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正确的管理，我们或许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全球化问题是目前最容易被误解和令人困惑的话题。过去20年，主流观念是全球化能使每个人受益。但是，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部分是因为动荡的全球资本流动，这证实了我提出的“全球获益，本国受损”（global gain，local pain）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全球化，但是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控制其中的风险。

　　诺贝尔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刚写了本新书，名为《下一次增长趋同：多速世界中的未来经济增长》（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从历史上看，175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国的增长基本趋于一致。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开始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然而，过去的50年间发生了第二次变革，其他国家开始以每年近10％的增长率高速发展，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此之前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左右。

　　到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危机时，原来的全球秩序已不复存在，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集团，占有全球90％的GNP，以及三分之二的总人口。这意味着其他203个国家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收入却仅占全球10％。

　　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传播了知识，使许多商品和服务变得可交易，这为新兴市场创造了新机遇。

　　斯宾塞教授直言不讳，没有一个神圣原则或理念是不能置疑的。他认为，观点和方法的多样性可产生比“万金油”式的政策药方更好的对话和结果。

　　华盛顿共识之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一定会非常感激有人能指出这一点，他从未打算让华盛顿共识成为一个理念：政府往往把事情搞砸，因而应最大限度限制政府行为。这次危机恰恰相反，市场犯了极大的错误，政府不得不插手，采取大规模干预。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最富有洞察力的章节，是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政治、领导力和治理结构，气候变化，信息技术作用以及全球经济整合的部分。

　　在第一个问题上，人们认识到，领导者是成功增长的关键。使一个贫穷国家摆脱落后，与特权阶级作斗争且在国内与国际上采取极不受人欢迎的举措，这样的领导人要有极强的政治才干、道德勇气和决心。

　　新兴市场的杰出领袖却成功做到了四个前提：重视经济增长、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促进竞争和高效的政府，以及允许经济自由化并保护财产所有权。 许多领导人不得不在缺乏强大和成熟制度支持的情况下做到这些。

　　第二个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很有争议性。发达国家对碳排放现状负有最大的责任，但经济增长不断提速的新兴市场要为未来的碳排放负责。双方就此相持不下，原因在于，发达市场不肯为糟糕的现状埋单，却坚持新兴市场应该收拾他们留下的残局。

　　斯宾塞教授提出了一个高明实用的解决办法——发达国家应致力于碳排放的减少，而新兴市场应适应低碳的发展战略。这或许无法使碳排放达到环境科学家要求的水平，但可能是现在唯一可行的出路。

　　对于第三个问题，斯宾塞教授清楚地说明了信息技术对全球化所起的作用及未来将要起的作用。科技确实使世界变“平”了，它使新兴市场能紧随知识发展并进入全球市场。

　　这将我们带向“下一次增长趋同”——如何应对一个多速增长世界的兴起，在这个世界中，新兴市场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从七国集团所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转变为一个由二十国集团主导的复杂的多极世界。鉴于如此多元的价值体系、多样的治理模式以及未来对资源的激烈竞争，二十国集团是否能够维持全球经济开放，恢复需求和金融稳定，防止通货紧缩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未有人在这样的速度与规模下全面研究过这一发展进程。但迈克尔·斯宾塞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用清晰、富有同情心和建设性的观点对这些话题进行表述，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导。

　　我们都受到资源、心理和制度上的制约。迈克尔·斯宾塞超越了经济学的层面，抱着积极乐观，而不是悲观失望的态度帮助我们展望未来：通过正确的管理，我们或许能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