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自由女神王容芬
——先知先觉王容芬之一
（王在安 2011－8－23）
子佑：
为什么你将王容芬女士称为先知先觉和中国的自由女神？
王在安：
1966年夏天，我所在的学校按照党中央的指令，全面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起先是在党和政府派驻学校的工作组领导下，建立红卫兵组织，在学校内，将许多老师打成“牛鬼蛇神”，进行种种侵害人身的批斗、关押和羞辱；在学校外，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损坏了很多历史文化遗址遗物。直到10月份，工作组才完全撤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底，共接见8批次约10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受到毛泽东接见和鼓动的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地到处串连，煽风点火，成为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党内走资派的主力军。
但是，“红卫兵”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对打砸抢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对批斗老师有不同的看法，对工作组有不同的看法，对谁是走资派有不同的看法，对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的路线有不同的看法……等等，于是红卫兵就分裂为互相争斗的一些群众组织。比如，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就分为两大派，一派赞同社会上河南二七公社的观点，要清算1958年至1960年代初，在河南制造“潘杨王”事件和饿死百万农民的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前河南省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等人的罪过责任；而另一派则赞同社会上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观点，要坚决打倒为“潘杨王”平反，并纠正吴芝圃灾难性错误的现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人。
当时各派红卫兵组织都坚称自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都攻击对方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保守派”。就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没有发现当时有任何人对毛泽东以及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提出怀疑，更没有人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人权灾难提出异议了。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执政者通过几十年的谎言宣传和单一的谎言信息强制灌输，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坚信毛泽东就是真理的化身，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对于文革中发生的各种荒唐现象，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组织，都指责是对方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违反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造成的，而没有人去怀疑是不是毛泽东错了，更没有人想到去反对毛泽东和执政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但是，几十年后，我们知道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当年空前恐怖的“文化大革命”腥风血雨中，确实存在着堪称“自由女神”般伟大的先知先觉者。比如，遇罗克烈士、张志新烈士等。
我在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位先知先觉者——她就是配得上称“中国的自由女神”的王容芬博士。
1966年文革开始时，王容芬是北京外语学院一位19岁的大学生。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给学校党委提意见，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次猜错了毛泽东的心思，他们还以为毛泽东要搞第二次反右派运动呢，于是就派工作组到各个大学，把给学校党委提意见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反动学生”。在清华大学，将蒯大富打成了反革命；在北外语学院，将王容芬打成了反革命。谁知道50多天后，毛泽东突然从外地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宣称刘邓派工作组到学校打右派学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用心何其毒也”。会后，毛泽东为各个学校被刘邓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平了反。
平反后，凡人蒯大富对毛泽东感激涕零，成为毛泽东打倒刘邓的马前卒和著名的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而先知先觉的王容芬，却对毛泽东产生了疑问，却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提出了批评。
凡人千千万万，你我都是；先知先觉凤毛麟角，极其罕见。凡人与先知先觉的区别是什么呢？凡人大都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观察和判断事物，而先知先觉则往往以普世价值的视野观察和判断事物。
毛泽东为蒯大富平了反，作为凡人，他无疑要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做出判断和选择，当然就是要对毛泽东感激涕零，无限地愚忠毛泽东，毛泽东要打倒谁，就不分清红皂白坚决打倒之。
而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王容芬，她却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观察事物，作出判断的。毛泽东为王容芬平了反，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当然王容芬也应当与蒯司令一样，对毛泽东感激涕零，坚持支持毛发动的文革。但是，王容芬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则必然会作出相反的判断。王容芬的判断是：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对人民群众进行摧残和迫害大灾难，这场灾难的根源，就是极权专制。她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仅这一问，就足以奠定王容芬无愧于先知先觉的“中国自由女神”的地位。那时，她才是一个19岁的大学生啊！太了不起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