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活与保罗•谭波顿合写的文章《欧元区应向香港学什么？》的确写的精彩，本人甚为欣赏。祁连活被香港媒体称为“香港货币之父”，其货币发行局制度是在他手上设计出来的，而且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球货币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以我个人之浅见，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之所以能够从1983年以来平稳运行至今，而且可以化解多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因为与美元挂钩的港币具有类似财政政策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这种“内在稳定器”功能一方面是基于香港是全球公认的资本自由港，金融自由度越大，其内在稳定的调节功能越强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港币是“锚”货币，每增加一美元，就相应地增加对应比价的港币，反之亦然，这种严格的“锚”制度遏制了货币无限膨胀的势头，保证了社会福利具有合理、良性的性价比。

       任何一个社会福利优劣程度的衡量都会反映到性价比上来，性价比越高，说明其福利越好，若相反，则福利变差。性价比通常由货币的购买力来决定，以此反观欧元区的社会福利情况就不容乐观。虽然目前欧元区维持了名义上的货币联盟，但欧元在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购买力却是不对等的，这违背了“一价定律”原理。也就是说欧元区的货币联盟并不像港币加入美元货币联盟那样，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可以在欧元区内自由、无障碍地流动，然而，香港的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可以在货币联盟区内自由流动，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可行的欧元区货币联盟一定在实践上遇到让人头痛的制度瓶颈。另一方面，工资与物价应不具有经济学所说的“价格刚性”，而是具有“柔性”，但事实上劳动力、资本以及资源的自由流动在联盟区内受阻的话，工资与物价是很容易出现“价格刚性”，僵硬的价格会错配市场资源。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欧洲中央银行虽然具有货币发行权以及“救市”的能力，却无法协调货币联盟区内主权国家的财政权平衡问题。正如文中所说：“欧元区既没有像香港那样具有一个财富转移水平较低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转移机制。”如果欧元像港币那样能维持整个联盟较低的社会福利体系，那欧元区也不会出现问题，因为大家的福利都差不多，没有可攀比性。孔子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上是多么贴切与前瞻！当然了，货币权与财政权的分离一定出现令人惊讶的欧洲央行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严重分割问题，欧洲中央银行是”强货币、弱财政”，主权国家则是“强财政、弱货币”，这种格局必然导致主权国家的“强财政”必须寻求欧洲央行的“强货币”支持，才能维持下来，否则就会出现债务危机。除非主权国家放弃“强财政”，转向“弱财政”，就可以维持“弱财政、弱货币”的稳定格局，但这种均衡不可能出现的。

       若要解决欧洲央行与主权国家之间严重分割的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修改“欧洲宪法”的相关条款，明确各主权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要想实行“强财政”的主权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且达到了责任所对应的要求，欧洲央行就可以予以“强货币”的政策支持，反之，就只能维持“弱财政、弱货币”，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也很小。

      文中提到的原则4至8，具有香港特色，也是香港货币局发行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慢慢提炼出来的精华，当然也与欧美国家在金融制度的实践上有其共性之处。以前很多人误以为金融危机最大危害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实际上最大的危害是去杠杆化的过程。“后雷曼时代”让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在本质上看得更清楚，文中特别强调了这点。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合理的中央结算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清算体系对于金融风险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但欧元区恰恰缺乏这个，而且欧洲央行还用实际行动强化了很多主权国家对统一结算留有余地的漠视。而香港执行严格的财政制度也是欧元区不可比拟的，欧元区货币权与财政权的分离注定无法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由此可见，欧元区的货币联盟与港币的货币联盟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而且香港货币发行局制度的一些优势与功能值得欧盟学习与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不仅是大陆金融制度理论与实践上的好老师，也是欧洲的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