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为何总是匪气十足

　　最近连续发生好几起官民冲突，颇有些令人费解——现在的官员为何总是怒气冲天，本来阳光灿烂的脸，一看见老百姓，马上变成了一脸的阶级斗争。这种官民之间的仇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12月8日，新华社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辽宁建昌县政法委采访，发现办公室有人打牌，当即拿出相机拍照，顿时激怒了这些官员，政法委副书记钟继祥命令几个官员：“给我好好查！”并将记者的相机抢走。事后，有其他媒体记者打电话向钟副书记了解此事，没想到这位官员口出狂言：“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小命！（人民网 12月9日）

　　时隔一天的12月9日上午，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因不满法院的判决，到河北邯郸市中级法院反映情况，被工作人员用警棍殴打。有记者接报后赶到现场，发现110民警就在一旁“观战”，一名路过的男子上前观看，被工作人员踹了一脚，双方发生推搡。一个身穿制服、头戴钢盔的法院工作人员说：“你再指我一下，老子就是脱掉制服也要弄死你！”记者拍照时，遭到现场指挥的官员威胁：“拍什么拍！再拍我就对你采取手段！”围观这群情激愤，有人怒斥：“这些人疯了，太猖狂了，讲理的地方都没法讲理了！”（长城网 12月9日）

　　时隔又一天的12月10日，明星官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发飙，要起诉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他的《中国青年报》和作者李鸿文，准备分别索赔10万元。在遭到舆论的批评，且由于“挨了领导的骂”之后，最终决定放弃起诉，以闹剧收场。（详见新京报等）

　　上述三件事情，其中两件是公职人员在国家机关内动粗，一个是容不得批评，急了。看起来这是互不相干的三件事，但它们所反映的问题是一样的：都是公职人员或者官员将自己置于社会的对立面，表现出一种毫不掩饰的傲慢与优越感，甚至赤裸裸的权力暴力！

　　通常而言，那些坐在高墙大院里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相当一级的官员，他们不仅应该知法明理，而且具备良好的素养，纵然没有郑板桥那种“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民间疾苦声”的胸怀与境界，总也不至于像街头流氓地痞一样，对群众拳脚相加，恶言相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建昌县政法委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打牌被记者撞上并拍照，钟副书记不仅没有意识到错误，反而下令“好好查”记者，又威胁其他记者“小心你的小命”；而邯郸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官员）对反映问题的群众大打出手，还扬言要“弄死”人家，“采取手段”。

　　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那位扬言要对记者“采取手段”的官员，你能采取什么“手段”呢？你的所谓“手段”不就是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吗，难道就因为你掌握了公权力，就可以随便对老百姓“采取手段”？

　　而伍皓平时就很张扬，做事高调，喜欢对公共事务高谈阔论。这场始乱终弃的闹剧，其导火索不过是由于伍皓评论强拆问题，李鸿文在反驳其观点时出言不敬。对于伍皓这样的明星人物，本身就有话语权的优势，但他似乎不屑于跟对手继续辩论，阐释观点，而是试图用起诉的手段堵住批评者的嘴。

　　这让我想到了每次去香港时的所见所闻。在权力机关云集的政府合署办公大楼，你要去哪个部门，楼下根本没有我们见惯了的凶神恶煞的保安拦住你，即使我去律政司这样的港府第三大要害部门，也是如入无人之地；在高等法院，无需事前登记检查等程序，想去哪个法庭旁听悉听尊便；倘若对司法有所不满，在门口抗议一番，接受记者采访，亦属寻常之事，断然不会有人想“弄死”你，或者“采取手段”；至于媒体批评官员，不仅家常便饭，而且言词实在不中听，没有涵养一定会被活活气死……

　　相比之下，内地官员仿佛都会“变脸”艺术——作为自然人的时候，他们与一般百姓无疑，既懂亲情更明事理；作为“官人”的时候，面孔顿时冷漠起来，见到老百姓像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其实质，乃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没有解决，民意无法决定官员的命运，眼看着他们肆意妄为，却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