸；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中美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两天能全部解决的。但只要本着接触，了解，信任，尊重，合作的原则，就能把这些问题逐步理清，并逐步解决。
中英关系的历史背景与展望
中英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两国应加强战略互信，朝着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不断迈进。中英关系是平等的。中英是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应当加强战略互信，妥善处理分歧。中英关系需要加强合作。今天的中英关系，早已超出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中英关系要想发展得好，双方一方面要加强在双边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利益基础，造福两国人民；另一方面应当在国际事务中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中英政治互信加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两国政治对话机制较完备，高层交往密切；双方互利共赢凸显，英多年保持欧盟内最大对华投资国和第三大对华贸易伙伴国地位；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也十分活跃，现约有10万名中国青年在英国留学，在华英国留学生也有3000人，“中国热”、“汉语热”在英国持续升温，英国有超过500所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中英合作建立了12所孔子学院和54个孔子课堂；此外，两国关系的全球性和战略性上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英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繁荣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中英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框架内进行了良好互动，在全球治理、防扩散、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保持了密切沟通与协调。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需着重从3个方面入手：一要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充分利用中英高层交流机制和各种对话机制，就双方关切的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不断强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与交流，确保中英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二要推进务实合作，做大合作“蛋糕”。双方要抓住两国经济的互补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使两国人民感受到发展中英关系的好处和实惠；提升教育、科技合作的质量，共同培养高水平人才；坚定地携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共同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繁荣。三要开展平等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中英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双方需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用交流和对话去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以勇气和智慧去缩小分歧，扩大共识。
英国于1950年承认新中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中英于1954年6月17日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升格为大使级。此后30多年，中英关系历经波折，总体上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发展。1997年7月，香港政权顺利交接后，两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98年，中英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近年来英国日益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以务实态度看待中国崛起，主张深化对华合作，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两国高层保持了经常性往来和联系，双方建立了总理年度会晤、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以及外交政策、人权、军控、南亚问题、非洲问题等磋商及对话机制。1998年朱镕基总理与布莱尔首相实现互访，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1999年江泽民主席成功访英，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对英国的首次国事访问。2002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英。2003年，双方分别成立旨在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和深化各领域合作的双边关系互动小组。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意建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机制，并确定两国重点合作领域。2005年7月，胡锦涛主席赴英国出席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9月，布莱尔首相访华，期间两国决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11月，胡锦涛主席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邀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2006年9月，温总理对英国进行工作访问。10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英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007年12月，杨洁篪外长访问英国。2008年1月，布朗首相首次正式访华。同年8月，布朗首相赴华观摩北京奥运会并出席闭幕式。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中英关于加强合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了贸易、能源、文化等领域7项协议。4月，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并会见了布朗首相和查尔斯王储，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发展中英关系达成广泛共识。5月，王岐山副总理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第二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金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成20多项共识。10月，戴秉国国务委员访问英国，会见了布朗首相、英国对华关系小组组长、财政大臣达林、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保守党领袖卡梅伦。2010年1月，杨洁篪外长出席伦敦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期间，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进行了双边会晤，双方强调要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3月，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率访华，温家宝总理会见；双方同意提升中英战略对话级别，戴秉国务委员与米利班德举行了新一轮战略对话；杨洁篪外长与米利班德举行会谈。4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青海玉树地震向胡锦涛主席致信慰问。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多伦多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扩大中英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同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出席韩国20国集团财长会议前访华，王岐山副总理会见。7月，英国外交大臣黑格访华，温家宝总理会见，戴秉国务委员与黑格举行中英战略对话，杨洁篪外长与黑格举行会谈。黑格表示，英希进一步深化英中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并提出英中建立“促进经济增长的合作伙伴关系”。黑格重申，英国新政府在台湾和涉藏问题上坚持上届政府的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8月，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贝林厄姆发表声明，就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及中国各地的洪涝灾害表示慰问。9月，英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代表安德鲁王子出席上海世博会英国馆日，王岐山副总理会见。
2010年11月9日至1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率财政、商业、气候变化、教育四位大臣及50名企业家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温家宝总理为其举行欢迎仪式并与其会谈,同随访的英国企业家座谈，李克强副总理会见并与其共同出席中英工商峰会。访问期间，两国还举行经济财金对话、经贸联委会、教育部长年度磋商和能源工作组会议。胡锦涛表示，中英互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中方重视发展同英国关系。双方应从21世纪全球视角和战略高度规划好两国关系。温家宝总理表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具有丰富内涵。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维护和促进两国的根本利益。中方欢迎英国企业抓住机遇，扩大同中方的合作，英方应放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限制，以利双边贸易实现平衡、持续增长。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扩大对英投资，希望英方简化审批程序，解决中国人员赴英国签证难等问题。希望两国继续在教育、文化、卫生、青少年交流、奥运等领域开展活动，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卡梅伦表示，英国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双边重要对话机制，加强交流，增进互信。英国始终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希望同中国建立促进共同增长的经贸伙伴关系，主张欧盟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沟通和协作。
二、北约新战略与世界秩序的未来建构趋势
当人类进入
如今人类已经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信息化军事和战争初现端倪。这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军事，其核心技术是信息，信息技术对军事活动能力的增长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进而对军事活动和战争行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要想在未来战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勇敢地迎接信息时代军事变革的挑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军事上的变革问题时发现：任何时期军队的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总是同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而且科学技术条件决定着军队的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马克思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恩格斯又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同上，第215页。这些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条件变革必然引起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军事发展变革的客观必然性，不彷徨、不等待，积极主动地迎接信息时代军事发展的挑战。人类的战争已经走过了机械化战争，正在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信息化战争虽然是在机械化战争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但它又对机械化战争有许多新的发展。因此，信息化战争必将出现许多全新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欧洲的政治版图和安全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1991年华约宣布解散、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结束。战后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最终以北约的胜利而告终。华约的消失使北约失去了对手，西欧不再存在外部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北约是否应继续存在下去也成为欧美各国思考和关注的大问题。西方国家很快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欧美各国普遍认为，北约作为有史以来西方最成功的军事、政治联盟，其强大的军事结构及其可有效推动美欧政策协调一致的联盟机制，在今后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和对付新的全球性挑战等方面，仍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990年7月6日北约伦敦首脑会议提出要对北约进行战略改造，把北约从冷战时的军事组织改造成为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组织。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首次通过了“北约战略新概念”，提出北约在冷战后时代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并随之展开一系列重大改革和战略调整。
北约努力加强北大西洋联盟的政治职能，尤其是加强和扩大与前华约国家的联系。1991年12月，北约与部分东欧国家共同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并于1992年3月接纳所有独联体11国为“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伙伴国。1994年1月，北约推出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建议与所有未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签订双边协议，进行军事、政治合作。“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出台后受到欧洲各国普遍欢迎。至2002年2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30个欧亚国家先后加入该计划，其成员发展到46个。大多数“和平伙伴国”在北约总部派驻军事代表，并频繁与北约举行多边军事演习，积极按照北约军事模式改造本国军队。对北约联盟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向中东欧国家开放，开辟新的职能和扩大权限范围，以及强化北约防务能力建设等各个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进程中，美欧之间仍不断发生矛盾和分歧。在美国方面，无论是老布什或克林顿政府均没有放弃美国在北约多边机构中所起的领导作用。1992年初，五角大楼的一项计划报告提出，应继续使北约成为美国施加影响的优先使用的工具。虽然美国支持欧洲经济一体化，但却竭力阻挠欧洲在北约之外建立自己的独立防务，担心这将可能损害北约的安全政策结构，特别是损害北约指挥系统的结构完整。而欧洲国家，尤其法国的政策目标是建立欧洲独立决策机构和军事行动能力，反对继续由美国主宰北约。巴黎一方面想把北约管辖权范围严格限制在集体防御上；另一方面使欧洲具有独立的防务能力，以能够承担维和、危机管理和人道主义救援的全部任务。希拉克上台后，主张改革北约指挥体系，并提出由欧洲人担任北约南欧司令部司令，但遭到美国拒绝。法国主张的由西欧联盟承担北约大部分防务责任也受到美、英、德等国反对。法国在联盟内再度陷入孤立，其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的计划搁浅。
实施北约东扩。北约在组织扩大方面进行得较为顺利。北约东扩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的削弱俄罗斯，扩大北约优势及战略空间的重大战略步骤。美国始终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其目的是利用俄罗斯的弱势地位，将整个中东欧纳入北约框架；同时通过增加新成员、扩大北约职能，给冷战后的北约注入新的活力，使美国在21世纪能继续充当欧洲安全保护者的角色，以便遏制俄、制约西欧，维护美国的单级“超霸”地位。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北约亦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由于冷战后的北约已成为一个强势国家的安全联合体，加入北约既可以确保自身的外部安全，有利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又可依托联盟力量有效处置与俄罗斯等外部国家的矛盾纠纷。因而，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向北约提出入盟申请。1995年9月，北约公布了《东扩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入北约的条件和步骤。为此，北约努力争取与俄罗斯达成“相互谅解”，以减缓俄罗斯反对立场。1997年5月27日，北约与俄罗斯在巴黎签署“俄一北约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7月8日，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正式邀请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人盟。1999年3月25日，波、捷、匈三国正式成为北约新成员。北约对其军事战略亦不断进行调整。冷战后，北约国家不再面临外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技术的扩散、恐怖主义、民族纠纷及地区冲突等仍然威胁着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因而北约在保持足够“核威慑”能力的同时，更侧重发展常规军事力量，以便有效预防和处理地区危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后，北约对外干预的倾向不断上升。1994年4月10日，北约首次出动战机轰炸波黑塞军阵地，随后北约对波黑内战的军事干预不断升级。1995年8月30日至9月14日，北约空军和海军连续对波黑塞军目标进行大规模轰炸，使波黑战场形势出现逆转，最终迫使塞族接受停火并与其他冲突各方达成“代顿和平协议”。1999年3月24日，北约8国战机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代号为“联盟力量”的大规模空袭，位于亚德里亚海的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向南联盟境内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是北约自成立以来首次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北约打着“人权”和恢复科索沃阿族人自决权的幌子，动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作战飞机和激光制导武器向一个巴尔干弱小国家进行空中打击。在攻击军事目标无法使南联盟屈服后，又转而轰炸民用设施，以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混乱和战争恐怖。在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中，北约军队共向南联盟投掷和发射了23000多枚导弹和炸弹，造成1800多名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5月8日，美国飞机突然对中国驻南使馆发动空袭，5枚导弹从不同角度击中了中国大使馆，造成中国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严重伤亡，使馆建筑严重毁坏。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严重践踏了基本的国际准则，给南联盟人民造成了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北约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的一次实验，而美英是该战略的始作俑者。早在1993年，美国政府和国会内已出现使北约责任和职能“全球化”的主张。持这一观点者提出北约必须担负起“全球责任”，因为只有当北约在海湾或东南亚出现危机时能有效进行军事干预，才可能赢得美国公众对该联盟的长久支持。他们明确主张北约今后的主要职能是“保卫”美欧在全世界的利益。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加甚至提出，海湾和台湾海峡均应包括进北约“全球危机处理”的范畴。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不久也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理论。1999年4月22日，他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现存的以主权、不干涉内政为准则的国际机制缺乏公正，不能适应当今世界形势的现实需要，北约不应受到这些原则的过多束缚。因此，美英均积极主张更新北约1991年确定的战略观念，使北约新战略从欧洲防区扩展开来，涉猎到全世界的安全事务。1999年4月25日，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了《联盟的战略概念》文件，其核心是扩大北约的“责任和使命”，使北约从一个集体安全防御组织逐渐发展成为维护西方全球利益及价值观的军事、政治组织。“9·
在对付新的安全挑战方面，美欧立场接近。美欧领导人强调，恐怖主义是全球性的，对美欧均带来威胁，美国和北约应扩大反恐怖战争范围，对所有庇护恐怖主义的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和制裁，并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广泛国际反恐联盟。为此，北约决定：(1)更新和提升北约与俄罗斯关系；(2)加快北约东扩步伐，尽量吸收更多东欧国家人盟。2001年11月1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向布鲁塞尔建议，与俄罗斯发展新型合作关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俄时也表示，北约愿意让俄罗斯对北约的军事活动拥有更多参与权。随后，北约一俄罗斯外长及国防部长会议明确提出，应加快探索建立更有效的“20国合作机制”。2002年5月28日，北约和俄罗斯领导人签署的《罗马宣言》宣布，建立新的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的运作将以新的“20国机制”取代过去的“19＋1机制”，即所有20个理事国都将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理事会的讨论和决策。理事会每年召开四次部长级会议和每月举行一次大使级会议。所有决策都将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在反恐和反扩散、地区危机管理、军控等问题做出共同决定时，俄罗斯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北约一俄罗斯新合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双方战略关系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为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在新一轮东扩问题上，美欧也放弃了过去的谨慎立场。尤其美国积极主张大规模扩大北约组织，以促使其成为强大的反恐联盟。而中东欧各候选国自“9·11”事件以来也积极支持美国反恐。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均派出部队参与和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保加利亚也向美机开放其机场。作为回报，美国加大了对它们加入大西洋联盟的支持。美国高层官员及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多次前往波罗的海三国进行访问，并明确表示支持这些国家人盟。同时，西欧也主张将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斯洛文尼亚等国纳入北约，以便使东欧各国连成一片，从而巩固北约南翼及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和稳定。2002年9月召开的北约华沙国防部长会议正式确定了第二轮东扩国家名单。
2002年11月，北约国家领导人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北约布拉格峰会。峰会通过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战略，提出北约应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中心作用。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强调，为了对付新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北约未来的军事战略应突出反恐，并相应改进其军事力量及指挥系统。峰会正式批准了关于“提高北约军事能力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以便使北约具备“在任何地方进行快速部署和打击能力”。峰会正式批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及波罗的海三国入盟，实现了北约有史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势力扩张。至此，北约从19国扩大到26国。布拉格峰会确立的战略是北约在美国主导下的一次新定位，其目标与美国的新安全战略基本一致。峰会通过的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转型及大规模东扩，对未来北约发展和欧亚国际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布拉格峰会决定，北约加速了军事结构改革，包括对各战区进行重新调整和设立新的机动部队司令部。同时，北约各国集中加强重要领域的军事防务建设，包括精密制导武器、远程投放、保密通信及防止核生化武器等领域。随着北约反恐战略的确立和整体军事能力的改进，北约政治功能也将进一步强化，北约未来对外干预的倾向可能进一步加大，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北约还显示出进一步东移的趋向。北约第二轮东扩后，其战略防线在东部已直接推进到俄罗斯西北边界和黑海，其南翼也与孤悬一角的土耳其连成一片，北约战略纵深得到进一步扩大。北约领导人多次强调，北约不排除接纳其他更多欧亚国家加人北约的可能。虽然北约继续向独联体地区挺进将会遇到俄罗斯抵制，但由于第二轮东扩后，俄罗斯战略地位受到削弱，已很难与北约进行强硬对抗。可以预料，未来北约将充分利用与独联体国家的“和平伙伴”机制，继续向乌克兰、外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政治渗透，其影响将逼近中国西部边界。
布拉格峰会为北约未来的深刻变革开了绿灯，它使北约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度和更灵活的结构。但它并没有消除北约各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尤其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英与法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03年1月15日，美国要求北约支持其军事打击伊拉克，重点是协防土耳其。北约内部在此问题上分歧严重，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为了打破僵局，2月6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史无前例地启动了北约的“默认”程序，即成员国若在10日10时前不提异议，理事会将视其为默认，北约可立即着手制定军事计划。但在最后时刻，法、德、比打破“沉默”，公开否决美援土计划。三国认为北约匆忙向土提供军事援助将给外界发出“伊拉克的确拥有远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交手段已然穷尽”的错误信号，会对战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约各成员国代表虽连续召开了5次会议，但始终未能克服分歧。北约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在此情况下，土耳其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款，要求北约就其防卫问题紧急磋商。12日美做出妥协，放弃其他要求，仅保留“北约保护土耳其免受来自伊拉克的可能袭击”，但法国仍拒绝接受，强调北约不能为了自己的一个成员国受到了并不存在的侵略威胁而进行军事行动，并公开指责新加人北约的中东欧国家一味附和美国。为了避免法国的否决，北约召开不包括法国的北约防务计划会议讨论协防土耳其问题。同时，北约在最后决议中明确规定，向土提供的军事援助仅允许用来防御，不得用于进攻。这一妥协使德国和比利时缓和了其反对立场，协防土耳其的方案最终得以通过。北约虽在协防土耳其问题上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但这场危机却给联盟造成难以弥补的“内伤”。它表明，美国同欧洲国家之间在北约作为军事同盟的存在意义上的分歧一直未能消除。北约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已损害了北约作为一支军事联盟的声誉，而此次在伊拉克问题上犹豫不决，将使美国对北约的重视度进一步下降。未来美国可能更多地绕过北约而联合一些“志同道合的盟国”来进行海外军事行动。不过，现在就断言北约正在走向终结还为时过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大西洋联盟。从军事上看，美国对外进行军事干预时，仍需要欧洲盟国的后续支援；在政治上，北约依然是吸引中东欧国家的工具。并且美国还可利用北约有效牵制法德主导的欧洲政治统一。
伊拉克战争后，美欧在对北约政策上均进行了新的调整。法德在坚持发展欧洲防务的同时，加大努力弥补与美国的分歧，以避免在北约内陷于孤立。美国也竭力加强对北约的控制。尤其是2004年4月北约完成第二轮大规模东扩后，美国寻求进一步扩大与欧洲盟国特别是与英意及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以促使北约继续成为美国全球干预的军事、政治工具。2004年6月28日，北约伊斯坦布尔峰会在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妥协，决定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援助，显示北约在直接介入伊拉克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北约还出台了针对地中海及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坦布尔合作计划”。这既是对美国“大中东计划”某种程度的支持，也显示了北约未来将更多关注和介入该地区的倾向。北约同时决定扩大在阿富汗的军事部署，并强化与各“和平伙伴国”的合作。北约提出要重点加强与中亚一高加索地区伙伴国家的全面合作，并重申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显然，北约比过去更迫切将中亚一高加索地区纳入其“欧亚安全体系”。伊斯坦布尔会议结果表明，北约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最重要的军事一政治联盟。北约由于其强大的军事结构及其能有效推动美欧政策协调的联盟机制，仍是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理想工具。大西洋联盟内部虽矛盾重重，但当西方根本利益受到重大威胁时，拥有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的美欧仍可能通过北约的联盟机制，达成某种妥协与战略协调。
北约安全战略概念早已经超过了欧洲和大西洋的地域范围，其影响是全球性的。在50年前北约就已经吸收了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的特殊国家土耳其为其正式成员国，并借助在这里修建的大量军事基地，对中近东地区和苏联南部形成制约，成为北约国家最南端的前哨站。苏联解体后，北约在向俄罗斯正面东扩的同时，还在积极地经营着另外一条迂回路线。作为北约外围组织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1994年成立，由此将前苏联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3个中亚国家分别吸收进该组织。1997年北约秘书长索拉纳频频到中亚各国活动，利用这些国家担心俄罗斯重返中亚地区的心理，为中亚各国改组武装力量、培训高级军事人才、组建“中亚维和营”，并从这一年起年年在中亚国家举行包括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尽管这种军事演习每次都被有意限制在较小规模之内’，而且在名义上均以“处置地区性突发事件的维和行动”为由，但是美国大兵的皮靴有史以来第一次踏进中亚这块土地，已，经足以引起各国观察家的充分警觉。北约将其军事存在推进至亚洲腹地的潜在意义，完全不亚于其东扩。
被称作北约“东方翻版”的美日安保体系是北约深入亚太地区的重要滩头阵地。自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性军事安全体系越来越明显地被纳入了北约活动的轨道。1999年4月27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日美防卫指针的相关法案”，再次表示出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对东亚地区安全事务的咄咄逼人态势，也证明人们关于美日同盟可能发展成“亚洲北约”的担心不无道理。北约新战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北约势力在地域界限方面的膨胀上，还表现在它的职能已经大大超出了一个防御性军事组织的范围。北约国家在美国的主导下在其50周年“华诞”为联合国献上了一份“厚礼”，这就是抛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武力干预。用个别北约国家领导人的话来解释，这次科索沃行动“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北约组织的“强大和成熟”已经足以在处理地区性危机时“采取实质性的紧急行动”。这多少说明了北约国家的确企图在国际事务中，起码是在欧洲地区事务中争得说一不二的权威。以往美国及西方国家往往极力通过各种途径左右联合国的政策取向。从朝鲜战争到打击伊拉克，西方国家总是将自己的意图冠上联合国的名义，而此次空袭南联盟的重大军事行动却全然不顾这些。北约之所以敢于这样无所顾忌，与冷战后世界战略力量重组有着必然的联系。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造成了相对平衡的两极对峙局面，无论哪一方都努力争取甚至左右联合国，因为对联合国的影响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会不会出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倾斜，而20世纪90年代初两极格局的瓦解：一方全面崩溃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却空前地自我膨胀起来。在这种态势之下，有无图具表面权威的调停人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对于空袭南联盟，美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作出了许多解释，诸如“制止人道主义危机”、“防止种族灭绝”，“保护少数民族自决权和生存权”等等。这些固然不足以说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对一个小小的主权国家以上千架先进战机大动干戈行动的合理性，而且谁都明白，科索沃的前途、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命运未必能使美国和西方政治家们产生切肤之痛。事实上这是为了让世界上那些始终不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的“无法无天的国家”知晓，世界警察是有能力、有办法对他们实施打击和制裁的；向那些仍然对西方保持威慑作用的大国和潜在的大国展示其实力，瓦解这些对手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进一步弱化他们的对抗能力。
通过科索沃战争，善良的人们应该警醒，北约新战略这个世纪末的幽灵，将给21世纪世界和平笼罩一层厚重的战争阴影。世纪更迭，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人类社会两大主要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国际社会为建立冷战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构建21世纪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就在国际形势朝着缓和方向发展之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有持无恐地把战争强加给一个主权国家、恣意践踏国际法的行为不能不引起世界人民的反思：冷战残余思维、意识形态暗中作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顽固不化，“炮舰政策”肆虐横行，这些旧时代的东西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姑且不谈炸弹和导弹、采取违抗态度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族反叛分子，科索沃危机已经暴露出了冷战后世界格局面临着的一些最深刻的问题。据美国对外政策高级分析家和以前的政策制定者们说，科索沃危机的结果很可能影响今后10年内全球政治、外交和战争的格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科索沃问题专家伊沃·达尔德说：“真正的利害所在同当地正在发生的情况没有多大的关系。”科索沃的先例涉及到国际干预的新标准。这种新标准既超出联合国宪章之外，也超出半个世纪以来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北约对南斯拉夫政府和科索沃省闹事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冲突进行干涉说明，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会使它失去主权，失去互不干涉的权利。这个先例可能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出现的任何方式的动乱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也就成为了北约新旧战略的分水岭。在过去的10年内，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化等挑战。北约对外干涉的条件也已发生变化。居于首位的是反种族灭绝公约。这个条约宣布种族灭绝是国际罪行，并规定签约国有义务制止和惩罚这种罪行。美国在1986年批准了这项条约。 这个公约所体现的所谓“人道主义原则”在过去的10年内为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黑进行的军事干涉和在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族难民进行的军事干涉提供了依据。尽管该公约同时规定：一国政府的国内政策只对它本国人民负责。但是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对科索沃进行干涉则确立这样一项原则，即一个国家的国内行为要对更广泛的地区负责，甚至要对国际社会负责。专家们说，在这个基础上，北约组织可以为在离它更远的许多国家进行干涉找到理由。布鲁金斯学会的达尔德说：“这是美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行的一种长期努力。在这些战争结束、欧洲扩张、北约扩大和同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后，我们日益接近这个目标。”他说：“我们将在21世纪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塞尔维亚人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不是人们在新欧洲所期望的。那是违背历史潮流的。”科索沃冲突的利害关系是全球性的，因为最终美国希望它同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共同的民主、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自由企业和人权等价值观中——能成为世界其余地方的一个典范。但是，一些专家和前决策者对于科索沃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现任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主任李·汉密尔顿说：“我们在世界其它地方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长期卷入科索沃冲突的代价和危险太高太大了——超过我们国家利益的要求。”他说，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对美国利益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俄罗斯、伊拉克和朝鲜。汉密尔顿还表示担心，科索沃的冲突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不仅解决不了巴尔干问题，还可能造成新的“全球行为标准”。
在布什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说：“如果我们支持科索沃人并且他们取得独立，它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内有不同种族的国家产生影响。”其中一大危险是。科索沃的冲突非但没有使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更加密切，反而有可能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破裂。国务院负责政策计划的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说：“在过去10年，欧洲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分道扬镳。有些问题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积累起来的影响是危险的。在科索沃，美国可能希望使这场战斗继续下去，持续时间比欧洲国家所希望的长，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关系。”北约新战略对国际新秩序的影响最大的方面表现在使世界多极化受到挑战。由于科索沃战争是北约新战略的试验场，所以，我们以科索沃战争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北约新战略对国际新秩序的影响。科索沃问题本来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民族事务。令人费解的是，在公开爆发冲突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该问题竟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渲染下，升级为全世界瞩目的国际焦点问题。而当它真正成了一个国际问题的时候，解决这类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却又被有意撇在一边。北约武力干预科索沃问题，实质上已演化成了一场真正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它所引起的后果将不只是涉及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也不只局限于未来欧洲的区域安全结构，而是势必影响到21世纪的世界战略格局。简言之，它不利于众多国家已经看好的多极世界的形成。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指导思想与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客观要求相悖。主宰国际事务几十年的两极格局崩溃之后，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期望21世纪能够出现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有利于稳定和反映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世界新格局。这些年来，由于几十年美苏垄断的经验教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新的发展”。“多极”的提出，与过去相比，是针对“两极”而言；与现在相比，是针对“单极”而言。也就是说，世界上多数人既不愿意过去的两极、也不愿意有可能出现的单极独霸世界。而美国自以为国力最强，念念不忘“单极世界”，但又不愿被冠以“世界宪兵”的称号，所以羞羞答答地以“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为由，鼓动一些国家为它推行单极世界效力。因科索沃问题对南联盟动武的北约，只不过是为美国推行单极世界服务的工具而已。
北约对南联盟动武提出的理由，动摇了多极世界理念存在的思想基础。多极世界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也就是要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多样性。而北约对南联盟动武却是借口维护人权，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民族政策和领土完整，并企图通过武力最终将其纳入“西方民主”轨道。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霸权行径如果得逞，将极大地动摇和破坏多极世界理念存在的“多元”思想基础。北约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式与多极世界相适应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格格不入。多极世界的提出是因为人类面临2l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各国不仅要处理相互之间的问题，而且要处理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面对共同问题，作为单个国家来讲，利与害的程度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和平与发展的大前提下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严重违背了多极化世界要求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共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是人类在跨世纪的门槛上演绎的一出悲剧。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破坏了有助于世界多极化的大国“伙伴关系”。大国关系历来是影响和构成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为适应多极世界的需要，大国之间遵循相互尊重、受益原则，主张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并纷纷建立“伙伴关系”。无疑，这一现象健康地发展下去，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益于世界多极化。而北约对南联盟动武，不仅使俄罗斯与北约及美国刚刚稳定下来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还使欧美的“结盟关系”处于潜在的危机之中。这些关系遭到破坏的程度将随着今后北约动用武力的升级而加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小小的科索沃问题已经演化成影响世界格局的大问题。面对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所有主张多极世界的国家都应当自省：自己的言行究竟是在为“多极化世界”服务，还是在为“单极世界”服务？
冷战结束后，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因失去战略对手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对美国而言，失去了北约，也就失去了它在欧洲一大西洋战略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对欧洲乃至世界安全格局的主导地位。正是基于此，近年来，美国才加紧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和“更新”北约，提出了“战略新概念”，其核心就是从“集体防御入侵”走向“区域外防卫”。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谈到新战略时明确表示：21世纪北约的行动不受地域限制。这表明，北约新战略将对世界和平提出严峻的挑战。美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把北约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通过北约东扩、对南联盟动武，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把北约变成美建立“单极世界”，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将北约变成“世界宪兵”。正如国际舆论指出的：北约空袭的真正目的是用武力手段建立一种符合它们自己利益的世界新秩序，确立其主宰世界的目的。美国策动对南联盟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粗暴践踏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测，而且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一次严重挑战。要和平，要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以“保卫人权”、“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为实现其霸权而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弱小国家，完全是逆时代大潮而行的暴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其强大力量，肆意发动侵略战争，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可言？北约通过的《联盟战略概念》极具进攻性和危险性：它想把其边界继续向东推进；它要在世界各地插手；它企图不经联合国授权便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这个战略将打破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全球战略目标由过去的与苏联争霸转变为维持一超独霸的地位。其冷战时期对苏“遏制”战略演化为全球的“参与和扩展”战略。美国提出的北约新战略概念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具体表现。因此。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革新”，其根本指导思想仍然沿袭了它50年来的冷战思维。
北约的战略调整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它自然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在酝酿北约新战略过程中，西欧各国反覆强调，反对北约充当世界宪兵，认为北约充当世界宪兵是与世界多极化背道而驰的。欧盟4月2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亦明确反对在扩大军事职能时与联合国“脱钩”，要求联合国授权作为北约行动的先决条件。但鉴于西欧尚未形成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且在安全上一时还离不开美国的保护，在制定北约新战略这一关键问题上还是美国人说了算。北约通过的《联盟战略概念》对世界人民来说是不祥之兆，特别是为了配合新战略的出台，北约以南联盟内部的科索沃问题为借口，抛开联合国，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已给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开创了极其危险的先例，使欧洲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北约新战略可能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使俄罗斯不再对北约东扩存在幻想。南联盟是冷战后俄在北约势力范围内仅存的盟友，而美率北约对南动武有拔掉这个“喉中刺”、在战略上挤压俄罗斯的意图，俄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进而造成双方直接对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关系全面倒退。北约空袭开始后俄总理访美中途折返、宣布中止与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召回俄驻北约首席军事代表、讨论修改核战略，这些措施显示，俄在涉及战略利益问题上不惜与美国及北约正面对抗。二是使俄国内政治压力增大，军事准备升温。空袭发生后，俄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取向相近，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随着北约空袭升级，俄宣布派7艘军舰前往战区，并在海上和陆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强化战备措施。尽管俄因种种顾虑不愿把事做绝，但空袭已不可避免地给俄与西方的关系造成硬伤，并将促使俄在安全上重新审视与西方的关系，欧洲安全格局的一根主要支柱的裂痕正在扩大。
北约新战略打破了欧洲安全格局脆弱的平衡，有可能促使欧洲重新分化组合，进入动荡期。在如何处理欧洲安全问题上，美国与欧盟的歧见颇深。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在华约解体后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美向来视北约为其在欧洲保持主导地位的支柱，故冷战后坚持推进北约扩大化和全球化进程，插手干预前南冲突；欧洲国家碍于实力，虽希望美出面稳定地区局势，但在地区安全保障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希望主导欧洲安全的发展方向，不愿当美国的配角。北约扩展至东欧3国实际上是美国、欧洲大国与俄罗斯3方妥协的产物，暂时缓解了欧洲的紧张关系。科索沃战争一举打破了欧洲脆弱的战略平衡，不仅使其与俄罗斯的矛盾表面化，北约内部分歧也一览无遗。一些东欧国家对北约的行动心有余悸，担心北约肢解南联盟，并将战火外延，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同时，这些国家也有与南联盟相似的民族问题，如北约肢解南联盟成功，则今后东欧国家的自身安全也将面临问题。另一方面，东欧一些目前还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将更加左右为难。如果北约新战略再一次导致欧洲各种矛盾的表面化有可能使美国及北约难以驾驭局势，欧洲安全格局将趋于动荡。
北约新战略指导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可能导致的大量难民外逃将给欧洲国家造成巨大的压力，亦将对这些国家的稳定产生影响。据估计，科索沃战争中有60多万名难民涌人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黑以及南斯拉夫的黑山共和国。目前西欧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缓慢，失业率高，国民排外情绪严重，大量难民的涌入不仅将使欧洲国家面临新的困难，而且有可能加剧这些国家的种族矛盾。此外，难民问题长期拖下去有可能使美欧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意大利、希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等国家直接受到难民潮的冲击，迫切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并尽快解决问题。科索沃战争已经证明，北约新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打着“人道主义”对欧洲其他地区进行干涉时，对待难民问题的意见分岐“有可能导致西欧的分裂”。北约新战略的另一个恶性后果就是军备竞赛与核扩散。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民族问题和内政问题。那么北约可以轰炸南联盟，就不能轰炸其他国家吗？通过这次事件，那些原本自以为生活在太平盛世里的人们也重新认识到了那个一再被忘记了的朴素的真理：只有以武力才能制止武力，只有以暴才能抗暴！顺着这个逻辑，人们自然会认识到：假如南联盟也有巡航导弹，假如南联盟有性能更好的飞机和更好的防空系统，北约也许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吧！假如南联盟有核武器，北约恐怕根本就不会动空袭这个念头吧！这就无怪乎在北约空袭南联盟之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几乎同时宣布放弃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
军备竞赛与霸权主义如影随形，只要这世界上还存在霸权，人们就会有自危之感，军备竞赛也就不可避免。而这是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冷战时期是军备竞赛最激烈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北约和华约相继成立，东西方对抗日趋激烈。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先后发生了两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世界大战多次在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得以幸免。双方为了确保各自的势力范围，纷纷在全球各地驻兵，甚至以武力侵犯别国。在军备竞赛最严重的时候，美苏两国的核弹头超过3万枚，其当量可以把地球毁灭十几次。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星球大战”计划更是把军备竞赛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军备竞赛的结果拖垮了苏联，也损伤了美国的元气。但在冷战以后，美国非但不接受前车之鉴，反而恃强而霸。它不但竭力维持北约和美日韩两大军事集团的存在，而且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这就不能不引起相关国家的警惕了。科索沃战争也许是21世纪新的军备竞赛的催化剂。和军备竞赛一样，美国也是核扩散的罪魁祸首。美国是世界上最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首创“原子弹外交”的国家。1946年3月，在伊朗事件中，杜鲁门单独接见了安德烈·葛罗米柯大使并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如果苏联部队不在48小时内从伊朗北部撤走，美国将使用原子弹实施突击。后来，苏联同意在24小时内撤出军队。正是这种赤裸裸的核威胁，迫使别的国家加速研制原子弹。1949年9月，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率先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此后英国、法国、中国也相继拥有了核武器。而经常向别国挥舞核大棒的美国最害怕的恰恰是核扩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仇视美国的国家和组织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拥有核武器。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声称愿意花几十亿美元买一颗原子弹，伊拉克、伊朗都梦想成为有核国家，甚至连恐怖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也想制造出原子弹。
为了防止核扩散，美国作出了长期的努力。1968年6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5日生效，有效期25年。1995年4月17日至5月12日在美国纽约召开178个成员国会议，一致通过无限期延长该条约。但是1998年5月份印巴核试验却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撕开了一条裂缝，核扩散再次面临愈演愈烈的危险。目前，朝鲜、日本、伊朗等国家都有能力成为有核国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核武器，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境内都遗留有苏联部署的核武器。此前，乌克兰、白俄罗斯都宣布销毁这些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但是北约对南联盟的大规模空袭却再次提醒了这些国家，核武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意味着什么。因此，正是北约的空袭刺激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两国放弃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其他国家也必然纷纷仿效。可以预言，2l世纪将有更多的有核国家出现。届时，地球上爆发核战争的几率也将更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在北约东扩、解决波黑冲突及干预科索沃危机等关系到欧洲切身利益的事件中，一向惟我独尊，对欧洲盟国的意见置若罔闻。美国的霸道作法引起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许多欧盟国家在建立欧洲共同防务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于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计划——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出笼了。
科索沃战争中，经济上与美国实力不相上下的西欧在军事领域的虚弱和不足暴露无遗。英、法、德等欧盟国家虽然倾其全力参加了北约的轰炸行动，但北约所出动的飞机总数中85%来自美国，美国提供的炸弹、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占北约行动所需总量的4/5。美国飞机采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天候打击目标，而欧洲的飞机、包括法国先进的“幻影”一2000型战机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便难以完成攻击任务。欧美在军事指挥、控制和通讯装备方面的差距更大。可以说，欧洲既没有足够的战略运输装备，也缺少必要的信息情报手段来单独对南联盟进行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希拉克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使我们看到了积极推动欧洲建设共同防务的紧迫性。”建立欧洲共同防务是欧洲政治家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但因各国想法不一，有关计划一直被束之高阁。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欧盟各国在防务问题上都在调整政策：法国不再坚持游离于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之外的立场，转而采取重返北约的政策；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彻底追随美国的立场，决定支持欧洲自主防务建设；德国改变军事上完全依靠美国的政策，寻求与法、英等国的防务合作；欧盟内中立国则不再坚持把欧盟仅仅看成是一个大市场的态度，对欧洲政治联合给予支持。这些政策调整使得欧洲共同防务问题出现转机。1998年12月，法英两国首脑发表声明，主张积极推动欧洲独立防务体系的建立。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明确支持。1999年6月，科隆欧盟首脑会议就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欧洲推进共同防务的步伐进一步加快。11月15日，欧盟15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欧盟的外交和共同防务政策主要从3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建立由欧盟领导的干预危机的军事力量，其次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集政治、安全和军事为一体的委员会，第三是加强与北约成员国的磋商机制。12月10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盟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到2003年之前，欧盟将组建一支11.5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其中陆军7万余人。
2000年9月，欧盟各国就各自在这支部队中的出兵配额问题举行协商。到11月下旬，各国在欧盟快反部队中的出兵配额基本商定，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将是欧盟中出兵最多的国家，其中德国的配额是1.8万名陆、海、空官兵。土耳其则是非欧盟国家中出兵最多的。根据各方初步商定的原则，这支欧盟快反部队主要承担的任务将包括：1.隔离冲突各方，必要时甚至可以借助武力达到目的；2.作为预防危机部队派往有关地区，但前提必须是欧洲内部就此达成政治谅解；3.为在危机地区执行任务的人道主义机构提供支援或保护；4.承担从危机地区转移欧盟居民的任务。从这支部队的规模及使命来看，欧盟快反部队将是一支统一指挥的跨国军事力量。它的出现必将有力地加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介入欧洲地区性事务的实力。在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问题上，英国的表现最为积极，其主要考虑是：政治上，立足欧洲，加强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英国认为它目前“处于最佳状态”，“应该在不同联盟中发挥中坚作用”。军事上，英国是西欧的军事大国之一，兵力多，武器好，军事装备技术领先。科索沃战争中，在酝酿派地面部队时，北约计划派兵10万人，英国准备派4万人，同美国一样多，这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谈军事合作，西欧离不开英国。经济上，布莱尔首相曾说：“英国50%以上的贸易在欧洲，上百万人的就业依赖欧洲。离开欧洲，英国难以掌握未来的经济命脉，将不再是一个重要国家，将在欧洲事务中失去发言权。”在潜意识上，英国人不愿事事跟着美国走。1999年6月，北约驻科索沃盟军司令、英国人杰克逊拒绝服从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的命令，未把俄军赶出普里什蒂纳机场，就是突出一例。据披露，布莱尔首相曾对人说过：“每当我去会见美国人时，总觉得自己分量不够。”这也许是1998年12月英国发出“疏美”信号的内心独自。
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意味着欧洲朝着共同防务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不仅关系到欧洲自身的安全，而且对正在调整的欧美战略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不得罪美国，英国一直在给美国吃“宽心丸”。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强调，建立“自主防务”，是和美国共担军费与责任，“提高欧盟军队的实际行动能力，是对北约军力的补充”，“是一种贡献”。英国国防部长霍恩说：“英国的建议和过去的战略不矛盾。”布莱尔首相重申：“英国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桥梁。”在1999年12月2日的北约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议上，欧洲人安抚美国，“欧盟无意取代北约”，“一旦行动，欧盟会和北约商量”。然而，美国对欧盟这一重大举动仍然表现出严重不安。美国担心欧盟“自主防务”建成后会削弱北约的地位，进而影响美国的霸权利益，因此十分关注英、法、德、意等国的举动，设法施加压力，牵制欧盟动作。美国通过英国保守党人士攻击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玩弄法国人的游戏，把美国佬赶出欧洲。美国一些军事机构放风说，英国人带头把目标瞄准北约。另一方面，美国又拉拢英国，克林顿总统亲自给布莱尔首相写信，提出美英合作研制新一代空对空远程导弹。信中说，美国有足够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英国大可不必同别国一起去浪费钱财和精力。美国还向德国招手，鼓励它增加军费，拉它共同研制反导弹系统，以期分化“法一德一英”轴心。美国还要求欧盟承诺北约仍是欧洲安全主力，欧盟在决定单独行动前务必先征询美国意见，并告之决策过程，否则北约有杯葛欧盟出兵的权利。
美国对欧洲共同防务存有戒心的另一个原因是欧盟对北约产生的某种“离心倾向”。1999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欧美双方就北约新战略曾发生过激烈争论。美国要求把北约的职能扩大到全球范围，以便在全世界发挥其超级强国的作用。但是，欧盟对此提出保留，坚决反对北约变成“世界宪兵”，坚决反对北约取代联合国安理会。欧盟明确提出，推进欧洲共同防务将有助于在北约内建立“欧洲防务支柱”。显然，欧洲希望通过北约内“欧洲防务支柱”的建立，能够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改变完全受制于美国的处境。欧美之间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表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欧洲安全事务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欧洲在推进共同防务方面必然会受到来自美国方面不断的牵制和阻挠。但是欧洲共同防务经过欧盟各国的努力毕竟在逐步推进，并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因此这一进程也必然会对欧美战略关系的演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自成立以来，北约的军事战略便是美国军事战略的翻版，如冷战时的“灵活反应战略”、冷战结束后的“地区防务战略”。对这个新战略，明眼人一望即知不过是对美国“塑造一反应一准备”新军事战略的依样画葫芦。但为了给其欧洲盟友一点安慰，也为了给外人一种联盟紧密团结的印象，美国在新战略中会重申“共同防御”是核心任务，这样，既可满足盟友的自尊心，又达到了美国自己的目的。北约的新战略其实是美国为北约规定的新战略。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一向以“民主、和平卫士”自居的美国人为何要制订这样一项招惹事非的战略呢？这一点，还是美国人自己最清楚。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中写道，北约将是执行一项“整个欧亚统合、全面和长期地理战略”的工具。这项战略中，北约最终将扩展到亚洲，直到中国的边界。在那里，它将与美国另一军事联盟——美日安保同盟汇合。发人深思的是，在北约提出制订新战略前不久，美日安保同盟也进行了调整。如果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发现其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北约新战略所谓的保卫“共同利益”与美日同盟所谓的防止“周边事态”都意味着从冷战时的固定防御转向如今的对外攻击，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正如一位美国记者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分析，如果将制订北约新战略与重新修订美日安保同盟联系起来看，就可以发现美国正在实施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实现自罗斯福和威尔逊时代以来的“伟大理想”。这个所谓的“伟大理想”就是称霸全球。美国为北约制定的新战略就是要将其改造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调整日美新同盟、制订北约新战略，是美国控制欧亚大陆、在全球营造对其有利的战略环境的两个关键环节。通过这两大举措，美国如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设置了对它惟命是从的两个“国际宪兵”。凭借这样两个强有力的外援，美国便可以坐镇中心，以仲裁者的身份向全球发号施令，北约新战略的提出和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修订如两朵不祥的黑云出现在雷雨初霁的天空。
三、21世纪全球大革命和世界性过渡的幻景与梦想
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不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而是由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决定。任何一个当代大国(包括美国)都不会拥有成为全球帝国的资源，任何一种文明都不会同意世界成为单一文明的帝国。因此，当代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征进行文明的大组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联盟。文明将担负世界政治的主要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文明替代了冷战时期的联盟；第二，文明覆盖全球，代表全人类，也就是说，文明保证了世界体系的均衡；第三，所有文明是当代世界最大和最紧密的聚合体。文化是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如果没有人们的创造才能则不可思议。无论哪种文明与文化，无论它们属于哪个历史时期，也无论它们已经消失还是继续存在，抑或它们有何独特性和共同性，它们最基础的主人公都是创作者个人，因为他们是文化与文明的食盐和酵母。
从文化与文明的共同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地缘政治概念：文明是由一个或多个社会和国家历史上形成的。这些社会和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并组成了多元文明的历史和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体系。共同宗教、文化和道德的文明认同并没有削弱和消灭民族的、种族的、个人的抑或人民的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当代人的自我认同和界定，是多种认同的总和。文明的共同概念不会排斥单个文明的概念，同样，单个文明的概念也不会抹杀个人、民族和种族的自我认同或独特性。世界文明不会忽视个体、人民自我认同的力量和意义，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人的表现和世界历史与每个国家历史的运动，就会发现任何唯一的文明模式或万能的文明模式都是不存在的。在信息时代业已开始的当代，认同问题尤为重要，更准确地说，认同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体的自我界定过程，建立在自我确定的一个或一组既定文化特征的基础之上，而不具有其他社会结构的广泛属性。
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模式化确立了新的世界政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文明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世界政治变化的范式性。不理解世界政治中产生变化的范式性质，看不到其中文明因素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就抓不住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实质。新的范式就是多元文明世界和与之适应的多极世界秩序。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政治的根本转型与变革和国际体系的重建，但这种转型是缓慢的，痛苦的，经常伴随着惊厥，比如爆发现代化的新一代战争或者出现恐怖主义。但转型不会停止，因为它是当代世界本身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质变引起的，或将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完成，或许还会更早一些。
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过渡的历史交替中，不可能一切都根本改变，转换成崭新的东西，而世界体系却一成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政治全面转换成适应世界后工业发展的全新状态的见证人。同时可以看到的是，世代形成的、以民族国家和西方大国为主要因素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政治体系日趋衰竭，而各种文明将起决定作用的多极世界政治体系开始建立。没有也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世界政治体系。它们被历史创造出来，以适应特定的条件和需要。它们也将日趋衰竭，被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体系所代替。这就是世界政治体系吐故纳新的过程。
全球化进程对文明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对文明的地缘政治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代存在两个主要的进程：全球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的当代世界区域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涵盖所有文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生产、市场、金融、信息、交通、通信、环保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全球化是全面的全球化，各种文明非常活跃地相互渗透，由此产生的正负作用混合在一起，便对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对某种文明产生的利和弊，实质上反映了这种文明在特定时期所具有的全球能力。另一方面，同全球化并行的还有另一种趋势——保留世界的多样性。这既指保留和发展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独特性)，也指保留和发展文明内部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领域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人类世界古老的、世代相传的、也是永恒的特征。对于地缘政治来说，研究文明、文化、宗教等的特点非常重要。
关注当代人和当代人类环境，就是解决“我和你”、“我们和你们”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人类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化、社会学、民族或种族的问题。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因为有些进程正在对世界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这个世纪存在许多文明的“游牧民族”，许多国家不是在重新组成短期的政治轴心和同盟而是营造长期的文明架构；，同一种文明内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在为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代替。简言之，现在的特点是人、国家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维护认同的基本意义越来越重要；在文明的认同发挥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为国家之间的结盟或者冲突准备预案。从历史进程看，世界政治将第一次成为多元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认同不会改变和代替国家、社会、种族及其他认同，但它将在当代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占据主要位置。人们在地缘政治上对各种文明产生的兴趣，源于并受到当代两股强大力量的激励。一股力量是，如果能把地球上所有文明的成就和资源结合起来，信息时代就能提供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为所有的人和国家带来幸福。另一股力量是，人类在后工业时代可能遭遇危险，毁灭人类和地球生命的热核灾难或生态灾难。
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将使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则对当今人类构成最大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21世纪的地缘政治既具有重要性，又具有紧迫性。各国、各国人民和各国政治家行将作出的选择，涉及各种文明在世界政治中起着更大作用的问题，以及人们在地缘政治方面对各种文明表现出来的更大兴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表明，有必要建立更为公正并能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世界政治体系。尽管全球化使民族国家部分丧失了主权，但它们尚未消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从国际关系中消亡。现在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联合将使各种文明从根本上占有优势，各种文明的架构将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主要作用。每个民族国家所属的文明是这个国家发挥作用时的坚强后盾，“我们和他们”的因素产生了效力。此前的地缘政治体系无视这种关键性的质变，因而不适应新的世界现实，不建立适应新的现实的新的世界政治体系是荒谬的。不管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世界体系，都不能保证冷战后世界的稳定性和可控性。旧的范式已经过时，新的范式将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当今的事态发展并对之作出适当的反应。这种新的范式将愈益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基础，并肯定会在今后几十年中成为21世纪新的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
文明在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种思想极其透彻地说明了两极世界体系崩溃后迅速变化的世界的本质。今天，大国的结合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意识形态为基础，而是以文明为基础。以冷战时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中任意一国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同盟成了历史，而出现了以文化和文明为基础的同盟。现在围绕核心国家形成的七种或者八种文明，将组成21世纪的国际体系。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组成了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体系。如果说过去的各种文明是社会的、文化的和地区的现象，那么它们今天就成了构建世界体系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冷战期间的世界版图根本不同于这两场战争以后的世界版图。在信息时代中，历史越是往前迈进，各种文明就越会在不失其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变成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在殖民主义崩溃和冷战结束后，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上重组世界政治结构的进程即将起步。世界性的大问题将在文明层面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像昨天那样在军事政治集团和超级大国的层面上得到解决，也不是像前天那样在大国关系的层面上得到解决。
世界政治的范式正在改变——正日益转变为多元文明的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要消失。相反，在技术和通信革命的条件下，这些关系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变得十分活跃。在世界政治中确立文明的范式，是指在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时，文明因素将发挥主导作用。在国际关系的两极体系时代和殖民体系时代，各种文明就已存在。但是，它们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和两极体制消失后，由此产生的相关因素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些文明的影响增强的同时，另一些文明的影响却在减弱。欧洲文明或者更宽泛一点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势头和影响力仍然无可匹敌。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经济技术大国除日本之外，都来自西方文明。但是，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西方的影响仍然很大，但这种影响正在减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在逐渐转变为正常文明的影响，而不再具有全球规模。亚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日本文明正处于复兴和上升时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已显现，当今世界几种主要的文明并存的局面代替了先前两个超级大国占主导地位的体制。这样的格局没有了全球领袖和全球霸主的位置，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单极统治的概念、全球霸权和世界长官的概念已是过时的概念。在新的格局里，各种文明的利益均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格局里的新的概念是“利益均势”、“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和多元文明的当代世界政治格局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即有别于两极和一超多极的世界秩序。当今世界将加快速度，朝多极世界秩序前进。新的世界秩序将建立在多元文明的原则基础之上，并将由各种文明的核心国来实际构筑。目前还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像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这些不止一个而是有多个核心国家的文明，将如何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单极世界秩序还是一超多极世界秩序，都不适合同多元文明的世界体系搭配。第一种模式是两极体系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解体后出现的短暂现象。第二种模式则是一种向多极世界秩序过渡的模式。作为运转所需的一系列原则、制度、机制，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地缘文化的多极世界秩序越快建立起来，就越容易解决信息时代的新问题，应对信息世界的新挑战。当然，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不会通过举办某种世界论坛或者国际会议就能建立起来，也不会通过某个科研机构或某部科学作品就能建立起来，它将产生于世界向信息时代过渡的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等过程中。推动多极世界秩序早日建立的因素，既包括文明的冲突造成的危险，也包括文明的对话打开的广阔的发展空间。不管是文明时代还是多极世界秩序，它们都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式，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性的过渡起始于20世纪的下半叶，因为当时开始了崭新的技术革命，继而又开始了生态、人口、教育和管理革命。我们今天正处在后工业时代过渡的高潮时期，尽管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现在生活的几代人和21世纪将出生的几代人，将亲身参与这场新的世界变革。一些变革已经开始：后工业技术、高速运输与通信、信息透明度、生态保护和人口变化等。另一些变革处于萌芽状态：稳定的发展、减少贫困、扩大智力圈。再有就是将来的变革：制止战争，建立公正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为每个人的精神发展创造条件。世界性的过渡不会遥遥无期，它很可能在21世纪的中期结束。彼·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说，在短短数十年里，世界将被重新改造，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社会政治结构、艺术和重要机构等等。我们在处正一个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50年后将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无论就速度还是就实质来说，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变革都使人感到惊讶。人类历史上的农业时代，即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第一次浪潮”持续了几千年；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浪潮仅仅持续了300年；而人类历史上的后工业信息时代的形成，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电脑代替了流水作业技术，核武器代替了传统武器，老式战争让位于新式战争(如伊拉克的“沙漠风暴”、对南斯拉夫的侵略和最新一场伊拉克战争)，约束性的生态保护和理智开发取代了无限制地利用地球资源。在一个由“10亿富人”和不发达国家55亿人构成的旧的世界体系中，克服贫穷落后状态的强大的社会和国家意志凸显出来。人类正在努力探寻新经济、新社会、新价值观、新政治和新世界秩序的道路。
在思维、政策和其他各方面，旧思想、旧势力同人类后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理论、政治、经济、社会、价值观体系、社会体系、道德和国家间关系上，这场战斗随处可见。任何一个领域都必须二者择一：要么是旧世界，要么是新世界；要么是现在的工业社会，要么是未来的信息社会；要么是新的贫富差别，要么是所有人都享受幸福。今天，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了这场战斗，我们并不是面对历史的终结，而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是人类历史上工业时代的最后几代人和信息时代的最初几代人。正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现实比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花言巧语更有力量。冷战的胜利代价高昂——世界更不安全、更不稳定。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很快表明，自由主义本身也在崩溃。显然，自由主义已经日暮途穷，再也拿不出什么解决现代世界和人类问题的办法，再也不能为贫穷落后的国家指出美好的未来，甚至也对提高发达国家自身的生活水平束手无策。
德鲁克认为可以就世界性过渡何时开始的问题进行争论。这种过渡也许可以从大约在1960年出现第一个非西方的经济大国——日本算起，也许可以从出现电脑，即出现新的信息技术时算起。德鲁克在《新的现实》一书中，把1965至1973年作为“分水岭”。沃勒斯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深刻的历史性的答案，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5至18世纪之间的300至350年的产生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1968年(学潮)的发展顶峰；第三部分：1968年以后的衰落时期。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标志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文化逐步衰落的关键是：196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地缘文化的主导作用发生了动摇。这是出发点。沃勒斯坦认为，1989年是1968年的继续。1989年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凯旋和理所当然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恰恰相反——这是自由主义的崩溃。[2]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衰落？沃勒斯坦认为，作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世界体系核心的技术现代化和自由现代化两者相互争斗。这种争斗使这一世界体系内部产生了异常紧张的关系。现代化技术和现代化自由之间的冲突不能在体系内部解决，而必须建立新的体系。
一些现代思想家坚信，现代世界正在向新的历史体系迈进。新的体系有着深刻的原因，又面临着新的现实和新的挑战。当代世界发展中还清晰地呈现出一种趋势——知识和社会能量凸现出来，蓄势待发；新型革命即全球化革命已是客观存在。这些革命席卷全世界，正在使世界的方方面面发生质变，具有系统的性质。因此，对于当今世界性过渡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回答——一场全球大革命正在推进。全球大革命是第一场全球革命，因为它涉及整个世界体系而不是只涉及世界的某些局部。全球大革命由科技革命、经济革命、教育革命、生态革命、人口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构成，它将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消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新的世界体系。全球大革命不会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外围国家)一次完成和同时完成，它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快有慢，有早有迟。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涉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任何国家、地区和文明若置身于这一历史性过程之外，都会产生严重后果，都会丧失历史的未来。全球大革命不会直线式地、一帆风顺地向前推进，并且不会只有正面的结果。它是一个波浪式的进程，其结果也不相同。现在还很难描绘出全球大革命下一步的现实进程，但是有一点已经清楚——我们将会看见现代世界体系神奇的发展和变革。这不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而就发生在2l世纪的上半叶。
全球大革命不像传统的政治革命，不是先占领电台和电视台再占领国家的重要权力机关，而是根本改变社会的基础和亚系统。它没有宣布新政府的施政纲领，而是指出解决世界问题、人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新途径。为了想象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后工业时代人类的思维和后工业文明的思维。实际上，新思维已经存在，它正处于同当今现实的冲突之中。新社会的轮廓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在新社会里，后工业特征将占主导地位。同样，工业的特点甚至工业以前的特点也不会马上消失。在一定时期，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文明将在新社会里同时存在。但是，在新社会里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新社会不需要使用暴力来战胜旧事物，不是摧毁旧事物而是超越旧事物。新旧社会之间的斗争不会轻松，大概我们将会首次见证和平过渡。这不是指战争和暴力将在21世纪中叶消失——这是不可能的，而是指不可能通过战争和暴力来完成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全球大革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和平革命。
从世界单极地缘政治模式向多中心地缘政治模式的过渡既受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现实情况的制约，也受文明的现实情况的制约。除了已经发生的质变以外，新社会的蓝图还展示了许多尚未开始或者已经开始而尚未完成的变革。这些变革的孕育期将会更长。在世界向新社会过渡的进程中，还可以看见其他质变，安全和国防就是一例。不能说我们已经历史地抛弃了战争，但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有集体安全的构想，当今世界对国防的理解有了质变。在有了核武器和可能出现“核冬天”的条件下，在存在生态灾难危险的条件下，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强大，它都不能单独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必须建立世界性的和地区性的安全体系。
世界性过渡才刚刚开始，还面临着很多难题和障碍，必须看到、理解这些难题和障碍，必须寻找解决这些难题、克服这些障碍的办法。在21世纪之初，全世界的思想家一致认为，当代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带动这一世界性过渡的火车头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发生的六场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通信革命、生态革命、教育革命和人口革命。这些革命相互联系，总体上构成了全球大革命。这是世界历史在范式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全世界所有领域全方位的转型。参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进程，是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决定性的条件。网络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因为它不仅改善了新经济的组织，而且还改善了新经济的所有其他方面。如果要寻找后工业时代的标志，它不是电脑而是网络，是电脑网络、生产网络、商业网络、金融网络、通信网络以及其他活动和其他结构的网络。网络是构建当代社会形态学的主要元素。从新经济的功能来看，这种经济是全球经济；从新经济的结构、组织和经营模式来看，这种经济是网络经济。“经济”一词源于古希腊，它最初的意思是“管理家务”，但古人不知道经济是由许多内部相互联系的结构和活动构成的系统。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原始的部落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工业阶段和信息阶段的技术分界线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真正实现于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并在远程通信和电脑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信息经济的特点，专家作了如下概括：信息经济以新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同工业经济相比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信息经济是全球经济；信息经济具有网状结构和组织——公司内部网络、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网络、国内网络、跨国网络和世界网络；信息经济使劳动、劳动力、就业和职业等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工作模式的变化(灵涪程度、工时长短、工作场所、工作性质等)，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服务人员大大增加，劳动力在教育和技能的基础上迅速分化，因而需要在教育和人员培训方面大量投资；信息经济要依靠互联网(网中网)才能运行。各种网络不仅将产生新的信息经济的结构和组织，而且还将建立新的信息社会的形态。
网络形式并非信息社会的独创，但在信息时代，网络达到新的水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整个社会组织通过它建立起来，它的末端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网络社会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和越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证明，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了，它不仅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公正、万众一心)，而且也区别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开放型的信息技术、创新和网络)。信息社会将创造出社会主义新的模式——信息社会主义的模式。网络经济和网络社会的产生，是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最重大的现象。同时，网络经济的出现为创建地球上新的物质文明提供了可能性。
世界性过渡是技术、经济、价值体系、社会结构、管理及世界秩序等所有的领域发生深刻而快速变化的时期。以前的世界性过渡都导致了根本的变化，为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条件。目前的过渡也不例外，同以前的过渡相比，当今的世界性过渡的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很快。变化不是闪电式的，也不会一蹴而就，会有主次、快慢、轻重之分，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中同时完成。同世界性过渡的幻景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期待——迅速解决当今社会最尖锐的问题和缺陷，尤其是解决“贫富”问题和社会的人道问题。最大的幻景就是对技术统治的空想，即过度寄望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但是，两者并不等同。到了2l世纪中叶，现有体系的一些痼疾也不能完全治愈，不能根除当今世界大部分人和国家生活中的这些痼疾造成的后果，不可能发生全面的迅速的变化。
每一场革命，包括全球大革命，都有自己的历史时机——何时进行，用多少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实现向新的社会和世界体系的世界性过渡过程中，最困难的障碍包括如下诸点：全球大革命和新的世界体系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穷国和富国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现有社会内部(包括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群体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联合国、很多国际和国家机构、著名学者和专家的大量资料都证明了这一现象的规模和后果。如果新的世界体系不着手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它自己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亚洲的经验表明，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亚洲特别是日本、中国、越南、“四小虎”展示了世界性过渡的可能性。
现在的全球大革命积蓄了巨大的惯性，出路在于所有的国家都要实际参与后工业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新旧世界体系之间的战略大搏斗即将展开。关于防止生态灾难的发生已经有了很多著述，已经制定了战略，里约热内卢世界大会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是缺乏实际行动和所需资金。使所有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在整体上实现生态化，将是世界性过渡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目标。世界性过渡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防止价值缺失，保障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建立在健全的、创新的、稳定的价值基础上。这指的是要克服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恢复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标准。这指的是必须实行新的人道主义——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条件下人们遇到的问题负有责任，对重新定义当代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实质负有责任。这指的是富人的享乐主义和穷人在物质与文化上的贫困。这些大问题若得不到根本解决，世界就不会向前发展，因为它们涉及新的社会和新的世界体系的活力及能力的问题。
新技术为公民直接参与决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公民社会应当具有新的功能，需要有新的机构、政党和运动、领导人，即全球大革命的机构、政党和领导人。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应当保证所有的人和各国人民的权利。两个强大的当代进程齐头并进，即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一体化和分散化齐头并进，衍生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包括全球性——地区性——区域性三者之问的关系，跨国共同体——民族国家——种族群体的问题，全人类之根和种族之根的问题，世界和民族文化的问题，以及世界的、民族的、宗教的传统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两个并行的进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新时代人类统一发展的两极，其中一极有多强大，另一极就有多活跃。问题不是要毁灭一个扶持一个——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找到人类和世界实现统一和多样化的发展途径，以及使普世性和独特性共同发展的途径。
尤为严重的问题是世界性过渡进程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当代的三种意识形态，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危机。昨天还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理想、原则和论断坍塌了。无论就规模还是就创新程度而言，历史运动中发生的变革都是宏大的，但是，不能说社会理论思想也是这样，因为后者已经停滞不前。意识形态似乎僵化了——只知重复众所周知的思想。历史的运动超越了理论的运动。现实中缩短了的时间和变快了的速度仍然没有催生崭新的思想，仍然没有创建全球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这个真空继续存在，谁也无法说清真空内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气旋。对于全球大革命和世界性过渡，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两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看到了过渡的负担、痛苦、灾难和危险，但认为这一切都有可能在2l世纪的40至50年里被成功地摆脱。悲观派认为未来是灰暗的、灾难性的。全球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物质丰富、精神健全的社会和世界体系。一切为了各国人民，一切为了所有人。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将使这一历史前途成为可能。
全球治理有一种内在的全球情怀和鲜明的全球取向。无论是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还是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都要求以全球的视角思考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使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维护，并实现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正是这种全球情怀与倾向，突出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作用与意义。全球意识区别于国家、民族、群体意识，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全球意识强调、类整体性，即以全球的视野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整体性并不等同于共同性，当然两者有密切关系。全球价值包含两层涵义，首先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其独立的价值，换言之，人类可视为一个新的价值主体，它不同于国家、民族、群体等主体;其次是指价值的普世性，即一种受到普世关怀、得到普世认可的价值。全球治理正是通过关注人类整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塑造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规则、机制，以达到促进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说，“全球价值观必须是全球治理的基石。” 同样，全球意识也是全球治理的前提。全球治理原本是诸多行为体在全球层面和跨国层面通过对话、协商、合作来应对全球问题，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如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防治艾滋病、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等等。中国无疑已经参与并将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自诸多治理活动，从而感受到全球治理的挑战与趋势。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中国主要以国家或政府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所以对中国而言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似乎与原来的国际治理并无区别。倒是国内日益增多的跨国合作，为中国勾勒出一个全球治理的新视角。这就是把全球治理从模糊的全球层面内化到清晰的国家层面，在本土上通过实施诸多跨国合作项目来感悟全球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对全球治理的认同。这里，涉及两个必须澄清的问题。一个是全球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关系。全球治理聚焦于全球层面的机制、关系与活动，三大主体——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世界公民运动在全球层面上展开对话、协商、合作，这是该理论的基本点。如果偏离了这个基本点，就会被认为是曲解了全球治理。但问题是主体的对话、协商合作仅仅存在于全球层面吗?如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出现并实际推动着某些事务的治理，能否称之为全球治理呢?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们不仅关心在全球层面就某些问题、领域达成全球性制度、规范，以加强对人类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维护共同利益，而且会以跨国合作的方式，对虽存在于一国之内，但却会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与事务进行治理。这时，虽然现象上只是国家层面的治理，但其意义却是全球的，因此也符合全球治理的基本涵义。比如在中国环境、防治艾滋病和戒毒领域，存在着广泛的跨国合作。既有发达国家，又有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国际上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构成国际纵队，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一起，开展着颇有成效的治理工作。这难道不是全球治理吗?当然是，因为中国在上述领域的进展与成就，无疑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必将推进全球层面的环境治理和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所以，全球治理不能仅局限于全球层面的治理，也应关注国内层面的治理，该理论就会有更大的包容性。全球治理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说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国际社会上看，一些非常敏感而重大的议题已被涉及，比如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改革联合国的主张。该主张的基本点是扩大世界公民运动的作用。首先，是在改造后的联合国体系中，增进民间社会的实际作用，而不是仅限于在改造后的结构中分配给它一些席位。其次，应承认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民间社会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它提出的具体建议是建立一个作为辩论机构的“人民大会”，用来补充由各国政府代表的联合国大会。而在此之前，应为世界公民运动提供一个年度论坛。此外，关于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经济安全理事会等建议都关涉到全球性制度与机制的重构。与此同时，作用与日俱增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不满足于仅仅参与发展援助、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保护以乏疾病防治等经济、社会事务。为国家所垄断的政治、军事、安全事务正成为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的新领域，比如对军备控制和防止核武器扩散施加影响力，推动并参与预防性外交，致力于国际人权保护等。
中国视野中的全球治理既然定位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那么所治理的对象就必须有所选择与限定，而在我们看来，最恰当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对象，莫过于那些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全球问题具有真正的全球性、公共性。全球治理指的是人类公共生活，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某一团体的事务，全球问题恰恰符合这一特点。当代人类关切的生态、环境、发展、资源、毒品、艾滋病、难民、人权、国际恐怖主义、太空开发与海洋利用等全球问题既关涉整个人类，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无论其存在还是影响都是全球的，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全球问题无疑需要在全球层面，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确立一系列有效治理的机制、条约和规范，如全球气候变暖框架条约。但也必须同时重视这些问题在一个个具体国家、地区的改观与解决。全球问题在每个国家的表现程度、形式不尽相同，应对的方略和解决途径也会有差异，但正因为它的全球性和公共性，所以就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平台。当一个国家借助于国际社会和世界公民运动的力量，治理本国存在的全球问题时，这无疑是参与、推动全球治理的一种好方式。另一方面，全球问题具有超意识形态性，便于进行跨国合作，也易于避免某些政治上的麻烦与冲突。全球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全球问题不因你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也不因你是发达国家就可避免，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更一般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全球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它所关涉的利益就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问题的这一显著特点，不仅有助于在全球层面达成合作的共识，形成有约束力的机制与条约，尤其适于在国内层面开展跨国合作，实施全球治理。道理显而易见，当他国、国际组织和世界公民运动试图介入一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时，必然会触动敏感的主权问题，从而导致激烈的反应，甚至纠纷。但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指向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问题与事务，各国大都欢迎国际社会的介入，包括资金的投人、人员的培训、技术的支持，以及治理机制与方法的引进。对于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将其治理对象锁定于全球问题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它既为全球层面的治理主体介入存在于一国，但却有全球影响的事务提供了可能，又能为主权国家接受。
如果说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世界公民运动潮流要求建立全球宪政共和主义的政治范式，那么中国则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突出其民主共和的特点，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豪迈宣言，也是全球政治范式之中国特色的最集中体现。根据世界公民运动要求世界秩序构建的发展趋势，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视角深刻阐释了中国主流文化哲学对未来全球共和秩序建构中的战略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逐步加快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公民运动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加强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世界公民运动在促进治理、善政和全球民主治理方面潜力巨大。为了充分挖掘这一潜力，提高全人类的生活质量，需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增加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代表性、责任感，并为世界公民运动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全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尤其让以非政府组织、各种跨国社会团体、全球公民网络、社会运动等为其组成成员的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和优势凸现出来。如果可以用一个有吸引力的概念加以描述这种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状况的话，那就是全球治理。“它是使相互冲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全球治理的好处在于它既涉及主权又与主权无绝对联系，它允许非政府组织及非制度安排发挥作用，有时是绝对作用。”因此，认为全球化已经导致国际共同事务存在并有必要进行针对性治理的人，自然认同全球治理，就是以威胁主权国家为由反对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人，也较能接受全球治理。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权威，所以，全球治理离不开权威。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用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同时必须懂得，全球治理扩大了政治权威，但并未取消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从权威的扩展而言，曾长期垄断政治权威的国家和政府，其权力有所减弱，不承认这一点是非理性的;但从国家和政府应当行使和保留的政治权威而言，至今并未减弱，也不应该减弱，更谈不上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