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忆恩师周勃先生

                            达流

   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凭一篇文章就轰动文坛，并遭受长达20年的批判，被数百篇文章围攻，我不知道周勃先生是不是唯一，但至少是极其罕见的。

   这个事，我不是跟了周先生上研究生后才知道的，而是还在鄂西的大山深处读中学时就耳熟能详了。

1988年，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湖北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全然是因为周勃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的缘故。

因为冥冥中的某种机缘，我在鄂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读中学时的老师，是周勃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同班同学郑秀梓，他向我介绍反右前夕，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的周勃，如何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如何因一篇论文而名震文坛（即著名长文《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12期），又如何为此而受尽磨难。郑老师还拿出周先生给他的来信给我看，先生那隽永飘逸的毛笔字很让我着迷。那时，周勃的名字在一个大山深处渴望飞翔的年轻人心里，就是一个传奇，具有某种异常神奇的力量。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当时真不敢想有一天能成为他的弟子，与他朝夕相处。

恰好周先生在湖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带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使我的一切努力都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88年的夏天，我怀揣录取通知书，第一次走进湖北大学，初次见到周勃师，我竟有几分紧张，说话也口吃起来。

 先生正是想像中的老师形象，宽厚而慈祥，他见到我就说：“我知道你今天来，已等你多时了。你刚到，住处还没料理好，今天就在我家吃饭。”先生的亲切和随和很快打消了我的拘谨。

随后湖大三年，我已记不清在老师家吃了多少次饭了，后来竟对师母亲手做的湖南味的饭菜，有了一种偏爱，现在想来还觉得嘴谗。

研究生可能有各种教法和读法。一种是，导师开出长长的书单，专心啃三年书本，将本专业的中外名著全部吃下，然后再考虑研究的方向和课题。还一种是，带着研究的课题学习，根据一个中心议题来规划阅读并写作。

周老师交给我的方法是后者。入学不久，先生即与我详细讲解了他关于中国文艺所特有的伦理特质的思考和观点，并要带着我以此为中心展开一个科研的课题。

这时我才知道，先生不仅因五十年代关于“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卓识而载入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史册（见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周勃专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对中国文艺的本质特征有更系统的理论思考。

八十年代，老师们的住房问题还没有得到改善，“筒子楼”是对当时教师生活环境最形象的写照。周先生在老中文楼的一层，两栋教室之间有一个非常窄小的书房，那里便成了我们师徒学习交流的场所。后来，先生调到行管系任职，在行管楼的三层也有一小房间，仅能摆放一张书桌。白天是他的办公室，晚上则成为我学习写作的地方。

为了尽快将我们的课题形成成果，88年到90年的寒署，无论武汉的天气是热如蒸笼还是冷如冰窖，当喧闹了一天的校园安静下来后，我便会在那间斗室里，象蚕一样将灵魂里的丝吐出来，编织着艺术思维的蓝图。

毕业之前，由周勃师领衔，我俩合作完成的《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一书完稿，交付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在紧张的专著写作之余，我们还合作在《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

我以为，后来的成果证明周老师的教育方式是得当的，他将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用到了实处，用到了我的身上。

能够在读硕士期间完成一本学术专著，在当时的名校研究生中也是不多见的。我的这份幸运得益于周勃师，没有他的指导、直接参与写作修订和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一切皆不可能。

现在回头看，这一段经历和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在文艺伦理学的领域作出了我们的拓荒式探索，不仅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学术研究欲望，不仅是带给我一些在同辈面前可资显摆的虚名。更重要的是，它对我的理论思维能力、驾驭学术课题的能力、对所学知识的转化能力进行了持续而高强度的训练，对我的学术品格和意志力，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没有这个基础，我不可能在毕业后不久，便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邀，出版长销多年的中国圣贤解读丛书之一《墨子：兼爱人生》，并逐渐走上研究、传播墨学的道路。

勃师交给我的另一种方法是游学。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境界和眼光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拥有的，亲见亲闻，才能有所悟有所得。周先生利用他在全国文艺界广泛的人脉，将我送到一些一流的大家那里去学习，感受名师的风采，所以我在湖大期间，有部分时间是在外游学。

也许先生因其在文艺界的影响，比一般教授多些有利条件，但我觉得他不仅是有这个条件，更重要的是有这种意识。他知道与大师的面对面交流，对一个青年学生的成长是多么重要，那是闭门读书不能替代的。

姚雪垠，当代著名历史作家、理论家，他是周老师带我接触的第一位大师级人物。89年冬，我带上勃师的推荐信，来到北京木樨地，敲开了姚老的家门。几天后，姚老又亲自给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陆梅林、郑伯农写信，让我跟着他俩学习。

秦兆阳，从湖北走出的文学大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大型文学杂志主编，也是因了勃师的推荐，我在位于北京北池子秦老的住所，与他畅谈许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我随身带的一支笔，与秦老告别是时忘了带走了，回来后不久收到秦老的信，还提到笔的事，问要不要给邮回来。

89年的10月，我受勃师之命来到南京大学，拜访国学大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听说我是周勃的学生，显得特别高兴。让我坐在他身边，轻声细语地问我沿途的见闻，问在北京的情况。听我介绍了一些沿途的见闻后，他站起身来良久地凝神窗外，然后并轻轻扣紧窗门，那个动作如照像画面一样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如今先生年岁已高，我因离开武汉，也少有机会到府上问安，但先生的道德文章对我的影响却没有随时间的流失而减弱。近来来，当我愈发体会到我肩负的社会心灵拯救与企业文化责任时，先生那慈爱的面容便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