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厉害的地方是在强连带中又划分出一类熟人连带，以“阴阳相融”地调合工具性及情感性交换，因为它是建基在人情交换上，不像一群家人或拟似家人组成的班底那么亲密，交换不好，关系也可以中断，所以在一个人的小圈子中比较外围，保持着可亲可疏的弹性。同时圈外人也可以成为熟人，进入自己的小圈子，圈子也因此可大可小，保持弹性。这是中国人作生意特别有弹性的结构性因素。在互联网时代，这个现象如何演变，值得深思。

　　个人怎么平衡强弱连结，个人在社交网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时才能够获利？

　　罗家德：强连带是一个资源的来源，关系不够强动员不了人家；同时，只有强连带，一群小圈子动来动去就是这一群人，更多的资源进不来，机会有限。个人透过弱连带才能找到机会。一个人要发展，左手要有机会，右手要有一群班底。班底靠强连带，机会靠弱连带。

　　但中国人尤其厉害的一点就是强连带可以由弱连带变过来，西方人比较难，西方人的圈子是基于天生的阶级、种族、宗教、血缘等。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差序格局社会，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话，叫作家伦理本位社会，可以由自己的家开始外推，越推越大，从而可以把大量的陌生人变成强连带，越拉越近。所以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人可以既掌握大量资源又掌握机会，对个人来讲，这种平衡能力就非常重要。你看现在所有中国成功的人一定是懂得布人脉的人。

　　你还提到了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一定是在做工具性交换的同时也在做情感型关系的处理，中国人在做这个平衡的时候也要处理这个关系。

　　罗家德：一定的。我最近在斯坦福大学做相关的研究，西方是讲弱连带、强连带，中国人最大的本事之一就是还可以在中间分出一种“熟人连带”。

　　工具性的行动可以是强连带，也可以是弱连带，比如中国的熟人现象就是把强情感和强工具结合在一起。有些信息是可以用弱连带传播，哪里有机会，哪里有生意，弱连带就传了。而有些信息不是强连带传不出去，比如技术、机密与作事的诀窍。

　　而中国人的熟人连带占了中国人人际关系里很大的一块。熟人连带就是我们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工具交换，大家心里又很明白就是彼此之间有个人情债，迟早要还。这听起来很工具但实际又不工具，因为大家是哥们儿。所以中国人永远在高度的弹性和平衡过程中。中庸的意思就是过犹不及，平衡的不好就得罪人。

　　在中国做纯关系的网站很难，尤其是要把熟人网络拓展到生人网络，一定要借助一些介质。

　　罗家德：这个观察非常棒。我最近给一些来自英国的学生上课，讲中国的关系管理，讲到圈子建设，马上就有学生问这个情况在英国有没有，我回答，亲信、班底、圈子，在英国都有！但不同的是，在英国，即使有也没人敢承认，因为一承认就会被瞧不起——你跟老板的关系这么近，你可能得了很多的好处——西方相信公私分明。

　　中国人恰好相反。比如人家问你是不是老板的圈内人，你笑一笑不置可否——有没有自己猜。有，旁人的心态马上是既羡慕又嫉妒。羡慕是我也要打进这个圈子，将来才能够步步高升；另一方面，嫉妒是觉得我现在没受到公平待遇。但我们也不会没受到公平待遇就要革命，要把这个公司给掀了。反而最大的心愿是想尽办法打进圈子。实在打不进去就换个公司找个新的机会打进新的圈子。除非是社会资源都被垄断了，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机会。

　　所以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反应不同就说明了这个现象。西方人比较公私分开，中国人很难把工具、情感分开。

　　但我想说的是，关系就和法治一样，没有好和坏，就看你怎么用。西方一旦突破了道德底线，就是玩法弄法，美国这个问题今天严重极了，一堆华尔街肥猫，操控政府，玩弄法律，搞得全世界鸡犬不宁。不要以为只有法治是好事情，社群主义、自组织与礼治也是好事情，对社会都很重要。法治要不要？要。但一旦突破了道德底线，法治也控制不住。

　　关系管理要强调礼治，一套规范，相互监督，是社群主义，一旦你突破道德底线，就会受到指责。但一大群人都突破道德底线时，关系就变成最坏的东西，大家抱团，相互包庇，知法犯法。所以，关系会乱用以及法会乱用，都与社群主义发达与否有关。社群主义不发达的社会就是道德底线被突破，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要靠小团体自治。普特南在研究义大利民主政治时，就把志愿性小团体的重要性说的十分好。

　　你觉得互联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有多大？比如目前这些以商业目的发展的SNS。

　　罗家德：互联网的作用很好，尤其是到facebook、twitter出来，它促进了社群主义的形成。美国也是这样，商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商业把社群给消解了。比如今天中国的农村，所有能够自组织的能人都被拉到外面去打工了，乡村的凋零就是因为没有自组织的能力了，它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之前农村没有现在如此凋零的时候，社群也不发达。

　　罗家德：之前是因为左的力量不让他们自组织。中国自古以来有个很棒的传统叫“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到了宋明清之后，就叫做皇权不下乡。到了乡和村两级的政府，基本上就叫做基层自治。这是中国从宋以后就形成的传统，它尊重自组织的能力，很多社会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不用依赖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权力到县就停了。你们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来告官了。

　　中国农村之前不是没有自组织的能力，而是这个能力被压制。为什么？皇权要下乡。其实他们有这个能力，而且还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基层的调解。县级单位我主张依法论法，千万别搞调解了。但县以下搞调解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中国传统就是如此。县以上，大家就不是知根知底了，还搞调解，清官难断家务事，就依法判法吧。但县以下，法入家门，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根知底，谁对谁错，一问便知。何况在这个强关系的环境里，有的人会玩法，判决结果本该受罚的赢了，反而引起民愤。只可惜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的关系变淡泊了，这个调解功能正在消失。

　　只是中国的社群主义和西方的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公民社会时该注意的。中国一定是个人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结构，这是中国的特色，它就是一个一个人脉圈子。西方的人是团体格局结构，建基在宗教、阶级、年龄团体、地位团体、姓别等等之上，不是关系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