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以说1997年的经济政策是诞生GDP主义的始作俑者，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方面，表现在投资和出口占比越来越大，而消费占比越来越小，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政策的形成。但在GDP挂钩官职的刺激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

　　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基本如此。相反，从中产阶级的角度看，这十年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确切地说，是中产阶级退出，贫困阶层加剧的时期。

　　试问在“孩奴”、“房奴”、“医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

　　1997年时候，实行的抓大放小、地税与国税分离，使国有企业大幅度扩张，既摆脱了社会包袱，又加强了资本集聚，更加垄断，国企大力排挤就业，国企中产生了少部分中产阶级，在他们周围的部分人和企业又利用信息对称的优势，影响大量中小企业的发展。

　　这样就给社会造就了一个不好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互相仇恨。在缺少基本社会正义的情况下，暴力行为也很容易发生。

　　说到底，改革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改了没有兼顾公平，却制造了不公平。所谓价值之战，就是用公平来衡量经济发展，用社会建设提高经济建设的素质和水平，用普世价值来充实经济带给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GDP增速到底多少为宜？在1998—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期间，美国GDP增速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但是在美国，4%的GDP增速给社会带来的消费程度、欣欣向荣的程度比中国8%、10%的GDP增长速度所带来的还要高。

　　为什么会这样？由于中国许多资产被国家所拥有，或者没有界定好产权，前者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后者使之失去市场流动性，比如农民集体土地长期不得流转，大大减少了家庭财产性收入。

　　相比起来，美国几乎都是私人资产，而且政策对于所有产权都给予明确界定。流动性没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碍，而不断实行的赤字财政和货币低利率，加上华尔街上高杠杆的信用倍数，不断推高资产价格。

　　美国股市每年上涨的幅度是GDP增速的3倍左右。也就是说，随着GDP按3%—4%的速度增长，人们的劳动收入也会按3%—4%的速度增长，其资产可能会按照9%—12%的速度升值，而且有许多资产分红收入。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名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名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名农民的纯收入。

　　我们每年的GDP增速在8%以上，这是利用储蓄率过高，把各种要素资源拿来投入的结果，而且是国内要素低价，国际高价，其结果就是国内消费越来越被抑制，企业产能相对国内购买力越来越过剩。如果逐步提高国内要素的价格，增加国民收入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即使GDP增速降2%—3%，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失业，陷入困境，从而减缓社会矛盾，这对于中国就是和谐发展了。

　　详见我的新作《秀水街与华尔街的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