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陶澍、刘伯温、贺龙、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会使其渐渐的衰败。《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我曾读《老子》。读到“天 道 无 亲 , 常 与 善 人 ”时。十分的心悦诚服。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这个事实真相并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善。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庆及作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正如《易经》的〈文言〉所说的那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及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澍在为官期间。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助教育等方面既严治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编的《北东园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闻见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澍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伯含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待。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做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伯含公一生施舍过八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伯含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磁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曾经有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的人。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三十年后,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一般 。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衡公的夫人以仓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砂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今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给寅亮公。寅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时。义举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澍。岂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刘伯温。名基。浙江青田人。元代至顺四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考上进士。元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后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有功。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等职。明洪武三年。受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在《明史》上说刘伯温的曾祖父刘濠。在宋担任翰林掌书。宋亡,林融起兵对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失败以后。元朝廷派使者调查记录那些参与起义者。很多人受牵连。使者住在刘濠家。刘濠灌醉使者而烧毁自家的家宅,使者来不及抢救出那些记录受牵连名单的册籍。全部都被烧毁。刘濠趁机以记录数百恶德败行之人的名册作为替代的册籍给使者交差。于是使成千上万无辜受到牵连的人都得免死。刘伯温小时候很聪明。他的老师郑复初对刘伯温的父亲说:“你的祖父道德深厚。这个孩子必定荣耀光大你的家门。”刘濠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看见没有粮食挨饿的人家。就以自家的仓储赈济他人。刘伯温的祖父刘庭槐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读书人。“义孚乡里”。我读了《明史》的刘基传以后。更加相信上天的公正而并不存在偏私。因果报应之事也不是常人容易体会到的。

  贺龙。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十九岁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三十二岁时。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总指挥,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担任第四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等职。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 师师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入川。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一九五二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九五六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七十三岁时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贺龙一生戎马生涯,叱咤风云数十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若翻看贺龙元帅的家史。可以发现他的祖辈有很感动人的积德行善的事迹。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十分热心公益事业。见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为梗”。决定捐资捐力修桥以方便过河的人。由于他仅仅是一个教私塾的文人,修桥工程浩大,以致于耗尽家财,“至斥腴亩以偿其负”。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为完成父亲的心愿而竭尽全力。此桥在一九一五年修建成功,命名为“永安桥”。一九五零年十月桑植县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为“贺龙桥”。一九九八年。一场特大洪水将桥冲走,同年十二月桑植县人民政府又拔款按当年的原貌重建此桥。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与祖父贺良仕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修桥济世的感人事迹。深受一方百姓的赞颂。正是贺龙的祖辈造桥济世的阴德。荫泽了作为孙辈的贺龙。造就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因果报应之事。岂能说无呢?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曾就读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二十四岁时返回香港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事业。加入政府前,他担任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在一九八九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一九九三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二零零二年七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二零零三年八月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至今。作为“香港财神爷”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江苏无锡市往东北方向四十公里的羊尖镇,有个村子叫严家桥,严家桥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是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孙后辈尊称其为景溪公。景溪公善于经商,在无锡开设布庄。唐氏家族在严家桥的事业成功后,富不忘济国济民。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其家族富过三代一直延续兴盛的主要原因。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重视教育也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后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欢呼雀跃,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业”。改革开放以后,远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代们纷纷回原籍投资、捐款。我常读书。发现一些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或是巨富商贾。其风光之时要么炫富奢侈要么蓄积不露。并不肯为国家民族或是百姓大众捐资奉献。或是所捐仅九牛一毛而已。这样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往往没落衰竭也很快。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

  ——妙观写于2007年3月,长沙

章太炎、李叔同、沈钧儒、郭沫若之祖上厚德惠及后代

  “因果相循”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正理。但是由于世人不善于观察。极易被假相所迷惑,便说“做善未必得福,做恶未必得祸”。或者说“为何行善却短命贫贱?做恶却富贵长寿?”由于此种认识之普遍。故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法师在给杨宗慎居士的书信中说:“世间愚人,不知因果。见为善而得祸,便谓善不可为。见作恶而得福,便谓恶不可戒。不知祸福之来,有近有远,迟早不定。近则人俱得见。远则或隔生隔若干生,非具宿命通者,不能悉知。今设一喻,以期易知。作善作恶,如种谷然。其人虽善,以前生所作不能无过,故今日所受不能无逆。今生之身,名为报身。以今生之为男为女,或好或丑,以及寿,夭,贫,富,智,愚,康,病等,乃前生之所作所为所感之报,故名此身为报身。谓其为前世所作之果报之身,以前世之因,为今生之果。今生虽善,前世之业重,不能即得其为善之报,而先得其前世之恶报。如人去年未种谷,今年虽勤劳耕种于未收获之前,亦不免于无粮。此无粮,非因今年之勤劳而无也。今年之无粮,乃去年不下种所致。今年既勤耕种,则收获后及明年则有粮矣。为恶之人,尚未受祸,以有余福未尽。如人去年勤耕种,今年不耕种,而仍不至饥饿,乃去年之所余。吃完,则今年未种,将无所食矣。须知善人得恶报,使不为善,其恶报当更甚。由作善,而恶报随之减轻。恶人得善报,使不为恶,其善果当更大。由作恶,善报亦随之减轻。” 印光法师的这段语录,详尽的揭示了事实真相。以下我亦选取近现代四位名士,以记录他们各自祖辈积善的事迹,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角度。来佐证因果报应的真实存在。

  章太炎(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曾担任光复会会长。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华国月刊》社长。修订礼制会会长。是近代杰出的革命家,著名的学者。关于章太炎的祖德。则必要提及他的曾祖父章均的事迹。章均,字安圃,号治斋,杭州余杭仓前镇人,以廪贡生任海盐训导。善于理财经营,清道光七年,章均与侄儿章锦合力,捐钱三万贯,在余杭的东门创建了苕南书院,剩下的钱存典生息,作为补助学生的经费。县里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命建“乐善好施”坊于书院前。他又捐田千亩,及捐钱财,建立义庄(慈善机构),凡是族中的孤寡残疾老弱之人,每月都赠给粮食;贫寒者的婚事或者丧事,则给予资助。又开办义塾,捐钱助学。以帮助族中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培昌南货店就是章太炎的祖辈为赈济族人、乡里而开设的。先祖捐资助学的义举。积德所感。曾孙章太炎成为“国学泰斗”。在学术上,章太炎的研究广泛,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建树。他的一生,不但参予政治,也常常讲学。著述颇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美誉。

  李叔同(1880-1942年),名息,学名文涛,祖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生于天津。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22岁入南洋公学,光绪三十二年,他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回国后,他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后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叔同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但眼见当时的社会腐败黑暗,自己无力改变。又于佛法处多受启发,遂于民国7年(即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从此遁入空门,关于李叔同的身世。可以说他是生在一个“积善之家”。叔同降生之时。其父已至人生的晚年。说起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他是一位曾经弃官的商人,修身严谨。精通儒家,兼修禅宗,饮食起居,皆以《论语》的乡党篇为准则,没有违背之处。李筱楼性格乐善好施,专门帮助贫穷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到秋末冬初,李筱楼会到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访,量情对苦难之人给予帮助。他又开设存育所,每到冬季,收养乞丐,不使挨饿受冻,每年花费千万的钱财,而从不吝惜,他还喜欢放生,所救护的鱼鸟不计其数。天津人都称之为“李善人”。李叔同的小时候,有一天在饭前,饭桌有点歪斜,他的母亲训诫他:“席不正不坐”。这是由于他的父亲平时遵守儒家修身的准则,连他的母亲也被影响了。李叔同出家以后,法名演音,即弘一法师,其建立了自己的修学思想体系。包括“以华严为境”、“借助儒道为辅”、“以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四个方面。他严持戒律,精研并弘扬南山律宗。弘一法师在佛教界的声名。是与虚云法师、印光法师、太虚法师一起,被誉为民国时期四大高僧。也许有人不知道李叔同或弘一法师。但有一首歌曲。很少有中国人,却不知道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篇歌词,就是李叔同的作品。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稀有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培养出了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艺术大师。在书法上,他将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水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都以得到弘一法师的一幅字为荣耀。在超越世俗的修身上,李叔同因为出家修道而位入圣贤。印光大师曾说:“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因果报应如此。人岂能无所知?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先后担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护法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国会参议院秘书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正行女子中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著有《制宪必携》、《宪法要览》、《普及政法教育》等。1963年以88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关于沈钧儒的祖德事迹,必然要说起他的祖母,其祖母是一位竭诚的慈善实践者,沈钧儒在《我的生平》中,对其祖母,有这样的一段回忆:“说到我的祖母,真形容不出她的伟大。在她的理想中,世界上是不应有没有饭吃和没有衣穿的人。当时我们住屋的一个窗口,就对着一个贫民窟,祖母常常喜欢和穷人们谈,有时就在窗口送给他们衣服;穷人们害病了,祖母亲自给他们开药方、买药,有时他们害肿毒,祖母还给他们挤脓、贴膏药。后来,找她的人渐多了,那时我们家很穷,祖母卖了皮袍来进行这些善事,甚至,在帮助人之后,还觉是帮助得不够,因为她是没有限制的帮助人的。”从沈钧儒的成就,不难联想到其祖母的积德,读完这则,足以令怀疑“因果”之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减轻以“因果”为迷信的误识。

  郭沫若(1892~1978),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他参加过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又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担任20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郭沫若曾创作历史剧《王昭君》、《屈原》、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学术著作。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户书香人家。据传,郭沫若的母亲在怀他时,曾梦见自己被一只活泼、健朗的乳豹咬了一口,郭沫若出生后,小名就叫文豹。郭家,原本从福建汀州府宁化县迁来四川落户,郭沫若的祖父郭名德,因他乐善好施,常年行走江湖,广交友朋,接济四邻而不取,从而使本来富足的家道一度衰退。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善于经营,使衰微的家庭再度兴盛起来。其父继承了祖父乐于助人的品格,他自学中医,医术精湛,喜欢免费行医赠药,一生拯救病人无数。除了有一个过失以外。也算是一位“善人”。自古以来,吃亏济人者,子孙往往贤能辈出。好占便宜绝不肯吃半点亏者。子孙必沦为贫弱。郭氏的事迹。可以为“积善余庆”之良证。给今世及未来之人以启迪。

  或者有人说:“若是行善,尽是报在子孙。与自己毫不相干。又何必受此累。”此是不明白因果之原理所致。行善之人。于来生来世所获之善果。分分皆是自得。其子孙之发达,乃前生修福之人转生做其子孙。光大其家门。如天上之月与水中之月影。月是月,影是影。虽不相连,却又相干。以月影由月所感而来。这是我自己肤浅的认识。对此,印光法师有这样一段阐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余庆余殃,乃报在子孙者,本庆本殃,则报在本身者,余庆余殃,人可见之,本庆本殃,乃己于现生,及来生后世所享受者,世人不能尽见,天地鬼神佛菩萨,固一一洞知洞见。须知本庆本殃,较之余庆余殃,更大十百千万倍。故望世人,努力修持,以期获庆而除殃也。”这篇文章,以四位近现代的名士的成就,来显出他们各自祖辈“积善”的“余庆”。佛法之巧妙。在于“先以欲勾牵”,此是方便,“后令入佛智”才是究竟。先使学人知因达果,进而能改恶向善。如此,则下根可为善人。上根则可直趋成佛。愿以此文奉献有缘者。祈国家统一,长治久安,众生安乐,皆成佛道。

——妙观写于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