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拿“百姓血汗钱”买不来“好”？

 　　　作者: 网闻博报夏商

尽管“贫穷的中国人供养富裕的美国人”，这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尽管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走进了“对外开放优先于对内改革”的“财富耗干型”的“死胡同”，但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还是推定中国为“史上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国家”，并再次敦促美国财政部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而且，中国还在继续增持美债，美国副总统还要来中国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正在逼近这个最后的承受力极限。这个极限点将在未来一年内出现，即如果中国继续隐忍美元向中国转嫁危机，则中国将先于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专家的如是警告，已经言之凿凿！

应该说，关于“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的难题，并不是中国今天才遇到的新问题，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历史性命题。一百多年年前的“开关通商”与“割地赔款”，便应是被迫的“对外开放优先于对内改革”。接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直到“辛亥革命”，都应是“对内改革”乃至“改革攻坚”的连续剧。与此相伴的，还有“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抗日战争”等等的“鞭策”。最后，便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不堪重压与奋起抗争。

在此过期间，中国人还曾有过“以欧为师”和“以日为师”的革新路径比较与试探。但最终，中国人民还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道路。至此，才算终于完成了这场长达一百多年的自强自新历史答卷。

而今天，在世界遭遇美债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面临“财富耗干型”危机之际，中国专家又及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开始进行探讨和反思，并提出了两条改革道路的“二选一”抉择，即“一是对内改革先于对外开放”，“另一条道路是对外开放优先于对内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的这位专家文章，明确将中国当前面临的“财富耗干型”危机，归咎于“在国内改革攻坚缺乏动力的情况下”的“对外开放优先于对内改革”道路，并指出“这条路走到今天，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因此，我们就得别无选择地寄望于“对内改革先于对外开放”的道路。

为了证明这条“对内改革先于对外开放”道路的正确，这位专家更进一步指出，“这条道路是二战之后德国、法国之路，也是日本和韩国之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德国、法国走得更为彻底”。从“以洋为师”的惯性思维来看，这位专家忽略了当今“西方盟主”美国和前任“世界霸主”英国，而特别偏爱于德国和法国，大约也是心知肚明，在美债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把美国与英国继续作为中国改革的“范本”，于情于理都很难说得过去了。于是，便只能“矬子里面选将军”，权且将德法树为中国改革的“榜样”了。
但在这里，将德法两国的“发家致富”史，仅仅从二战以后说起，则显然不能全面反映这两家“改革榜样”的先进事迹和经验，更难体现其“普世价值”的公正性。尽管这样，会涉及其“第一桶金”的“原罪”，但历史的完整性不容割裂，也更无须“为尊者讳”。因为这样选择性的“改革榜样”形象加工与宣教，反而会继续误导中国走进新的改革“死胡同”。而且，这样在“以洋为师”的惯性思维里打转转，与当年的“以欧为师”和“以日为师”之惑，又有何异同呢？

况且，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市场闹剧”，到美债危机的“民主闹剧”，再到伦敦骚乱的“法治闹剧”，直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日债及韩债危机的暗潮汹涌，哪一点能够证明这条“对内改革先于对外开放”道路就不是“死胡同”呢？

如果“西学东渐”的“以洋为师”的“改革灵丹”，在所谓“世界发达国家”都难以找到可以复制的成功案例，那么这位专家对中国进行的“改革攻坚”教化，究竟理据何在？甚或讲，这样难以自圆其说的“改革万能论”，究竟用心何在？真实目的又何在？

不过，至少能够承认30多年的“外开放优先于对内改革”道路，最终酿成了今日中国面临“财富耗干型”的危机事实，多少还算中国的改革专家们有了些许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