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一直在从财政角度研究中国的帝国时代。前几天，终于写完了宋帝国。帝国衰亡的绝望情绪，压抑得心情几天都不能平复。崖山之战，十万人蹈海而死，这种决绝与惨烈，今天的中国人能否体会？那么一个灿烂辉煌的帝国，就这么完了。
宋帝国对今天中国人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人曾经“阔过”，而且在于它的种种制度探索，几乎达到了帝国的边界。在后世眼光看来，它几乎要走出帝国时代了。令人扼腕的是，它并没有走出去。这一点对于仍在努力走出帝国时代的今天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特别是，宋代的许多政治经济状况，都可在今天找到影子。
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协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每一种制度都有自己独特的安排。帝国将家庭关系拟制到整个国家，以君主充当所有人的家长，控制全部财富资源，用家长的道德责任来约束其行为，建构起一个家国共同体。现代国家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用市场中的契约关系来组织所有人，财富资源按契约使用，责任来自于契约。两者在产权关系、政治安排、经济运行方面截然不同。抽象点看，似乎谈不上哪种制度更好。但正像人的成长是无可奈何的那样，国家从帝国转向现代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财政上看，自秦汉帝国以来，帝国就以父家长身份控制土地资源，从而获得农业经济时代最为主要的收入即田赋。征收田赋，只有三个渠道，即对土地产量、产品交易量或土地价值，后两者只有在高度商业化环境中才有可能，因此田赋征收只能根据土地出产量。由于衡量土地出产量所要求的管理能力过高、成本过大，因而简单地根据土地面积，在区分一定等级的条件下，实行“履亩而税”是最为可行和最为公平的办法。所以，帝国财政的内在要求是，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田赋，这一做法直到唐中期两税法之后才完成。也就是说，从财政上看，两税法之后中华帝国财政才达到成熟的地步。
可是到了宋帝国，这种“履亩而税”碰到新问题。一方面，由于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加上农业收益的固定性，这一来自于田土的财政收入日益有限而不足；另一方面，宋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家生存竞争，急需大量财政收入。于是，财政不得不转向依靠所谓的工商业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宋帝国碰到了某种现代化问题。
宋帝国来自于工商业的财政收入，依然依靠父家长制下对资源（山海池泽）的控制权，通过对盐、茶、酒等低弹性商品实行专卖，并对一般商品进行征税，来获取财政收入。当这些收入无法再扩大时，王安石创造性地提出理财收入，即通过官民合作创造增长性剩余并加以分享。如青苗法是由官府将藏在仓库中的粮食、货币拿出来实行借贷并取息，募役法是应服差役而不愿的人拿钱出来由官方另雇人，实现帕累托改进。
千百年来，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评论多如牛毛，有愤恨的，有惋惜的。无论怎样，这样的变法试图实现的理财收入，都已经突破了帝国的产权制度安排。青苗法要成功，必须以民间经济主体为主，在成本收益衡量的基础上自主决定借贷，并与竞争性的银行体系实行平等协商。募役法要避免后来的种种弊病，就必须在民众对自己的劳动力有独立控制权的基础上，对因法律而产生的义务，若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加以转移，则进行平等的协商。这些都要求个人独立主体地位，以及平等协商的市场机制。而这是父家长制下的帝国所无法解决的。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变法已触及到帝国的边界（底限）；没有帝国制度的转化，就无法成功。
面对这一变法对帝国边界的挑战，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突破帝国制度，另一种是强化帝国制度。显然，经过蒙古人打击后的中华帝国，采取了后者，将帝国的控制权进一步掌握在父家长（君主）手中，将财政进一步着落在土地而非工商业上。这就是后来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基础。
1840年后，在财政上中国无法延续过去的道路，不得不再次转向工商业税收，清末的统治者遇到了宋代统治者的相似问题，即是强化帝国制度，还是突破帝国边界，实现帝国转型？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民国宪政尝试，直至新中国重构政治经济制度，及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用的是与宋末不一样的方法，不是强化帝国制度，而是突破帝国制度，从而走上了国家转型之路。
逐渐地，工商业税收已成为财政收入中的绝对地位，中国也因此成为税收国家。父家长制的控制也开始变化，个人对自己人身权及财产资源的产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个人逐渐独立。在独立个人基础上，现代国家逐渐成型。
“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到来才起飞”。晚清以来中国人所走的道路，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问题导向的，有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变化只是适应性，没有从总体上清晰认识到这种变化背后的国家转型意义。这种转型意义，直到今天才逐渐显现出来——原来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力图走出帝国时代。
可我们走出帝国时代了吗？环顾四周，看看大大小小官员们总将自己当作父母官，普通百姓对他们极少约束的渠道，从政府对资源和民众的控制，以及领导人的更替方式等诸方面来看，我们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帝国时代。
（今天整理电脑，偶然翻出一年前写的这篇短文。也不修改了，就放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