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市麒麟山庄召开首次理事会，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州日报7月17日）

　　南方科技大学的理事会，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因此早前有评论认为，成立理事会是南科大办学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客观上说，相较于没有理事会，成立理事会是一种进步，然而，从首届理事会的成员看，这一理事会是否真能在南科大办学中发挥重要决策作用，推动南科大自主办学改革的进程，还很难说。

　　成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负责学校办学重大战略决策，包括遴选校长等，是发达国家大学普遍采取的一种治理结构。对于公立大学来说，理事会治理结构，是既体现举办者（政府）利益，同时又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办学，保障办学自主性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避免大学自主权被滥用的重要机制。因此，大学理事会往往由政府官员、立法机构成员、大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以使大学理事会的决策，能代表各方利益。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大学科学、民主决策办学战略的机制。

　　以此来分析南科大的首届理事会，不难发现，相距甚远。在首次出席的20名理事中，10名是政府官员，占一半，6位是现任或原任大学校长出任理事，占30%，4位是企业董事长，占20%。这样的人员组成太过单一，首先，政府官员所占比重太高，如果一项决策，政府官员全部同意，只要在其他理事中再争取一票，就可能简单通过；其次，南科大教职工在理事中的人数太少，只有朱清时校长一人，没有其他重要岗位的校领导，不见南科大教师代表，也不见学生代表；再次，除教育界、企业界之外，其他社会人士代表没有一人，而且，教育界的代表，大多是内地高校卸任的一把手，企业界的理事则是现职的董事长，这些理事能不能“理事”，单从其身份来说，就值得打上问号。

　　这还仅仅是从人员的组成分析，如果再分析这些人员的产生过程，以及未来这一理事会是否能独立发挥作用，就更不乐观。从这届理事会的产生看，所有理事都是政府委任的，政府官员直接由政府指派，而其他理事则可能采取协商的方式产生，这种产生方式，极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理事会成为摆设，并不能独立进行办学决策。而在发达国家，大学理事会中，有相当部分理事，包括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各界代表，是选举产生的，通过选举，让这些理事，真正能“代表”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学校办学决策。

　　其实，类似南科大这样的理事会（董事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其他高校就已经成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的规模比这还庞大，人员组成似乎比这还合理一些，有的大学成立了由三四十人组成的理事会（董事会），担任理事的除了政府高官，还有教育界、企业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但遗憾的是，大多理事会（董事会）的命运是，在轰轰烈烈的成立仪式之后，就不再见进一步行动，而有进一步行动的，行动主要是为学校筹资、募款。

　　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这一理事会，不是名义的理事会、形式上的理事会，而应该是有实质决策权力的理事会，能使各种办学权力、教育权利、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评价权利，进行充分博弈的机制，不然，理事会治理机制，就会形同虚设，甚至可能比没有还糟糕——没有理事会，大学决策的行政化全部呈现在公众面前，而有了理事会，可能给仍由行政主导的决策，披上理事会治理的外衣，这就把理事会变为新的行政办学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