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即便是在神奇的中国。今天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创造力似乎还远不及他们，但是中国人偷鸡摸狗、投机倒把、自吹自擂的能力足可以捧起诺贝尔的奖杯。前些天，我们国人又发挥了这一特长给活的好好的一些人硬生生地按上“脊梁”，导致网友纷纷热议这些被贴上脊梁标签的授奖人的资格。暂且认为他们够资格吧，那么剩下的咋们这帮屁民显然做得不够了。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授奖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脊梁，而是因为给他们按上之后，剩下的人显得缺少脊梁。的确，普通的中国人行走在这个物欲横流权欲膨胀的社会之中，走到哪都得是弓着身低着头看人脸色行事的，似乎人人都苟活在鲁迅笔下的那种“做稳奴隶”的状态。而这样的人往往既没钱又没权，在中国最重要的这两样法宝一样都不得，又有什么资格称作脊梁呢？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的分析，其实奖项并不是为了彰显授奖人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圈定了一个可以评定你是否具有称作“脊梁”的标准，也就是他们正大光明开门见山的告诉平民百姓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这个国家的脊梁而不是梁蛀。

而这其中令网友反应最大的就数倪萍。之所以她这次能脱颖而出受到众议，个人以为这跟她过去得到的“媚权”或“软骨病”这些称号有极端的关联。照理说好端端的一名在主持界演艺界和文学界都或多或少做出过成绩的艺人不应该受到如此冷嘲热讽，但问题的核心其实不是她做出了什么而是她没做出什么。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竟然声称自己“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多么忠诚的奴才，多么靠谱的伎俩。这话仿佛是在普及她自己的人生哲学，却也道出了在中国社会的处事法则。之后，李承鹏觉得倪萍的获奖感言很假，其实我看并不假，此时我们更应该同情她而不是挖苦和讽刺。诚然，把谁称之为“共和国的脊梁”固然会有些欠妥，但我相信主办方必定是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深思熟虑和九九八十一天的重重筛选最终敲定了名单的。即便后来有网友爆料说一个称号明码标价9800，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想想，如今市场经济之下，谁还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拍马屁和被拍者都得讲究双赢讲究成本和效率。但问题是有谁有出这钱的资格呢？显然是得具有时代性、代表性和先进性的人。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倪大姐恰恰入围其中了。入围就入围吧，授奖就授奖吧，钱也不会白话，这年头有不少做完缺德事再去搞慈善的，那么花点钱给自己撑撑门面也人鬼不范。可惜的是这个奖是只售（授）不退的。你有资格成为授奖人，但是你为了要表现出自己高尚的情操谦虚的道德想或者看到苗头不对要退掉它，对不起，这路子你走不通。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个不对称的合约，是“抛”与“无条件接受”的单一关系，所谓的双赢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也更本质的暴露出自上而下的体制，是五千年来的传承，从未真正改变过。无论历史潮流将中国人推向何种主义，封建统治也好，当代中国也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一直深嵌在这个民族的脊髓之中。曹操的一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叹是将自己定位于臣子之上的“君”作为前提条件的。用更白话的话说就是领导可以跟你说“NO”也可以说“Yes”，但是作为君之下的“臣”，你只能对领导说“Yes”。如此然之，在朝侍君则为“忠”，在家侍父则为“孝”，忠孝两全其实也不难做到。

再来看看今天的中国人，又何尝比前朝的人更有脊梁呢？当下社会就看两样法宝，一样是钱，一样是权，而行走江湖若不为钱即是为权，求钱就得听老板，求权就得听领导。猴子爬树小的总得跟在老的后面，除了那些心高气傲者中途有自立门户外，绝大多数人是跟在老猴后面等着分羹，那么大多数人都吊在这根体制绳索之下甘为奴才。中国历来都是奴才远远多于豪杰，权力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要巩固泱泱大国，其前提条件就是需要拉拢大批为朝廷卖命的奴才。而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无非是由于做奴才想自立门户自封大王了。这是最让统治者后怕的事了，所以自汉武帝以后统治者一般都采取了“儒外法内”的统治策略，表面上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奴化天下人，而内部则制定各种法律来规范和巩固自己的江山。陈丹青说过，中国因为没有一套确定的哲学体系作为支撑所以中国人做事不讲究原则。其实我认为原则还是有的，这套原则就是几千年来围绕着君君臣臣体系下的处事哲学。而深谙其道之人即使是小人也可能扶摇直上发黄腾达，而逆其道而行的人即使如何正人君子也可能最后被冷遇流放到蛮荒之地。话题说回来，像倪萍的所言所行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是这么做得。从你进公司上班到受冤屈的村民无奈上访，从你抬头行走到低头做事，从弯腰种田到屈膝在政府大门前乞求，运气差点的直接被送进精神病院。有多少人能真正直起脊梁骨的堂堂正正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做人？倪萍代表着一种国民普遍性，她既属于上流社会的精英，同时也是共和国的奴才。从倪萍身上透露出来的价值观不正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契合吗？我们天天说要打造和谐社会，那么只有人人做奴才，人人向往做奴才的社会才能和谐。可惜的是奴才现在也成了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凡是稀缺资源都得遵循更强烈的价格规律。只是由于中国人实在太多，有多少人想做奴才而不得，有多少人今天做了奴才但坐不稳奴才，而倪萍的价值即体现在她既可以作为那些做稳了奴才的精英们的榜样，同时也是那些向往做奴才的平民偶像。而共和国有这样合适的标榜对象有怎舍得抛弃呢？倪萍确实可以称作共和国的脊梁，只是这根脊梁是别人给你按上的，它的质地长或宽度以及柔韧度都受约束，倪萍就像是个临界点一道天然的屏障，在其之上是社会的精英，其下便是占大多数的屁民；作为精英她自然有资格评选为共和国的脊梁，但是脊梁也是奴才，更高等的奴才，毕竟脊梁达不到头颅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倪萍成了是标榜奴才价值观的工具，上游和下游同时受到作用，真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最后，李承鹏称这一庄闹剧是墙里扔出的一根骨头，我还想再拓深一下，与其说这根骨头是扔给是给倪萍几个人的还不如说是赏给全天下老百姓的骨头。所以正如我题目说的，我们人人都是脊梁，人人都在当奴才。这就是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