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全市信访量大幅下降，几年前的每年15万人件次，已降至每年不到3万人件次——王淑雅稍舒了口气。在辽宁抚顺市政法委书记的位子上，她已工作5年。5年前，上任之初的她，几乎每天都被群众“封桥堵路”的消息搞得头疼。以往每年仅群体性事件等，全市就要发生500多起。而通过代访领访制度的实施，有效地稳定了群众的思想情绪，把诸多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是的，把老百姓的心“抚顺”了，社会才好真正稳定。抚顺推出的这个代访领访制度，就是抚顺人心的创新举动。该制度发源于抚顺城街道的高山社区和天丰社区，2008年底开始在全市推广。具体操作方式是，成立“居民诉求代理办”，可以代群众上访，或由当事群众推选不超5人的代表，由该办官员带领到有关部门上访。变单纯民访为“官民牵手上访”，变被动为主动，变上访为下访，“群众张嘴，干部跑腿”。通过抚顺的数年一直坚持，大大减少了盲目上访、越级访等行为，对规范信访秩序、降低信访成本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我们社会已进入转型期端口附近，各种价值碰撞，各类社会矛盾叠加，使得社会管理工作日渐繁复，可谓千头万绪。若处理不好，一些机构和公共管理者往往成了“灭火队”，疲于奔命。虽然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重金埋单“维稳”，但最后收效却并不佳。远的先不说，就在本月19日，长沙市数十名村民利用地形埋伏，拦下市委书记陈润儿和市长张剑飞的车，呼啦啦一大片跪求书记和市长为他们解决问题。尽管书记与市长当即下车扶起下跪乡亲，并答应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但从这起事件来看，诱因不外乎还是未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当前，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长沙这样的“民跪官”镜头频频出现。报道称，这些拦路下跪的群众是该市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办事处天马村的村民，他们已在此维权近一个月了。试想，若这些村民还有一条可以成功维权的上访路可走，如果更基层的官员能像抚顺市这样，由民单独上访变为“官民牵手上访”，那么，这些村民是断不会如此不顾尊严地轰然下跪的。当我们社会及时化解矛盾只剩下“跪官”这条路径时，当官员继续不深入到百姓上访的最前沿去获知他们为何上访时，我们社会的“减压阀”就难以建成，官民连心桥更无法成功架设。
各级官员及时疏导哪怕是细微的民怨，将小事尽快调查并化解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这一直是公共机构重铸“官民互信”基石之首选。但一些地方，动辄一年便发生数百甚至上千起群体性事件，已非常让人忧惧地反映出我们的各级基层机构与公仆仍在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在骨子里还认为这没啥事，大不了花一笔税金去“买顺”民心。如此让小患酿成大患后再被动治理的惰性思维非常有害，一旦公仆脑中有此念，便习惯于将百姓的诉求当人人可踢的皮球，反复踢来踢去。当然，最后民心会被这些官员踢至冰凉处神伤，政府公信力指数已被其大幅“踢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