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式讨论教学在研究生授课中的尝试
　　2011年7月21日

       我一直想就“上课”的那点事写点东西，但苦于将时间搁置，也就是把其他事情置于这个之上而不去重视它。其实在我的意识里，直到今天（2011年7月21日），似乎才算是本学期结束真正放暑假了，因此我琢磨着是否该为本学期留下点什么文字。虽然早在7月15日开始进入了暑假，但杂七杂八的事多，一直也没有消停过。        如今的中国大学，像个研究院所，都以科研来衡量一个教师的能力，而不是其教育教学水平。注重科研本也不无道理，没有科研的支撑，大学教育教学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过于侧重科研而教育的功能和教学的相对削弱，却使得我国大学教育本末倒置。如今中国的大学，又是个功利场所——我认为这是教育产业化的后遗症，先是有董潘教授“4000万”拜金式励志，后是梁振宇老师“买不起iPad别学金融”雷语，公然违背教育法律法规，剥夺学生选课的权力。在这样充满“文化暴力”的教育语境和教育环境下，谈“好好上课”的那点事似乎很傻很天真。

        另一方面，一想到这个话题，我自己也很惶恐。这是因为，我们学院被学生公认上课上得好的教师那是相当的多。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学院算得上名师辈出，并具有优良的教育教学传统。不仅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学者、校级乃至重庆市教学名师的资深教授，而且我们很多中青年老师在全重庆市、全校的教师讲课比赛或教案课件评比中经常获得优异成绩和拿到名列前茅甚至全校第一的奖次。我也早在攻读研究生时代，就耳闻过我们学院的女教师里有“四大才女”，她们的双语教学、她们的课堂丰姿，备受称赞，“四大才女”中不少在全市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拿到过优异的名次。当然，我也有自己对教育和教学的认识。有时候，多赶赶场，看得多了，也能形成些看法。

        回归正题。从加州伯克利（UC Berkeley）回国后的第一个学期，除一门研究生的课程外，我没接受更多的课来上。但我在伯克利的时候，就打算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所受熏陶的研究生授课模式引入到重庆大学来，恰好去年下半年有我的一门研究生学位课，只是去年人在国外，所以延期到今年上。今年上半年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算是一个尝试。可怜这些经济学科类的研一孩子们，我把他们当做小白鼠了。不过就反馈的信息来看，虽褒贬不一，但也没有多大的怨言，因为我感受到了的掌声要多于沉默，还算过得去。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学生们。

        公立的伯克利，其研究生教育一直被认为代表着美国最为顶尖的水平（之一）。伯克利校园，到处都是古树参柏，黄色小楼，通幽小径，溪水淙淙，松鼠与人同乐，安静校园等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深的历史文化沉淀感。远望半山腰，青山翠绿之间点缀着一些建筑，有那世界闻名的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而1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私立的斯坦福大学却又别有风格，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现代的，是那样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伯克利和斯坦福校园，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大学校园。我也坚信，学术和教育，应该是在这种静谧的环境中去累积，而不是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菜市场中去淘刷。然中国的大学校园，差不多就是后一种。你可能还会悲愤的是，我们的大学校园内，竟然不断有开车撞死、撞伤人的事件发生。

        2010年，虽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或学术报告会，但我也选修或旁听过伯克利的部分研究生与本科生课程，也听过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一位华人教授的授课。我把我所理解的那么一丁点伯克利授课“模式”（毕竟是少部分教授的授课方法，不代表全部，也不代表伯克利的主流，也不应该有普遍的模式），归纳为对话式讨论教学法。不知是否准确，其基本特征是：围绕课程主旨，预先凝练方向、课前阅读大量的文献、课堂对话式的讨论或辩论、课后的总结提炼，侧重研究生发现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同时，我旗帜鲜明地提出强化对当代大学生和研究生之“公共意识”的培育，这也源于在伯克利我受到了其自由、活跃而又彼此尊重、“中规中矩”的社会运动的熏陶。因此，基于我的专业研究视野，我有意识的在我的研究生课堂中倡导对学生“公共意识”的塑造和“公共精神”的培养——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学教学、还是公共管理教学，要融入文化价值的元素。

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学生的每个成长阶段都是需要教师、需要学校帮扶的，这毋庸置疑，虽然帮助的方式可能不能一样。然而攻读研究生，除了扎实的研究方法外，最突出的特征是思想的深度和广博的知识面，也就是庞大的阅读量、信息量及其思考。但有些学生会很懒，因为过去他们依赖惯了，因此就像惯性一样，她或他的研究生阶段也会掺杂“依赖授课老师和导师”的心思，不然就无所适从。我们不能以为学生会像野外的小草一样，能靠自己独立地成长。无奈是免不了得，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有抱怨。我的课堂上不少学生会问这个课“如何考，考什么范围”，显然他们还是把本科阶段的学习、考试意识带到了我的研究生课堂。我通常不回答或不告诉他们什么，因为对于研究生课堂来说，学生的自由与积累（创新意识）需要得到鼓励，因此，研究生课程学习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某章某节具体的教学内容——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多少专业知识。有时候，一个开放的理念、一个深度的思维、一种忧患的意识、一种独立的判断，比专业技术本身还重要。若是如此，那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校园、我们的课堂，就必须为我们的学生预备这个自由的环境、平等的对话平台和开放性的讨论空间。

对话式的讨论并非海阔天空的胡诌，更不是不做准备的信口开河。通常，我会提大纲、框架，概述我的授课内容，然后就是布置大量的阅读文献，有时候也稍微提点思考问题的方向，但其他的，完全由学生自己去完成，包括将他所思考的贡献出来和同学一起分享、或对话式的辩论。研究生的课堂信息量大，因此对学生要求高，自觉、用心是上课的前提，如果学生上课前不预习，课后不补习，就很难跟上课堂教学节奏。不然，懒惰的学生必将意识到，在这样的课堂上，别人都是主角，而自己只是陪衬。因此，在美国，不少中国学生并不喜欢这种授课模式，因为他们的心态还没调整好，因为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好学生”思维模式凝固了，于是打不开心胸、迈不开脚步。另外，课程结束后的考试也必须体现这种“对话式讨论”课堂的“高信息量、高阅读量、高独立性、强逻辑性、强发散性”要求。但少数不用心的同学也会忽视这点，连考试要求都不去用心品读，于是个别学生在考试中就把我的考试题目当成是案例分析题，挨个进行案例分析，而不能深刻理解文献材料并以一定的主线将观点完整、逻辑地展示出来。

虽然如此，一个学期下来，我最关注的不是我初步的教学改革所带来的收获，而是我喜悦地发现我的课堂的活跃，以及我的绝大部分学生所具有的思考力和分析力、判断力，我甚至发现他们对经济现象、社会问题的很多分析判断超出了我的认识和理解，我很欣慰是我引导他们这样去超越我。虽然他们抱怨我给他们的阅读量太多了，可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尽力在课堂前完成——通常，我给与了他们充分的时间去做课堂讨论的准备，他们中的部分学生在讲台、黑板上的讲解，比我都有条理。不可否认，在我们的研究生在成才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问题，不仅包括学业的，也包括家庭的、爱情的情感问题，我们的研究生会不断地面对并困惑于这些问题。但教师的作用，不是去帮助学生具体去解决问题，而是告诉学生说，这里面可能有问题，你到哪里去可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需要你自己去淘。

最后，说说我们的留学生教育。由于地域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留学生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或中国近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总体上说，在我教过的留学生里，来自韩国的、印尼的留学生们较为努力，记得曾经的课堂上，有一位韩国女生是带着孩子来上课的，她的儿子放在重庆大学附属幼儿园上学，她自己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不俗的汉语，让在座的中国学生惊叹不已；俄罗斯学生相对好些，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学习较为糟糕。可能由于语言的问题，很多留学生们会翘课。即便是对他们的考试要求放松了很多，他们通常也不认真。但有时候似乎也无可奈何，没办法强力地严格要求他们。可以这么说吧，有时候校方需要巴结这些留学生，因为没有这些留学生，我们的留学生指标考核就不能达标。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任课老师对留学生会网开一面、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从长远来看，严格对留学生的要求是必要的、必须的，至少不能让他们作弊、作假，这是建立我校的声誉的需要。中国人较为短视，常常看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就像汪华斌老师解释“中国人为何不关心南海问题”一样，他说，因为80%的无权无资源的中国人是自谋出路者，没有心思去关心南海问题，而20%有权有资源的中国人都在争权夺利，没有时间去管南海的事；因为保住自己的利益比保住子孙的利益更重要，眼前利益才是中国人共同追逐的目标。这话或许有些激进，但也不无道理。在留学生问题上，眼前利益是招到更多的留学生，使我们的学校更国际化些，也能通过教育部的考核，而长远利益就是建立起像伯克利、斯坦福那样的教育、学术和社会声誉。简单地让留学生通过，固然会让留学生们暂时满意（没付出什么努力也能拿一个中国重点大学的硕士博士文凭），但久而久之，失去的是我们的声誉，失去的是我们的持久力。如何取舍？恐怕要我们去思考了。

　　
　　 伯克利的课堂（来自网络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