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二十世纪最大的政党事件，莫过于苏联共产党的兴起和消亡。其兴也，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振奋；其亡也，亦令世界上多少人感到无奈。今年的8月19日是苏共亡党亡国的二十周年忌日，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总结和分析，这个大事件能够给予我们那些警示和教训。
二十世纪初，承接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浪潮的余威和俄国共产党人（其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多数派，（多数派在俄语中的读音是“布尔什维克”，因此，其最初的称呼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改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52年改为苏联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以及把握一战后的最佳时机，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在贫穷落后的俄国赢得了首次胜利，将封建沙皇俄国改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苏共成为苏联唯一的执政党和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那时，苏联使多少人看到了集体主义生活的曙光，使多少国家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1903、1919、1961、1986、1990年等5个党纲，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都明确规定苏共在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在苏联共产党党章（1934年）中写道：“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并保证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党是以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党所以有力量就因为它团结一致，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不容许违反党纲、破坏党纪以及在党内组织派别集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意志统一、行动统一、铁板一块的超意志组织，却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轰然倒塌！国家四分五裂，党被迫解体。虽然人们大都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继承人，但是，此党绝非彼党，全盛时期，苏联共产党拥有近1700万党员，约占总人口的8%，而今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仅仅有数万党员，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也仅有数个席位！
号称为人民谋利益，并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党，在他执政74年后何以遭遇亡党亡国的厄运呢？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国内国外的各界人士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分析总结的很多，但是上述问题仍就在困扰着人们。
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苏共党的自身建设中去寻找，从苏共亡党的悲剧性结局中去寻找。苏共是一个一党单独连续执政长达七十四年的大党，在这期间，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民族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与其息息相关，作为执政党、并且党政合一、党国不分，党社不分，都应该承担责任。
苏共亡党亡国不仅是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让人们对未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生活感到迷惑与失望。最可悲的，是它遭到苏联人民的彻底抛弃。大约在1989年，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能代表全体人民的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并不认为苏共还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在1991年的8月19日，它的最高领导人宣布解散组织的时候，苏联人民表现的是那么平静，苏共党员表现的是那么坦然。这在外人看来是那么不合时宜，而在当事人看来又极其自然。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那个败家子把持党的权力，换个人可能仍然继续执政。是苟延残喘？还是中兴？对于一个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又不能通过民主的自由的选举把优秀人才推到历史前台反而让那些胆小怕事、贪腐成凤、看风使舵的既得利益者绑架与把持的严重脱离了群众的组织来说，不要说换一个领导人、就是换上十个八个又怎样？即便是把历史上那些中兴名主、谋划名臣统统集中到这里来，谁又能改变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呢？！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甘愿流血牺牲，为人民谋幸福的党，蜕变为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呢？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总结。在下认为，其要有三：
其一，没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需要是苏共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共执政后，在党的战略思想转变中，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务和服从于政治战略”的局面。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总结道：“现实生活中很难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但是我们这里跑在前面的总是政治。”为了政治的需要，人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断的受到压制甚至牺牲，人民要为国家的强大忍受一切。长期以来，由于苏共对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致使其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脱离国情，脱离实际，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以求在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超越对方，从而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背离了群众现实的利益要求。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据统计数字显示，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最低限度为80%，而消费资料最多只占20%，而且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军工生产，约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40%。在苏联这样一个工业国家，化学工业50%的设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80%的设备都是进口的。而机器设备的进口总额，竟占国家进口总额的40%。
农业方面，实行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在相当程度上靠牺牲农民搞工业化，战后又实行了对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的斯大林税制。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人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他们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的生产首要的任务是给国家提供粮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苏联农业的发展速度甚至落后于沙皇俄国，其粮食产量直到 50 年代才达到沙俄 1913 年的水平。（从这一点上看，我天朝亦不有过之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是食品短缺！为了所谓的狗屁理想，让人们没完没了的牺牲今天的利益而去放眼将来。社会的开放和通信技术的提高，让苏联人民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他们开始审视一切，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这说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其二，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无疑是苏共脱离群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苏共的党建模式，让人们立刻就会把它同高度集权、个人专权、个人崇拜、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制度的任命制和终身制、党政机关官僚化、监督机制无效化、法律制度虚无化等等的名词术语联系起来。这些恰恰导致了苏共由人民公仆演变为人民的主人，由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政党蜕变为脱离了群众、鱼肉群众、并为人民所抛弃的党。列宁逝世后，为权力斗争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斯大林从二十世纪末期到他逝世为止，不断地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1956 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崇拜和个人专权，把斯大林的暴虐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正是苏共已形成的党建模式。斯大林之后由他建立起来的这种党建模式虽然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的修修补补，但是始终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相反，在某些方面还被强化了，比如干部的任命制和终身制，特权利益，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共的历史说明集权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了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并且在大大小小不同的单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独裁专制机制。这样党内不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同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而且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重新学习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能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吸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做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却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不及。这是苏共党建模式的种种积弊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也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形成了落后愚昧的惟权是瞻、权力就是一切的社会意识。
其三，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党政不分、党国不分的愚昧落后机制，使得正直者、敢于讲真话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对他们来讲，这种机制就是他们的灾难，出生在这样的国度是他们的悲哀和不幸；而那些屑小小人却完全能够适应这种机制，对小人来讲如鱼得水，他们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假话连篇。因为这种机制决定了它不需要真话和干才，它需要的是贯彻执行领导的英明决策、意图、顺从和歌功颂德，所以十足的奴才就足够了。而且，领导在选拔人才时，那些听话的走狗、随时观言察色迎合领导需要的小人往往成为领导选拔的目标，得到比正常人多的多的晋升机会。渐渐地，组织肌体被掏空，胆大妄为、贪赃枉法的官僚特权阶层把持了党政领导岗位。这些人长期占据领导岗位达数十年，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为严重的是致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公然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有资产等迅速在全国蔓延，并且腐蚀着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未来。
也许，你还能够总结出更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来，但是，有了这三条，足以让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和根本，也足以警示后来者。我把唐末文人杜牧《阿房宫赋》的最后几句话转引在这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曾经狂热的运动，为那些抓狂的权力使用者和权力牺牲者，为人类迷茫的未来，是为祭。
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