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轻判”荒唐，“官小轻判”无耻
对于经济犯罪，中国民间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职务越高，量刑也就越轻。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个普通干部如果受贿10万，一般会以“一万一年”的量刑标准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受贿10万的厅级官员，民间多数会评价他是“少有的清官”，不会在牢中呆得太久；而涉案几千万元的部级贪官，往往仅被判死缓，令人不敢相信中国还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尤其是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1.957亿元仅被判处死缓，将“官大轻判”说推向了极致。
可近期，中国司法界似乎为让国人改变这一不良印象，决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官大重判”、“官小轻判”来了。
这几天，有两个案子具有极强的可比性，一个是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因受贿746万，一审被判死缓；另一个是江西德兴原市委书记徐跃进受贿720万元，另挪用公款100万元，“两罪并罚”也仅被判无期徒刑。
从去年被判决的11名部级官员看， 3名“千万级贪官”全部被判死缓、4名“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级”贪官也被判死缓，其他4人被判无期徒刑。
而今年上半年，一批“千万元级”贪官不但不需要领受死刑，连“死缓”也和他们无缘了。笔者在《千万级贪官，已由“死缓”变“无期”？》一文中，就列举了三个案例：德州市财政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德才受贿1128万、贪污35万被判无期徒刑；原郑州市副市长、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王庆海，涉案1700万，被判无期徒刑；吉林省松原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建设，受贿1305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山东日照检验检疫局原局长李华森，因贪污公共财物折合人民币6520万元，挪用公款8740 万元，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580万元，涉案总额超过1.6亿元、“数罪并罚”也仅被判无期，令人难以置信。
不难看出，中国对经济犯罪的判决，已由过去的“官大轻判”变成了如今的“官小轻判”。
笔者以为，过去的“官大轻判”多少还有点理由，除了高官的判决结果影响某某形象之外，传统的“刑不上大夫”，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影响中国的司法审判。而如今的“官小轻判”，恐怕只能反映出当地腐败集团的实力。从这一点来看，“官大轻判”是极为荒唐的，而“官小轻判”则显得当地某一利益集团的无耻。
中国人凡事总喜欢弄一个“硬杠杠”，或者叫“一刀切”，唯独在贪官的量刑上却没有“硬杠杠”，令人难以理解，弄出一个“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概念。可受贿多少是“情节特别严重”，却没有具体的说法，以至于陈同海弄到近2个亿，依然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在对待贪官问题上，中国的《刑法》其实就是一根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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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德兴原市委书记徐跃进受贿一审被判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