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说， 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依赖于支持先进制造业复苏的联邦计划。 

　　首先，介绍一些背景。从2000年1月至2010年1月，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数量下降了617万，或者说34％。如果这些工作的损失完全是由于生产力提高造成的，就是一回事情。但是产出也在下降。从2000年到2009年，对美国19个制造业部门中的15个来说，真实价值增长（real value added, 总产出减去投入的成本）都是在缩减的，此外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的同时，整体制造业产值下降了10％。如果制造业产值继续保持其占GDP的比重，我们就必须多提供200万个制造业岗位以及总计800万个就业机会。

　　这种趋势并不仅仅反映了由于我们向高科技的未来过渡而造成的低技术含量制造业的损失。事实上，美国制造的产品的贸易逆差不只见于中低技术产品; 2010年全国在先进技术产品领域共有8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在其历史上是最大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鉴于这种低迷表现，华盛顿的警钟应当已经响起了。但事实上，华盛顿精英们已经将这种下降趋势解读为是自然的或没关系的，他们声称制造业正在从各处不断剥落，或美国正在不断发展出一个出色的后工业经济。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失去制造业但仍保持创新性。但正如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首席执行官安迪·利弗瑞斯（Andy Liveris ）简明扼要地指出那样：“制造业在哪儿，创新必然紧随其后。”

　　美国不能指望不通过踏踏实实的努力来提高生产率，也不能指望不通过推动在那些低收入国家难以生产的复杂产品的开发而与之竞争。这是工资始终很高的德国一直遵循的道路。该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用高附加值、高生产率部门工作机会的增长来弥补低附加值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削减。

　　有些人认为，不需要什么国家制造技术的策略，因为“市场”将会起作用。但是，市场的力量已经转化为工作机会与竞争力的损失。此外，一项国家战略是有道理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其他国家也精心设计了资金雄厚的制造技术战略，如果我们不同样应对，我们的制造业损失将更大。其次，一项国家战略有助于克服市场的失灵和抑制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外部因素。当公司投资于产品和工艺创新时，溢出效应可以惠及其他企业和整个经济。但是，企业无法完全享有他们自己在研发和新资本设备中的投入所带来的收益，这意味着若听之任之，他们会产生远小于对社会来说最优的创新性和生产率。这是政府应当支持制造技术研究，以及支持研发税收抵免和加速折旧新设备投资等政策的关键理由。此外，小型和中型制造商往往缺乏资源来跟随世界各地不断涌现的创新技术和进程的步伐。

　　一个国家制造业战略将增加在工业相关研发中的公共投资，支持从大学到产业的技术转移，以及其他旨在加强小型和大型美国制造商的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方案。正如最近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制造业合作伙伴关系（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所阐述的，一些关键技术，包括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材料，对美国制造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仅仅为高校在这些领域提供科研经费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支持以产业为主导的技术联盟的创造。一个良好但资金不足的模型就是新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IST）先进制造技术联盟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Consortia program），该计划旨在为以产业为主导的制造业研发合作提供资金。

　　华盛顿的焦点是减少预算赤字。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不过它并不是决策者在这一刻应该采取的使美国经济恢复健康的最紧迫行动。相反，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上。只有通过恢复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我们才能缩减历史性的贸易不平衡，减少失业，并刺激足够的经济增长来产生税收收入，这将最终有助于扭转预算赤字。

　　罗伯特 D. 阿特金森是国际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创始人和总裁，该基金会是一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科技政策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