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国强民富”到“民富国强”的新历程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民富是一个很悠久的愿望。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民不富则国不强的提法。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荀子强调指出，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只能是：“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而不是相反，富国必要先富民，只有国民富裕，才有税收充足、需求旺盛，进而国力强劲。《荀子·富国》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管子》之《治国》篇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古人的头脑很清醒，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只有这个顺序才能够使民众平安、价值体系安稳。
把“民富”与“国强”放在一起的，大约出自汉朝历史学家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他把“民”放在“国”的前面，把“民富”放在“国强”的前面。“国”显然指有形的政府，而不是现代那个无所不在的、形而上的神圣物。反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朝代，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无不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一个成熟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富国强”的国家。到了近代，大约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变成了“国强民富”。这个颠倒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却是有害的。人们还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民富”与“国强”的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仅是先后顺序的差距。在很多时候民穷正是因为国强，强大的国家压制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文革”前后所看到的；或者民众创造的财富可以被轻松拿走。只有当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再是人民的重负时，民才可能真正富裕，社会才可能真正稳定，国家才可能真正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依然是“国强民富”的发展道路，首先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国家先强大起来，然后逐步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小康问题，逐渐让人民富裕起来。不能否认，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生活水平也较改革开放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一代又一代领导人英明决策的成果、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智慧结晶。今天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所以如此成功，达到了“国强民富”的初步意境，就是因为这样的思路乃至所走的道路都是正确的，无可厚非的。因为，中国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如果不先实践“国强民富”的理念，一切无从谈起。“国强民富”，保障的是国家强大，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强大了，成为“民富”的基础，保障的就是“民富”，就应该考虑如何从制度上机制上让全体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倡导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一预定目标。国力强大起来后，最为需要考虑的是满足全体人民富裕的需求。
“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曾经，这句话我们听得很耳熟、很顺耳。其实稍一品读，这句话，不仅违反自然规律，也不符合现代经济学常识。从自然规律上来看，河水是从来不倒淌的。没有百川，哪来大海？没有小溪，哪来大河？如果大河的水总是向小河淌，那么大河的水又从哪里来？长江黄河之所以滔滔不绝，奔流到海不复回，长江黄河之所以天天向大海倾泻，万年水流不息，是因为有数十万条小河，数万条的支流水系，天天流入长江黄河。是小河小溪小泉在哺喂着长江黄河呵。从现代经济学常识来看，“大河有水小河满”与“小河有水大河满”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前者强调先把国家的大河灌满，呼吁抽干小河支援大河，是“富国弱民”的理论；后者强调先把国民的小河灌满，让小河之水自然流向大河，是“富民强国”的想法。“国强”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而不是要民众更趋贫困。“民富”本应是“国强”的一个目的，“国强”的一个基本标志就应该是“民富”。因此，“民富”的速度一般应当快于“国强”，至少不应当比“国强”慢。如果“国强”明显快于“民富”，“民富”的水平与“国强”不相适应，且“民富”的公平、公正程度不足，这就是“国强”的成果没有合理分配和分享的结果。从战略角度看，从“国强民富”发展到“民富国强”，将是势所必然。
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究其原因，机会公平应该是关键：政府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这样，人人都有机会致富，都有机会求得个人的最好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民生问题始终是党和人民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的主要领域。每一次规划，民生工作力度都在加强，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方面和社会主题。现在，我国社会正处于关键的战略转型期，较之于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富裕了。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现在我国大河的水大了，但小河的水还不尽如人意。有两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走到世界前列，但我国的人均GDP和国民收入还很低。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2005年的5.0%上升到2010年的9.5%。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不诤的事实。而在这荣耀的背后，不能被忽视的则是：与此同时，“民富”的进程似乎与“国强”的脚步并不同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和国民收入等都还非常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711美元，世界排名第96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排在全球第94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尽管从1978年的175位（18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排名）上升到2009年的125位（21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排名），但还是远远排在世界100名之后。这说明我们的人均富裕程度还不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按平均数来看还谈不上“民富”。二是在“民不富”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在不同类别人群之间分配的不公正状况还在扩大，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10%的富裕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贫困家庭的财产只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1.4%，已经超越欧美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财富、贫困的两极分化，这与财富大量集中于资本和政府手中并非没有关系。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这一状况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社会诚信的流失，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和“发展成果”的重新丧失。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智慧。而与民分享、藏富于民，让人民能安享发展成果、保持消费欲望，就是适应“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和国际市场格局深刻调整”的固本之策。在新中国过去的规划中重于追求“国强”，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实现“民富”的条件也已成熟。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百姓生活得更从容、更幸福、更有尊严，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最能显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水准。社会财富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创造的，他们理应在国家的分配政策调整中享受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综观整个“十二五”规划建议，体现出这样的基本逻辑：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须围绕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收入分配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基础。“十二五”规划将改变过去的“国强民富”，提出“民富国强”目标，从机制上保障人民能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将以往“国强民富”的政策目标改变为“民富国强”，虽然只是把“民富”置于“国强”之前，然而两个关联词之间的易位同时也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易位，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在较长政策周期内的调整。从表面上看，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只不过是词序的变化，但细细品味，这词序的颠倒，将“民富”先于“国强”，“民富”重于“国强”，即由原先的追求“国强优先”转而追求“民富优先”，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揭示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堪称妙笔。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人民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也才能让我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更加强调“民富”，这是非常适时的。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好的生活。对“民富”目标的追求，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制定“十二五”规划，能将“民富”置于“国强”之前并列入规划之中，不仅遵循科学发展观规律，也是认识上的一种纠偏，更是奠定了富民制度富民机制保障的基础。当历史进程走过了“国强民富”的关键时刻，就必须全面转向“民富国强”。这是国家更趋强大的必由之路。因为：第一，国家强大的目的，不是要民众更趋贫困。如果民众永远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国家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第二，国家强大的结果，当然是让民众富裕起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国富”之根本目的还在于“民富”。第三，民众富裕的时代，是国家更加强大的时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人民富裕起来了，国家才能稳定和发展。第四，“民富国强”的目标，才是终极目标。安民、富民是治国的首要任务，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是社会得以和谐健康发展的根本之道。因此，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该大胆地走向“民富国强”的终极目标。这时，经济增长才是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健康的增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才是所有人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够和经济增长同步增长。
由“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词序的颠倒反射着中国治国方略的本质变化。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这将是中国又一次伟大的转变。还富于民，把民本思想落到实处，是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民富，方有真的国强，这是科学发展的本质体现之一，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贡献。这是历史与现实相一致的呼声，从历史规律与国际经验看，一个民族国家，经过发展，经历民富，走向公民国家，是一个国家由大到强的必然表现。从现实看，民富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石，是转向内需主导模式、发挥内需规模效应的基础。追求民富，也是高层与民间相一致的呼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具有辩证性的互动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经历过先富与后富的非均衡历史阶段后，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并成为高层和民间所逐步认知的常识。基于“民富”而形成改革共识，将是未来时期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从国际经验看，一个民族国家，经过发展，经历民富，走向公民国家，是由大到强的必然表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明确提出“两个同步”，释放出了把“民富优先”作为下一阶段改革方向的信号。将民富放于更优先的位置，这需要认识，更需要决心。历史经验表明，国强不等于民富，而民富则几乎没有国不强之理。“民富”不仅是“国强”的重要内涵，更是它的具体体现，尤其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人民富裕还应当成为促进国家富强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因为只有居民收入切实提高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真正富足了，才能形成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今，当代中国开始强大了，民众也正在富裕起来，这是了不得的历史突破。如果假以时日，彻底实现“民富国强”目标，中国人民真正地全体富裕起来了，那么，中国将在谱写人类历史的最光辉的新页。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把民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国强，也只有这样的国强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