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业家来说，思维方式的变革极为重要。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代，充满着不确定性，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变革之道，而变革中最难丢掉的就是自身固有的思维定式。
七年前，一位行走于北美、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学者，从李嘉诚先生手中接过一项神圣的使命：用十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一所世界级商学院，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级商界领袖。这位接过大任的学者曾在香港科技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当过重要职务，是多家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也是多家知名企业的管理顾问——他就是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
七年后，他掌舵的长江商学院已然声名俱起。在亚洲，长江商学院是第一个依照世界一流商学院惯例，采用教授治校的商学院；师资上，长江商学院拥有20多位曾在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长期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全职教学与研究；战略上，长江商学院提出“取势、明道、优术”，提倡在充分学习掌握西方管理之术的同时贯通中西。学员名录里，傅成玉、郭广昌、史玉柱、马云、江南春、蒋定之、罗梅、陈鲁豫等商界巨贾、政府官员、文化名人均位列其中，以不择细流的胸襟实践着打造世界顶级商学院的梦想。
2009年9月，呼和浩特，在长江前沿管理论坛上，《投资家》独家专访了这位富有激情又兼具儒雅之气的管理学家，与之探寻长江商学院独特的“战略思想”和它眼中中国未来的商业精神。
管理教育的“五个盒子”
投资家：作为一家由李嘉诚基金会提供资金、第一个获准进入国内MBA教育市场的非国有资本，长江商学院在发展思路上与传统商学院有哪些不同？
项 兵：与传统商学院相比，长江商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发展模式与战略差异化。如果采用拷贝欧美商学院的模式，仅仅考虑如何把西方管理思想传播及应用到中国，那么长江几乎就不太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商学院。因此，我们不做欧美商学院的追随者，要通过颠覆性策略，形成一套全新的发展思路和竞争策略。
我提出“从月球看地球”思维模式，倡导要在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为自己找到新空间、新高度进而实现超越与引领。如果把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看成是达芬奇，那我们就应成为毕加索。因为，达芬奇在他的思维空间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你必须用毕加索的方式才有可能超越他——这种蓝天式的颠覆式思维很重要。有了这种颠覆式的思维才可能在全球商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有前瞻性、引领式的思考与研究。
我用五个盒子来概括长江商学院对世界管理教育逻辑的拓展与颠覆。
第一个盒子涵盖的主要是有关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像IBM、GE）在发达市场的竞争与合作。我称之为阵地战，这是欧美传统主流商学院研究的主题。
第二个盒子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公司，这三类不同的企业如何在中国这个快速变革的市场平台上进行有效的竞争与合作。
第三个盒子是在未来5～10年中改写世界商业版图的两大力量：（1）中国及印度等新兴市场的本土企业走向全球化而将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一个重要力量改写n 个行业的版图。（2）IBM、通用电气这样当今的主流企业如何整合中国与印度而真正形成以全球应对全球。
第四个盒子是“道”与“术”的有效融合，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或民族的成功无不是文化底蕴和民族哲学的结果。因此，长江商学院可能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把对宗教、历史、人文课程系统地引入MBA、EMBA教学体系。
第五个盒子是关注财富的创造、管理、使用及处置，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
投资家：你认为成就一家世界级商学院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对此，长江商学院是如何做的？
项 兵：首先，不能仅仅以盈利为目的。世界上的顶级教育机构没有一个是靠学费自负盈亏，更谈不上盈利。商学院必须得到校友及社会、政府的捐赠，才有可能打造一个超越培训机构的顶尖教育机构——学校的过度商业化会使学校丧失灵魂。长江商学院的学费在国内算是最高的，但和欧美顶尖商学院还有很大差距。尽管如此，我们仍与世界顶级商学院竞聘世界级教授，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世界顶级商学院。如果一个学校的价值取向与梦想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停留在靠各种包装手段下的一个培训机构。
商学院要超越公司化的培训机构，必须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全职的世界级教授队伍，靠新学术思想影响世界。亚洲的商学院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在国内长江到目前为止可能是唯一一家能做到这一点的商学院。比如，我们从斯坦福，沃顿，INSEAD 等世界顶级商学院的著名教授中挖来的近二十多位世界级管理学教授全职加入长江，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美国杜克大学向长江提出相互承认对方教授团队，能做到这一点，目前在亚洲也只有长江商学院。世界级和国际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全职的世界级教授队伍，才算是拥有了基本面，才能超越教学工厂模式的培训机构，才可能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商学院。
投资家：创办以来，长江商学院似乎从未参与教育机构的评估、排名。你如何看待商学院排名问题？
项 兵：最懂商学院的应该是顶级商学院的资深教授，而不是任何排名机构，就像懂武术的是少林和武当，而不一定是任何武术排名机构。大学排名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排名机构各有一套评估标准，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评估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同一个学校尤其是二流学校在各类排名中差别非常之大。一个学校即使本身变化很小，但其排名在一年之后也可以变化很大。第二，参评机构申报上去的重要数据没有审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像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不经审计就公布出来会是什么后果？这样一来，说实话会吃亏，但我们又不愿意撒谎；第三，我们不愿意被评估机构的价值体系与思维限制住，否则永远想不出咖啡可以做成星巴克的，永远出不了微软和谷歌，我希望做一个全球新一代的商学院，而不是被这些评估机构“牵着鼻子走”。
建立世界级教授队伍
投资家：长江商学院曾提出“十年内进入世界十强商学院”的设想，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项 兵：如果全日制教授能够达到50位左右，我们进入世界十强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0位，比起创办之初，教授聘请工作相对容易了很多。为了实现进入既定目标，我们制定了一个“343”十年计划，即：第一个三年(2003-2005) 立足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顶级商学院，第二个四年（2006-2009）跻身于亚洲的顶级商学院，再一个三年(2010-2012)进入世界十强。到今年年底，长江商学院就创办七年了，现在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要竞聘世界级的教授，你的对手就是哈佛、斯坦福，就是沃顿商学院，而不是亚洲的任何一所学校。今年年底，我们希望把金融学、市场营销、物流及生产三大学科做到世界前十名左右的水平，在生产和物流领域，我们的李乐德、郑渝生教授，完全可以和任何其它世界顶级学校的教授队伍相提并论。
投资家：与世界级商学院相比，长江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哪些方面？
项 兵：首先是基本面，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师资队伍才能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商学院，金融学你有谁，市场营销你有谁，会计学你有谁，在一个学科，如果能竞聘到三四个“围棋九段”的世界级教授加盟，你就具备了基本面。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有富商或者国家捐N多N多钱，财务的支持与财力是一个必要条件；要聘请世界级教授，你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世界十大商学院。 第二，必须要有教授治校的治理结构。“教授治校”是西方教育体系的惯例，但在亚洲并不多见，亚洲更多的是行政治校，这也可能是限制亚洲商学院发展的一个制度原因。公司有个治理问题，学校业有个治理问题。这两点解决了之后，我们才可能把黄明教授从斯坦福大学、把郑渝生教授从沃顿商学院、把陈宇新教授从纽约大学都一一请了过来。
有了世界级的教授队伍，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就要取势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靠我们在四个新“盒子”的投入，靠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与大力投入，靠新的思想与视野。我们在四个盒子相关的领域中，已经掌握了制高点，已经实现了全球引领。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中国商界最具影响力的校友队伍，在不久的未来，我们的管理新思想会在世界商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的校友队伍也将来在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地区，都会一步步地快速发展起来。
投资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长江商学院的全球视野体现在哪些方面？
项 兵：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天上掉下来一百块钱在公司的房顶上，这一百元在股东和员工之间应当如何分配？按极端的美国模式，这一百块钱会全部给股东，他们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用马克思的观点可能代表另一个极端， 这一百块钱就会全部给员工，因为他认为是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日本、德国相对在中间。中国企业怎样选择，由你自己决定，因为最高段位的管理不是拷贝美国，不是拷贝日本，也不是拷贝马克思，而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希望我们在这种全球视野下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此外，我们把全人类所有的沉淀都看成是我们的沉淀。比如说在“道”的层面，就是以全球的宗教和人文为积淀。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我们毕竟不是主流，虽然我们的先哲留下了N多精彩的智慧，但过于中国可能会狭隘。 在我们长江，我们即介绍儒释道，也介绍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我们这里的“道”是全球的“道”。在师资发展方面，我们超越了传统的培训，我们把杜维明教授请过来，杜教授再给我请六七个全球最顶级各主流轴心文明的专家，这样我就可以一步到位，集世界之大成。
我所说的全球视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学习，包括书本以外的也要学习。比如日本企业独步全球的精细和专注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为什么日本可以不需要哈佛商学院，不需要长江商学院，靠企业员工专注与精细， 只要假以时日，他们必定会出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
中国超越造富，需要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
投资家：你曾经提出“中国目前没有一家世界级企业”，那么，中国企业最缺少的是什么？
项 兵：我们离世界级企业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我们的“世界500强”企业当中，中国移动、中石油、中石化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大都是“全运会”冠军。 如果没有国家的任何支持，没有政策的任何保护和倾斜，你能在世界主流市场和主流企业靠公平竞争击败“九段选手”，这才能称得上是世界级的。你没有征服世界的主流市场，何以叫“世界级”呢？尽管你体积够大，但“大”和“强”完全是两个概念。
只有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在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能够“披荆斩棘”、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伟大商业机构，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由大变强。要实现这个梦想，可能需要超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民族品牌，自主创新”这些传统战法、超越这种整合中国资源应对全球竞争的老洋务思维。必须用崭新的理念、崭新的视野、崭新的思维来看问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缺少的是憋得住的心态、以及对价值底线的尊重。牛奶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怎么可能整个行业都出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否则我们很难赢得世界同行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尊重。
投资家：作为企业家的精神导师，你认为中国应当倡导一种怎样的商业精神？
项 兵：我不是谁的精神导师，而是和他们（中国企业家）共同学习进步，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出一批富可敌国的富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打造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伟大商业机构。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 我们才具备了和谐社会的一个经济基础。
财富创造需要取之有道，财富的使用和处置同样需要用之有道。 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到全世界各地去看看他们的企业家是如何应用与处置财富的。在柏林，一个德国人靠N代积累的财富，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最后全部捐给了柏林市政府。在这个博物馆门口，没有捐赠人的塑像，也没有树碑，介绍手册上只有一行小字：“本博物馆由xx家族捐赠”。 看了以后很感动，我们要更多地用心做事，超越作秀，因为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赢得世界同行发自内心的尊敬和尊重，它可能不是一种商业伦理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财富的创造，财富的使用和处置都很值得我们重视。
投资家：你最看重学员在哪些方面的成长？作为首任院长，你认为自己对长江商学院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项 兵：挣钱的能力、创造财富的方式、使用财富的方式都很重要。我们把人文带进商学教育，给商界提供了一片新的认知空间，我们提到了价值体现、价值对接、心态问题，我认为也是对中国商界的一个贡献。我希望能够留下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世界级的，能培养一批既具有全球竞争力又有人文关怀的世界级企业家队伍。这样我们会对世界商业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首发2009年第11期《全球商业经典·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