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美德

　　

　　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具有高尚的美德。他的美德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体贴他人，性情愉快的人。”“他没有梦想过或是希求过象他所得到的那种名扬四海、家喻户晓的声望。”他热爱事业，热爱真理，而不重视荣誉；他豁达大度，乐于助人，且又治学严谨。达尔文的美德，也和他的科学功绩一样，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

　　达尔文与赫胥黎

　　托马斯·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亲密朋友。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遭到教会的围攻，赫胥黎勇敢、热情地宣传了达尔文学说，赢得了“达尔文的猛犬”这样一个绰号。对朋友热情无畏的支持，使达尔文感动得“眼内充满了热泪”，他把赫胥黎看作“总代表”、“代理人”，从未忘掉他，始终用高尚的友情来报答他。1873年，赫胥黎身患疾病，健康每况愈下。经济上又处于困境，没有能力治疗、休养。达尔文了解情况后，万分焦急。他深知，赫胥黎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是不会轻易接收馈赠的。他费尽心思与朋友们商量怎样说服赫胥黎接受自己的资助去疗疾治病。他们商定由他起草一封措辞委婉的信，告诉赫胥黎，有一笔一千二百镑的款子（相当可观的数目）已存入他的帐号之下。在信中，达尔文以极为动人的笔调写道：

　　“如果你能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想些什么，你就会知道我们大家对你的感情和对待一位可尊敬的、深受热爱的弟兄应有的感情没有什么两样。我相信你就会以同样的感情来对待我们，因此会乐于给我们一个对你略尽心意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终生感到高兴的事情。”

　　这封洋溢着深厚情谊的信，使赫胥黎不得不收下这笔钱。

　　达尔文与胡克尔

　　在达尔文看来，有助于他的事业的友情和支持比奖章的意义更重要。

　　达尔文有个朋友名叫胡克尔，他对达尔文的事业予以大力支持。他竭尽全力帮助和激励达尔文完成巨著《物种起源》，他常常为达尔文提供有研究价值的植物标本、资料，常与他讨论生物的变异。而有关植物进化的难题，达尔文也总是请教胡克尔。特别是1864年，达尔文写了一篇有关攀缘植物的论文送胡克尔审阅。这篇论文缺乏连贯性，胡克尔看后不知所云，大吃一惊。后来，胡克尔了解到，这是由于达尔文身体极坏，不能改正校样。于是胡克尔协助他彻底重写，从而使达尔文1879年出版了《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一书，赢得了声誉。

　　对于胡克尔给予自己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达尔文非常感激。他一再表示：胡克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的那些有关植物的小册子一本也写不成”。所以，他总是认为，他所得到的荣誉应当属于胡克尔及其他的支持者。

　　

　　   1867年达尔文得到普鲁士“功勋骑士团”授予他骑士的荣誉称号，这是德国给予他的最高奖赏。获悉这个消息后，达尔文首先给胡克尔写了一封信，热情感谢他帮助自己取得这一荣誉。达尔文写道：“你的诚挚的友爱的同情比已铸造的一切奖章更有价值。”在另一封信里，达尔文还表示：“……在我此后的有生之年，每当我要振奋精神的时候，我将观看在科学领域中那些卓越的合作者们的照片，我将把他们慷慨的同情铭记在心。”

　　

　　达尔文和华莱士

　　

　　早在1844年，达尔文就得出了物种是在不断进化的结论，并指出进化的原因是自然选择。这是个伟大的发现。地质学家莱尔多次劝他发表这些见解。由于达尔文治学严谨，感到自己的见解还不够完善，没有听从莱尔的意见。

　　

　　不料时间推移到1858年，达尔文忽然收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寄来的一篇《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型的倾向》的论文，征询达尔文的意见可否发表。这是一份从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寄来的论文。作者年龄虽然比达尔文小16岁，经验也比不上达尔文丰富，但却雄视万物，探微索隐。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论文观点竟跟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几乎一摸一样。这个青年叫华莱士。事情就这样明摆着，公布华莱士的论文吧，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就得不到公认，几十年的辛苦劳动就要付之东流；不发表华莱士的著作吧，压制他人的成果，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良心要受到谴责。

　　

　　莱尔出于对达尔文的爱护，苦苦劝说达尔文不能让华莱士得此荣誉。达尔文却坦然表示，宁愿把《物种起源》中与华莱士有相同见解的部分付之一炬，也绝不能为保护自己的名声去湮灭一颗新星的光芒。

　　

　　争论一直持续了很久。最后，由权威的林耐学会出面，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公布于世，从而圆满解决了矛盾。

　　

　　豁达大度的达尔文，赢得了华莱士的友谊。这件事也成为科学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