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但鸦片战争时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家文化，居然是一触即溃，一向非常OK的儒家文化，不OK了。这让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儒家文化反思的起点。反思，最先从物质形态上找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第二阶段，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受列强的欺辱，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精神。

　　直到90年代后才发现，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背后，是信仰。没有信仰，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这就是中国学者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信仰。如果你找不到信仰，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有人说：如果信仰是西方诞生科学与民主的土壤，那我们去呼吁全国各族人民效仿西方，信仰万能的上帝就万事大吉了。我说不需要，仰望星空般的中华大道比“上帝”更适合中国人。所谓的“中华大道”就是被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中华大道”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起到让国人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中华大道”充分的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时代名词。因此，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中国有没有信仰？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分几种。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道，还有的说是水。说是龙，有张牙舞爪的龙，有神闲气定的龙。说是道，有天道、人道、或是霸王道。说是水，有汹涌澎湃的滔天洪水，有涓涓细流的小溪之水。当然，还有说是天、天帝等等等等吧。说法很多，但不能没有取舍。“中国的权力”有没有信仰过“法”？严格的讲，应该说没有真正的信仰过。而只是把“法”作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没有追溯“法”的源头，是“人为法”，还是“天道”，赋予的公平之法呢？《黄帝四经》开篇即称“道生法”。（《经法·道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此命题意在强调法是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道”作为世界的本源和基质，派生出的法，这样的法自然最具公允性。这种意义虽和“上帝”不同，但又近似乎《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IBM前总裁小沃森曾说过“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企业的宗教，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信条，自己的宗教和为之奋斗的信仰。”推而广之，一个政党也需要属于这个政党为之奋斗的信仰。党史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而论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当时，那几十人中当中有谁能想到，90年后的今天，竟然从几十名的小政党演变成8000万的世界第一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几十人发展成8000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难道大家不觉得这是个神话吗？他们是凭借什么发展壮大的？就是在10年动乱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依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在搞自主创新，在研制两弹一星。这说明，我们的人民相信党，愿意跟党走。所以“中国的权力没有信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要歌颂伟大的中国人民。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人民给予了政府更大的决心，信心、耐心。

　　同样，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告诉我们，当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之时，就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和工具，集中资源，“配置资源”，最终让那个大窟窿不再成为人类的负担。如果说，市场就是人类经济社会的“天”，那么，当天出现了大窟窿，我们就尽人力，来开展“补天之道”。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区别。都是人类经济社会之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一个定语，社会主义。这就是创新，就是创造。这就是“补天之道”。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我们将这条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源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