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陈培婵

 

第一次见到陈锦亚是在两年前，也是初夏，我们坐在位于北京国贸大厦1座37层的美铝中国会议室中，聊“跨国公司中国区老板和他们的全球老板之间关系”的话题。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这样描述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美国铝业全球董事长兼CEO：“他太懂得如何让人为他拼命工作……我和柯菲德之间，虽只限于工作关系，但我可以这么说：我想象不出还有更默契的工作关系。”

陈锦亚和柯菲德，有着太多的一拍即合之处，而要追溯这一“完美关系”的良好开端，还得说到两个人上任的时候——2007年1月，陈锦亚加入美铝；五个月后，柯菲德加入美铝。在针对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上，两人毫无歧义，都认定为“可持续发展”。

锦绣：在你上任之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美铝在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原因是什么？

陈锦亚：我觉得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长久，不在于你在短期内能够赚多少钱，更在于你能否在这里持续赚钱、赚安心的钱、赚对得起自己和他人的钱。有些公司在赚钱过程中忽略了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比如为降低成本而污染环境，短期看成本是降低了，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毕竟以后要投入加倍的钱来补偿。

我此前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到了底特律，看到河流特别清澈，不可想像一个工业城市怎么可能有这么清澈的河流，后来听说这是花了几十亿美元治污而成的。我当时颇有感触，是啊，与其今天“贪小便宜”把环境搞坏了日后再用几十倍的成本来弥补，为什么不能做到今天少污染、以后少投入呢？

所以，1995年我代表通用汽车与中方谈判时，就觉得环境保护应该成为在中国建项目时重点考虑的事情，为此我还被骂过假洋鬼子装时髦。后来在上海建合资企业，我们提出企业必须要有环保守则，合作方觉得不耐烦。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发现问题了再想办法解决。但是我坚持双方都要明确这方面的责任，避免加重污染。因为污染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可控制。

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思考，可以说就是我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美铝在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的理念由来。

锦绣：这个想法得到了柯菲德的支持吗？

陈锦亚：我和柯菲德先生一拍即合。我们觉得美铝要对中国有所贡献，除了做好企业经营，更应该提供一种企业经营正确的理念。

怎么在工业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做好环境保护，在不少人看来这似乎像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不是说工业发展了环境就一定要搞坏。工厂的烟囱冒烟而不污染那肯定是瞎说，但是，我们要把污染程度降到最低。美铝正在研发一种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不是排出二氧化碳而是排出氧气。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那一天再做环保，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行动起来。

还有安全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在中国开发铝矾土并不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许多国家铝矾土都在表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发铝矾土都是做表面挖掘，最深的也就是十二米，一般是地表向下七八米。但中国的铝矾土大都是鸡窝状的，一堆一堆的而不是一片一片的，而且需要到很深的地底下开采，这就涉及到经济性和安全风险问题。

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不可能不发展，我认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不一样的，不能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比，不是说对发达国家有限制就要对发展中国家有同样的限制。但是，污染必须尽早治理。所以，如果说美铝要对中国真正做贡献的话，就是要和中国企业一起前行。

企业发展中，人们总是提到“原罪”。我认为这个原罪就是对环境、自然的破坏。即使是做得比较好的，比如美铝在亚马逊领域进行了复垦，我仍然认为还是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至少你开发的时候那块土地上是不存在植被的。但是做复垦，就是承认原罪，并且用最好的办法去弥补。企业必须承担这种义务。

锦绣：除了柯菲德先生，美铝的其他高管也都同意吗？

陈锦亚：可持续发展与在中国赚钱并不相违背。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就能带来好的声誉，好声誉可不是一般的硬广告能够达成的效果。

做可持续发展，短期利益看起来少一些，但是长期来看企业收获很大。美铝在中国，不只是想发展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而是更长时期，这个长期的承诺，应该有长期投入，当然回报也是长期的。

美铝的企业文化注重EHS（Environment环境、Health健康、Safety安全）。在美铝的高层会议上，我们往往最先讨论的就是：“汇报一下你们最近的EHS做了什么？”我们在中国所要做的跟美铝一百多年来坚持的理念很相近，所以在分析完长短期的价值回报之后，美铝高层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遇到过任何障碍。

锦绣：将可持续发展放到第一要务的地位上，会对企业其他方面的运营产生影响吗？

陈锦亚：没有影响。如果你放到第二位的话反而会有影响，因为那样就不会首先考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我们现在是把最坏的结果都想在前面，在生产过程中把该防范的都防范了，这样做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从这一点上看，美铝很精明。美铝是在用最低的成本获取最佳的效果，避免了今后回过头来用更多的成本做补偿。

锦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方面，美铝的机构设置是怎样的？

陈锦亚：我们有一位副总裁Kevin Anton专门负责可持续发展。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做了三十多年。Kevin Anton是做财务出身的，我举个例子告诉你他的业务精到什么程度，你只要告诉他这个产品用电、用人、用煤多少，他五分钟内就能把生产成本计算出来。每过一个月他就给我们来一通电话，询问你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度如何，有什么违规行为没有，环保方面哪里没有做到。

他会按照公司每年制定的发展规划，确定可持续发展涉及项目中的指标（美铝有一套指标体系，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多少，水的排污减少到什么程度，工伤情况，为社区提供的帮助等），然后上报给CEO，CEO签字之后给我们下达具体指标。美铝业务分布在铝业的上中下游，每个集团都有自己要完成的指标，然后再落实到每个地方的公司中。公司也会按照这些指标去考察Kevin Anton的工作。

美铝早在1990年就确定了到2010年要达到的各项目标。现在我们的产量翻了一番，而2010年的排放仍然达到了1990年排污量。惟一一样很难完成的是汞的指标，我们只能说，美铝的汞指数刚刚达标，这是个技术问题，是受现在的制作工艺条件局限的。

锦绣：在中国，美铝在帮助社区以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方面做得怎么样？

陈锦亚：美铝有一个1000万棵树的计划。我们的初衷是，美铝排放了这么多的二氧化碳，这是原罪，提高技术也只能是减少排放，不可能做到不排放，但是我们可以靠种树抵消排放量。每年在给区域公司负责人加工资的时候，这是一个硬指标，种植数量达不到直接对负责人扣分。去年，我们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少种了几棵树，我因此“倒霉”了。

2007年7月，美铝渤海公司关闭了燃煤锅炉，采用了一套较清洁的天然气锅炉系统进行冬季供暖。另外还安装了一套太阳能加热系统供员工夏季洗澡，这可以减少8000吨的煤耗，当然也降低了排放。

当时我们花了几十万美金清理和密封烟囱，让烟囱吸尘能力很好。而且我们是在生产亏本的情况下做的投入。

现在回想，我觉得做得很对。你给社区和员工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即使亏钱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可持续发展这个部分。亏钱了都这样做，赚钱时就更是如此。

美铝在位于秦皇岛的社区建起了希望小学，资助学生读书，还把孩子接到北京来玩，一个孩子最多花两千，但这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一辈子的。

我们想传达给员工以及公众的理念就是，美铝给社区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是我们也一定会带来更多好的东西，把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我们认为，做可持续发展必须持之以恒，不是说你今天有钱了做一下，明天没钱了就不做了。

锦绣：可是华尔街看的是盈利，是硬数字。

陈锦亚：柯菲德先生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在华尔街上真正站得住脚，最重要的是你说出的话必须要兑现。你说要升高10%，结果哪怕你做到了9.99%，你也要完蛋，人家就不信任你。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上的硬指标，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没有改变过。我们逼着自己把成本降得更低。你用的能源决定了你的排污，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厂以前很多是用火电，后来都移到了水电旁边。我们在冰岛用的则是地热气。产生相同的能力，天然气消耗量只是煤的20%，而且节约了成本。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柯菲德先生。因为他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在冰岛最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做的这个决策，美铝在当地使用地热气成本几乎可以忽略。所以，他常说：Don’t waste crisis，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

有人说美铝在经济危机期间关闭了一些工厂，所以排污没有增加，此话也有道理。但是，即使关闭了一些厂，我们的产量也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对于一些耗电很多的电解铝、氧化铝项目，该砍掉的还得砍掉。从中国的角度看也是如此，去年关闭了三十多万吨的产能，今年还要关闭六十多万吨的产能—我没有批评中国政府的意思，但是如果放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关闭恐怕会更合适。

从严格意义上说，危也是机。如果让我现在给中国的铝工业提建议，我还是会说，我们有不少氧化铝、电解铝的工厂都建在距离尚未开发的好山好水附近，用的是火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中国的电解铝、氧化铝项目这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用煤，烧煤本身污染就很严重。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部用新能源替代煤，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借用外力把这个资源损耗部分移到国外去做。

锦绣：就像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引入外资的那个阶段吗？

陈锦亚：我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学发达国家利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把落后的污染严重的产业搬到中国来。

但是像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为什么不把高耗能的部分放到国外，利用他国丰富的地热、水力发电，用这些相对绿色的能源来为我们生产出基本原材料，然后在中国从事材料加工，再将附加值增高的产品拿出去卖呢？将一吨铝的价格、加工价格、能耗价格都算一下，你可以看到，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是不会把炼铝放在中国的，但是一定会把铝的深加工放在中国。

我也不是说中国要学习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来养活自己，但是资源共享是必须的，在充分尊重当地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如何合理利用全球资源，这是一个分享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说其他国家的资源不可以利用。

铝矾土是全球分布最广的一种资源，而且就像之前所说的，其他国家大都是在表层成片开发，成本低很多很多。比如，我现在建立了一个铝矾土矿，你最怕的就是污染、耗能。矿石出来之后进行粗炼，从红色铝矾土变成白色粉末再成铝锭，这个过程是最费电费水的。中国大部分是用煤发电，耗能大而且排放大量二氧化碳，那为什么不将这一环节迁移到适宜的国家去做呢？

在与中国政府沟通的过程中，我也是说同样的话。美国有钱、有资源，但是他们将资源开发部分放到了国外，这就是战略眼光。哪一天全世界的石油开发差不多了，再开发美国，他们又能赚钱又有战略资源，你现在大力开发国内资源，短期来看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在输掉自己的国家利益，把资源都挖光了还有什么国家利益呢？储藏才是为了国家利益。

锦绣：这种走出去可行吗？

陈锦亚：当然可行。

加纳、牙买加都是全球铝矾土矿储量丰富的地域，而且他们都处于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前不久，《中国日报》对加纳总统做了一次专访，他说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央企到加纳去投资。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当地开发铝矾土矿，然后运到国内做加工。

从铝矾土到电解铝，一般情况下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就是4吨铝矾土变成2吨氧化铝，2吨氧化铝变成1吨电解铝。我们运4吨铝矾土来做什么呢，不如在当地炼制完成后运回2吨的氧化铝或者1吨的电解铝。不仅把运费剩下来了，还把中国的电省下来了。这不是资源掠夺，而是分享。我们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就业，还可以建起医院、学校，让当地人分享这些社区资源。双赢，何乐不为呢？

中国完全可以做深加工。买一吨铝才2600美金，做成罐体材料运出去的话就是4100美金了。去掉成本，那就是真金白银。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曾有一次记者访谈。王岐山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日本有五大不同，其中有一条是，过去说的made in China其实是made by Apple in China。这句话本质上是说产生附加价值的部分都在国外。

而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你必须要有来源而且是不断的来源，有资本、技术注入才可以，技术和资本是靠附加值而非初级加工完成的。中国要保山清水秀，粗放式经营是行不通的，靠开发自己的资源获取长期发展也是行不通的，真正有本事的企业是借助外脑和外部资源，就像跨国公司最初进入的时候，是用技术换中国市场。现在中国要可持续发展，也要借助国外的资源在中国进行深加工，最后完成全球的经济一体化。

柯菲德先生有句名言，Aluminum is a frozen energy（铝是固体化的电源），太有道理了。中国缺电这么严重，我们还要提供给其他人吗？那就太笨了。王岐山说，美国和日本的逆差与中国的逆差不一样，他第一点就提到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开发大国，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

中国要从一个生产大国变成一个开发大国，就不能再粗放式生产了，必须是用其他国家的原料在中国做深层次加工。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多还有五到十年，到时候也不能凭中国的劳动力换取外汇了。只有成为开发大国，才有条件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到那时候，就是made in China by Chinese people 而不是made by apple in China了。

5月中旬，柯菲德先生来中国访问时，也谈到必须要这么做。

锦绣：柯菲德先生也接受美铝要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念吗？

陈锦亚：柯菲德先生这次来中国访问，说得最多的是两句话：一是我们在国外要实现资源和平共享；一是在中国铝业深加工上，我们可以与中国企业展开合作。这代表了两个坚定的方向。

以前我们想在中国打通铝业的上下游，这样既有好的供应链，而且看起来也好看。但是现在看，我们还不如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对于央企来说，还是必须要掌控资源，不然还不到全球七分之一的资源是养不活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这些都要靠共享全球资源才可以实现。你共享资源，我们做深加工，你可以赚钱，我们也可以赚钱。我们坚持八个字：合法共享、合理利用。

钱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很多人都认为做初级产品可以控制其他人，可以加价，我只要运输来运输去就好了。但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如果还是这种想法的话就太落后了，不做深加工，如何推动产品往高处走呢？基础金属都有价格的高潮期和低潮期。美铝通过与国外企业建立合作，我们不怕他们不供应，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互相参股的方法建立起关系了。

所以，我认为美铝现阶段要与中国企业一起，要帮助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牢牢地把握住稳定的能源供应，用最经济、绿色、低成本的方法实现国内外的发展。全球50%的铝工业发展机会都在中国，30%以上的产量在中国，美铝必须参与这一部分，机会很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我都会跟柯菲德先生汇报，他也会很理性地分析。所以他常说，他是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政府领导很有远见，在中国做事情，就要和央企、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

锦绣：美铝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哪些帮助？

陈锦亚：在中国开展业务，美铝的优势则是技术和管理。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美铝对国外法律、经营方式的了解比中国企业强很多。所以我认为美铝在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角色都必须转换，第一要在中国发展，第二要帮助中国企业发展。

锦绣：你如何理解友善？

陈锦亚：还是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存在的永远是利益。所以我的理解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好企业，会把自己的发展、前途和利益与当地国家、政府和社会发展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友善，否则就是不友善。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减少中国资源使用、推动使用绿色资源，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美铝实现了这样的理念，也能更好地与中国企业一起赢利。真正会赚钱的公司是大家一起赚钱，你赚一块，我哪怕赚五分也是赚了，如果不合作我五分都赚不到。有的企业想的是你赚一块我就要赚八毛，所以有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水土不服。他们认为原来赚钱比现在容易得多，现在为什么这么难。其实，这是一个必然规律，经济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这个阶段，你有的东西我都有了，现在你要给我我没有的东西，这就更需要学会分享。

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出去，不是看哪个企业又买了什么矿，这是假象。要把买到的企业管好、十年之后你仍然可以说我们在赚钱，那才是本事。回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就算有足够多的钱把地球都撬动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知道撬起来之后怎么办？是可持续的吗？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