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问自己“我可以吗”？而西方人会更相信自己，会说“just do it”。面对“just do it”的“天真”，我们常常嗤之以鼻，不相信人具有巨大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往往西方做过了之后才相信，并且我们往往相信别人，相信伟人，而不愿相信自己。这样的思维存在，盼救情结就一直存在。
比如，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在想谁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制度解决，有时候甚至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困难，没找到人帮助之前心里总是不踏实。这就是一种惰性，懒惰的心理在左右着这种盼救情结。
很多人曾有这样的感触，身在学校时，有老师家长的鞭策，成绩的路标，我们只要明确方向不断前行就可以，偶尔失足了，家长老师便会瞬间跳出来，给我们打气。就这样混混沌沌的过着日子。然而，总有毕业成熟的那一天，当我们出了校门，魂魄是最早丢失的，没人拉一把，没了树立自信的标尺，在社会的浪潮中沉浮，直至迷失自己的初衷。在一份针对在校生的自信程度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大专生选择“十分自信”的比例最低，仅有12%，“初中”最高，有50%。这就是一种自卑，自卑的心理在左右着这种盼救情结。
好好的孩子被教育成了自卑的废材，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在学龄阶段分数就是救世主，独立人格探索精神相比之下都是浮云。而遇事时，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会尤其希望被人搭救。
具体地说，有“盼救情结”的人，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上简单概括就是三个字：“等、靠、要”。等别人出手搭救，靠别人满足自己的心愿，向别人索要希望。有这样心态的人不在少数，内心虚弱，指望别人强大。
但是，总想着指望别人，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惯性：这事我能干就干，干不了反正有人帮我收拾局面。这种没有主见，凡事等着别人拿主意的“拐棍”思维，在没有援手的情况下，遇到困难便会很快放弃。
例如，平时很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就有比较大的盼救情绪，他们不单是心理脆弱惧怕困难，而且还与“别人有能力，我注定失败”的心理暗示有关。如果缺乏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很渺小，无法真正看清自己，就会经常抱怨“我没有好机会”、“我将会失败”、“周围的人都在跟我作对”、“领导没有看重我”等等，而思考本身能左右事情发展，当一个人过度惧怕或渴望怎样时，他就真会变成那样。其实，这种“心理暗示”很普遍，但对创造力和人格最具有破坏性。
并且，“盼救者”崇尚人治。盼救者不相信制度可以限制人，而是相反的认为，制度都是人定的，是可以改的。这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制度没有给人们足够的保障，不能维护人们的权益。制度靠不住，就靠人。对其来说，“救世主”是最大的神，是一切事物的主宰，甚至比法制管用。面对权利被侵犯，“盼救者”忍受着欺负，总是不能依靠法制为自己辩护、维权，他们盼望的唯有“救世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不公，逾越现有制度，直接惩治那些欺负他们的人，于是一些文人被捧了起来。
“救世主”的耀眼光芒，让“盼救者”隐藏于阴影中，他们是自卑的，甚至有逃避型人格。可叹的是，他们能为那虚无飘渺的被拯救的希望，用惊人的毅力来承受眼前的苦难，却不相信自己可以自救。
事实上，物种进化细化到一个人的一生中，是要在精神上思想上不断超越自我的，每个人总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盼救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不自信，当我们的自身能力不足以达到理想要求，而短时间内又无法提高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水平比较高的人来帮帮自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第一次打三国杀的时候，必然也是很菜的，当无限被杀的时候，他肯定也是希望有一个高手来救自己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个同学是一个有盼救情节的人，或者说他不自信。因为一个能够成功的人会通过长期的努力使自己也具备这种能力而不用再依靠别人，所以盼救并不可怕也不可耻，只要自己愿意付出努力而不坐享其成，终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救人之人。而真正的弱者所做的往往就是不停地期待着别人，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现今的情势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做到了自信自尊，才不会整天盼救，幸福地生活着。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用来作为不同文化比较的好例子，因为对于什么事是“just do it”，什么事是要扪心自问“我可以吗？”，不同文化的分类界限是不一样的。在个人的经验中，并没有发现中国缺乏自信的人，也没有发现外国人普遍都对自己信心满满，就像一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样，一个社会必然有一部分人能懂得如何与生活周旋，因而不论他身处哪个阶层他都能保持自信，但有的人却总是自卑。人的自信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一个语境而言的，没有绝对之说，更不合适作为民族性格的比较。——阿布
国人不能够大声喊出“我可以”，有着传统性格内敛的原因，更是体制教育中的形成的一种迷失。但是，这并不是说着我们骨子就没有那种坚强，五千年的底蕴，其实都是刻在了行动之中，也许只是这个时代有了太多迷惘。在个性逐渐被塑造的今天，我们慢慢包容这西方式的文化，再加上自身的塑造，更多“Just do it”会在身边显现，这个趋势走向一定是会逐步呈现的。——杨文
心理预期的作用很明显，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没有压力时的表现永远比患得患失时强。很多事情就像旅行一样，当你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最困难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了。“Just do it“折射出的是自信的心态。在新东方学高口的时候教我们reading的老师说，外国人对学习无所畏惧，上了年纪的老太太都会去学另一门语言，因为他们没有压力，他们不觉得学习是很难的事。不用问自己“我可以吗”，对自己说“Just do it“。——胡倩
人要主要还是靠自己，但别人的帮助也必不可少。——祝海宾
这种说法因人而定，不能归咎于社会。身边不乏天不靠，地不靠，完全靠自己奋斗起来的诸多人士，一个人对自己信心与评估定位取决于自身的教育，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而这才是内因，是关键因素。——李斐
国人是需要相信自己的能力，面对困难“just do it”，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中国拒绝一切的国际援助，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抢救灾民，这种态度算不算是一种“just do it”呢？当时的中国就是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不考虑一切援助，这反倒让自己吃力无比。没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我们既不能偏激地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求援助，又不能消极地只等待别人帮助，走一条综合的道路，就像汶川地震那样，国内从官方到民间的大力救援，同时也接受国际上的物资、人力帮助，内外合起，事半功倍。——高欣婷
曾经外国人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嘲笑国人走路老是喜欢弯腰驼背，而他们走路都是抬头挺胸，被睿智的周总理巧妙的驳回，但是我们国人缺乏自信是从骨子里存在的。咱们中国人被压迫被剥削惯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自信，有种奴性，需要有人在后面鞭策才会向前走。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自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自己。记住一句话：相信自己总比相信别人要好！——张欢
这里就需要强调人的主体存在价值的认同，自信来自于不确定性的消除。很多人有很强的依赖心理，独立意识迟迟得不到培养和树立，这对个人来说，不利于人的长期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容易丧失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刘鹏飞
很多人都会说中国人总是缺少西方人的自信，但其实这源自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区别。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崇尚谦虚，而西方则更看重独立和自我，所以面对别人的赞赏，中国人会把功绩让给别人、运气等等，就是没有自己的原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许多90后们也开始自信起来，传统文化应该传承但也应该创新，毕竟世界已经不是昨天，但明天还没来到，最重要的还在今天。——倪卫校
从小就被教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很多时候都不敢大声的说出自己的心声，并且付诸行动，担心被周围的人说闲话。久而久之，就会变得不自信。——程鹏丽
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正是这种忐忑的心态早就了不敢尝试的性格。正是因为想得太多，才使人们不敢去想、不敢去做。如何改变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干了再说”，这也许是一个方法。——李特
教育方式很重要。我们习惯说不要如何如何，殊不知那反而是一种心理暗示。当你一遍遍警告孩子说不要把手捧着的水杯弄撒的时候，孩子反而更容易洒出来。倒不如告诉他，孩子！捧紧了，你能端稳的！正面鼓励比反面批评更能树立孩子自信心。前几天给一个孩子做生日短片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赞许，也许她还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但相信看到别人这么赞扬自己的时候，一定会更努力去做到的。——福利满
要颠覆十几年来被强迫形成的思维习惯，一点点辨明十几年中被人洗脑的思想，是一个十分苦闷的过程，而这却是现在的青年迫切需要做的事。但这个分寸很难把握，哪些是对的，是应该听取的建议，哪些是不对的，是应当质疑和果断否定的，还是要自己在成长中慢慢摸索。这很艰难，却也是一个自我重建的机遇。——杨弼麟
所以陈寅恪先生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历经了近一个世纪，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西铭
不能光看“前奏”，还得看看“结果”，砍了一颗樱桃树，有的小孩只要勇于承认错误就能免于责罚，而有的小孩却会被一顿毒打，甚至还要替别人背黑锅。所以很多话说起来很简单，但这背后强大的文化根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小迷
教育方式所带来的影响，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改变的。思维方法的不同，早已根深蒂固。像我们小时候，大人们的教育明显比自己的摸索来得多，做事之前一般都寻求家长的意见：这件事能不能做，得到允许后方可继续。多次阻扰之后，你还能坚持自己的目标，坚持自己的原则吗？先斩后奏得要多大的勇气，你敢轻易尝试吗？西方的家长，一般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任她们发挥自己的天马行空！无论失败与否，他们会很直白的表达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我们是太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最好一直都不会受到伤害，不然，只要一次，那代价必然是惨痛的。——潮潮
我个人认为，中国大多数人的隐忍、不自信、盼救情结，与长期的封建社会帝王专制、愚民政策环境累积有关，与封闭的小农经济农耕文明长期累积有关。当然，也与建国以来大部分时间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有关，还与改革以来的不同阶段对农民、对乡镇企业、对交通运输的不合理收费有关。可能有人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归结到一点，还是科技生产力不很发达，学校精英式教育体制滞后，素质创新教育需要进一步发展，大部分人的科技人文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不够，人力、物力、资源合理流通配置的国内统一市场需要进一步发展。现在，改善这种状况，首先需要一些制度的更进一步开放，实事求是，打开国门看世界，在对比中，思想解放促进制度进步，制度进步释放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性，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最近探索中的城乡户籍统一制度，职工工资协商制度，尤其是酝酿试行中的地方政绩考核中群众评议占重要地位的制度，这都给基层的清官情结、盼救和人治情结，给官崇拜情结的逐步消退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制度带有根本性，长期性。之所以还有人认为制度也靠不住，就靠人。这与说得多做的少有关，与知行不一有关，还是过分地依赖了少数人，对自己的不自信。有人说，困难似弹簧，你弱他就强；相反，你强了他就会弱。其次，在国内统一市场的创造上，在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配置上，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最近国务院下文，全面清理整顿国内的公路收费问题，这对商品的流通，对统一市场的形成，对物价的合理，对人们视野的开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需要加大财产税遗产税的改革进度，加大企业对职工三金的征缴监督，以此促进劳动一线员工的合理收入，为提高综合素质、本领准备经济基础。再者，需要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贯彻，狠抓素质创新教育，为大学生们的自主创业，为中国创造准备新型人力资本。——栗彦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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