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我的团


 

我的战友我的团

 

我们以前当兵的那个团,是空军技术勤务第八团,简称技八团。乍听起来,好像是“鸡巴团”。其实,我们团在空军是顶好的一个团,或者说是后起之秀。

自从1969年正式建团以来,部队立功受奖人数和次数不计其数。最为显著的是,1971年林彪257号三叉戟座机飞往蒙古温都尔汗,我团最先得到准确的情报来源,并最早向总参作出了报告,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我团在十个情报团中出类拔萃,一鸣惊人。

尽管我团是个不老不新的团,却是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重要的地于,能够善于向兄弟部队学习,取长补短。原来,其是空军最老资格的技一团之一部组成的新团,是空军的宝贝圪塔,从一团和空军抽调了许多优秀干部到那里,与兄长团的交流一直没有间断过,相应的装备是全军最新式的。据说据守雁门关那阵子,还动用了陆军两个师一个团来保护这个宝贝圪塔。

这是一支特殊的隐蔽的队伍。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不分战时与平时,也不分前线与后方,分分秒秒地做着镝镝答答的枯燥工作,啃下了许多难啃的硬骨头。所谓千里眼顺风耳,所谓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所谓早期的信息战,就发生在这个几千号人的队伍里。在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里,不出将军与英雄才怪呢!

尚金锁,曾在八团任班长、中队长和副指导员。现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空军首位教员少将。终身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立二等功1次,被中国社科院、空军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十余项。被推选为中国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军事辩证法学会副秘书长等学术团体职务。

于汝波,历任空军技术勤务第八所(技八团后身)工作处政委、政治处主任、军事科学院中国历代战略研究室主任等职。现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少将军衔。作品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军图书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蔡海波,八团自学成才的典型。原一大队七中队战士,197212月入伍,1980年退伍。现任河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音乐研究会会员、中国舞蹈家协会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会会员、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河北省教育学会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河北省青联委员等。

技八团是出过几个有名的作家的。其中,著名的有空军政治部专业作家权延赤同志。其主要作品有《三个副师长》、《儿女眼中的许世友》和电视连续剧《狼毒花》等。可惜,2004年的《战友通讯网》上没有他的事迹介绍。他是此通讯网12个总策划的负责人之一。

我在技八团修理所当油机员时,权延赤是那里的新任指导员。他对我这个新兵旦子有些恨铁不成钢。批林批孔那阵子,我经常在全所午餐会上念一些自己写作的稿件,仅这一点得到了他的赏识。但我经常想家,不打算在部队长期干下去,打了报告一定要退伍。他几次亲自跟我促膝谈心,见挽留不成就只好作罢。73年我在251医院体检,查出了乙型肝炎,觉得提干无望,主动提出了退伍回家。原来,我也了解到,回到家乡一个中央企业里当个二级工,月收入比在部队的排级干部的收入多许多,事实也是如此。至今我也非常后悔莫及,肠子几乎都悔青了,真是对不起权指导员!

当然,令全团最为失望的,莫过于我们的好团长纪德法同志。多么优秀的一个团长啊!可是复可惜的是,他居然没有当上将军!据大冶籍的战友刘炳坤同志(团长的老司机、团汽车队队长等)说,他转业到河北一个有着一万职工的国营企业当了一个厂长。

在我们的印象中,纪德法同志应当是一个功勋团长。我团初建伊始,是百废待举,在新兵占据大多数且兵源素质相对低下、以及部队转战千里多个地方的情势下,新部队仍然能够与老部队齐头并进,成绩斐然。八团在处理“9·13”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就是明证之一。

可是,最令人费解的是,“9·13”事件以后,特别是在我团移防至航空兵7师大院以后,部队干部战士非正常死亡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如一大队大队长王某“跳烟囱死亡”,传说他“强奸过自己的女儿”,一时想不开而自杀。当然,这死无对证了,依我过去和现在的判断,打死我也不相信“强奸过自己的女儿”;一中队中队长王某“跳烟囱死亡”,据说是准备转业的,传说他“组织上安排到砖瓦厂做工想不开而自杀”,依我过去和现在的判断,也不太相信有这种荒唐事情。他在部队表现一直很好,立过三等功,部队还包送他到大学进修过三年,他爱人都在山西大同市工作,育有一个儿子,夫妻感情相当好。修理所炊事员郭某“脂肪肝死亡”(一说喝酒过量死亡),据说他是不同意退伍而“预备死亡的”,死之前,他给在农业科学院工作的姐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在部队混个人模狗样出来,否则,不如死掉算了”。依我过去和现在的判断,也不太相信有这种荒唐事情。河南、安徽、山东农村一些穷地方入伍的,十分留恋部队而申请延期服役是时常有的,但也不至于为这档子事闹到自杀的吧。郭某是69年的河南兵,上一年即72年已经申请延期服役过一次了,此次申请延期服役也不是什么难事。我团是69年新组建的部队,老兵并不多,比他更老的老兵多的是。对于郭某,我是了解他的,我曾经在炊事班人手不够或者星期天去帮厨,我看他做的馒头、发糕、饺子和饭菜相当的好,他也是修理所最老的炊事员。他人相当白净相当帅,很老实,喜欢说笑、爱讲故事什么的。而他的长相,酷似72年全军一个通缉犯余洪信。余原为陆军6X军副军长,据说是在内蒙支左时发生了作风错误,被下降到某师当师长,他降职后生气将该军政委的老婆用手枪打死了,逃跑时带了两支手枪。后来,据说在一片高粱地里找到了他的尸首。我心里常想,是不是友军把郭某当作余洪信而误伤了呢?有一天,我们修理所发电房和炊事班几位战友去到张家口殡葬场与郭某告别,可是没有见到尸首,人早已火化了。

毫无疑问,我团虽然在“9·13”事件立了大功,几位领导也会卷入这个旋涡中去了。中央专案组、总参专案组、空军专案组和北空专案组,一拨接一拨的来调查。这种无情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团隶属于空军,“9·13”事件却出在空军,许多高度机密的证据就掌握在技侦八团和技侦一团手上,而雷达二十八团没有用,257号三叉戟甚至于出了国境线也未发现。

记得1972年夏天,其时我在二大队当油机员,一天晚上,大队破例组织全大队的干部战士开点名会(值班的除外),大队部闫政委狠狠地发了脾气。依稀记得谈到导弹发射方向,有的说导弹方向是朝着北京的,有的说导弹方向是朝着乌兰巴特的,而正确结论是X者,不是X者。电子侦察“9·13”事件真相的功臣就是二大队的一名技侦员,后来立了二等功。二大队从来没有自杀的人。后来,二大队闫政委和我团宋勋成政委一块儿调到高炮某师支援老挝去了。这两位以后是否当了将军也未可知。

今年730日,在大冶市委湛月宾馆我见到了空军技侦八团第三届(大冶)战友联谊会主持人刘炳坤。他在八团当过多年的首长司机兼警卫员,知道的机密比我们多得多。借着闲聊和借着酒兴,我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谈到“9·13”事件真相。非常不幸的是,他对此几乎是避左右而言他。他说,团长、政委有言在先,永远不要谈及“9·13”事件的核心机密。

我团是一个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队,不是一般通信部队所能比拟的。通过几轮的大换血,受过高等教育的和业务尖子会占有很大的比例,部队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尤其是我团从外地调防北京以后,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干部战士比以往的担子更加重大,我们这些七O期的老战友会多一份期待与自豪。跟我们一块儿入伍的,有3个仍然在部队里服役,成长为部队的高级军官,都40多年了,真是不简单啊!

今年八一节前夕,我从广州市赶回湖北大冶市,参加了空军技术勤务第八团大冶籍第三届战友联谊会,得知绝大多数战友仍然保留了革命战士的光荣传统与革命情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迹。多数从农村入伍的安排了工作,优先安置人数显然比其他兄弟部队的多许多。

不幸的是,陈世炎、董业林、程绍属、叶宗发等四位战友因病去世。其中,陈世炎是部队干部复员的,他在部队当过电台技师;程绍禹退伍后考上了中专,当过大冶市检察院检察员,可惜他约40岁英年早逝。陈振华已经病得不能动弹;王友双中风,右腿偏瘫;令人钦佩的是,退伍后当上地质工程师的谭国华战友,因中风导致一腿残疾,只能由拐棍支步,在他爱人的照护下,拖着残躯参加了此次战友会。还有几个战友已经不知去向,未能参加此次盛会。大会应到58人,实到40人。

第三届战友会的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从八团调到高炮某师援助老挝、越南的石爱民、吴玉章战友。石爱民是某野战医院的后勤助理员,参加过援老、援越和自卫反击战三场战争,立过一次三等功;吴玉章是某野战医院的炊事班班长,退伍后进修了师范大学,当过高级教师、黄石市教委企业的总经理,在上海找了一个医学博士当终身伴侣。

我的战友,我的团,战友们,你们辛苦了!

 

 

上篇:保护自己

下篇:援老越战友石爱民

 

 

字数: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