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重庆在针对企业的各项基础性服务当中，对不同行业的企业采取了明显的歧视性措施。尤其显着的是，作为纳税大户的重庆汽车行业遭遇了与IT行业截然不同的待遇。这既是对纳税人的一种歧视，一种尊卑有别的歧视；这也是对IT行业的一种歧视，只不过是照顾性歧视。身为IT人，我不知道该感到高兴呢？还是别的什么。

　　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极易成为政客手中的工具，抑或只是一枚棋子。我们认为，就管理层面而言，城市的发展策略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突出重点行业或重点企业，有所谓的石油城、军工城、汽车城等等，它必须分散于构成城市经济的不同行业之中。即使是美国着名的汽车城——芝加哥，也已经尝到了突出单一行业造成的衰落苦果。因此，城市对企业的服务在目前必须超越行业性的歧视策略，分散在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中。此外，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已经被另一种更开放的、虽重视个性差异但在服务上一视同仁、允许秩序不断流动的去中心的城市战略所取代。

　　要论创新性、先进性或者朝阳指数，其实重庆的IT企业，根本算不上前列。迄今为止重庆引以为豪的IT大户，无外乎惠普、富士康和华硕等等。在整个IT产业链中，惠普和富士康其实都属于制造业，与汽车、轮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作为纳税人，企业与企业应该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税收的直接受益者和理论上的企业服务者，则应当对纳税企业同等对待。在这样的歧视下面，某些被歧视企业面临迫切的生存危机，媒体的采访充分说明了这一状况：基础服务不到位，订单根本完不成，这样下去企业还怎么活？换个角度看，汽车工业为重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也还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持续发挥作用。而为了留住刚刚招商进来的IT企业，重庆今天的做法，与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无异。

　　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每个企业的发展都以自己的需求为出发点，而城市追求发展的动机和目的与企业未必一致，很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和时间引起相互之间的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服务性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存在垄断和类似不良影响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重庆的做法不仅不是在消除这种不良影响，反而是用歧视性的措施（还谈不上政策）加剧这种不良影响。凯恩斯主义者倡导政府干预以实现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着深入危害，这种干预措施甚至可以间接地成为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重要障碍。所以，虽然IT产业看起来比汽车等传统工业更年轻、更朝阳，甚至有可能创造更大的税收，但为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少一点歧视，多一点公正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