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中国远征军为歼灭从中缅边境入侵之敌，以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反攻龙陵、腾冲。因松山未克，龙、腾两城得而复失，敌我双方形成对峙。我军又以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攻取松山，虽收复腊猛街及阴登山，终因伤亡过大，无力再攻。
司令长官卫立煌把松山这块硬骨头交给以黔军为主体的第八军。第八军军长何绍周，1902年生，贵州兴义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曾在日本炮兵学校和中国陆大第十期深造毕业。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何应钦身边任职。1936年5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一副总团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税警总团编入第八野战军系列，何改任第一支队司令，驻防山东日照。同年8月，开赴上海对日作战。1938年7月，调任陆军第一○三师（黔军）师长，参加过武汉会战。1939年参加宜昌西岸会战后升任第八军军长。1944年5月，率第八军开赴云南文山，转战滇缅战场。
黔军将士善于打山地战。何受命指挥第八军展开松山战役后，把攻取松山的主力放在黔军第一○三师肩上。在军、师两级黔军将领的组织指挥下，一○三师的黔军健儿们，同仇敌忾，勇敢冲杀，敢打恶仗，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经历“三打滚龙坡”、“激战大垭口”、“夜攻黄家水井”牺牲很大、“爆破松山顶”等一系列恶战，历时二月余，全面攻取松山，全歼日军松山之敌第一一三加强联队三千四百余人，除俘其非战斗人员（包括军妓）二十余人外，战斗人员无一幸存，逼其联队长官，敌酋松井切腹自杀，掳获重炮八门，山炮一门，各类枪械和弹药无数。骄横不可一世的松井联队，在我黔军健儿面前，全军覆没。
此役，大张我国威，也扬我黔军军威。震惊和击痛了日军军国主义的战犯们，日本天皇专门下了“哀悼关山松山阵地阵亡将士的诏书”，对松井联队的全军覆没，哀叹为所谓“全员玉碎”。松山战役全胜了，但第八军第一○三师的黔军健儿，却有1909位将士光荣为国捐躯，长眠在祖国南大门的青山绿水间。一○三师在松山大垭口为壮烈牺牲的黔军抗日阵亡将士建立了公墓并刻碑永铭。
何绍周指挥第八军攻克松山，全歼日军后，又攻克芒市、畹町，打通滇缅交通线，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相继任云南警备司令、第六编练司令兼第四十九军军长、第十九兵团司令兼四十九军军长。1949年11月卸任后离黔赴渝转港移美。1976年在美病故，终年74岁。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山脉，由大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海拔
热播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大篇幅描写的惨烈的南天门战役，其原型就是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
为了争夺松山这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敌我双方共三万多人在这里经过了整整十场争夺厮杀。最终，我方以伤亡7763人为代价，全歼驻守松山日军第56师团下属“拉孟守备队”1250余人，俘虏9人。松山近20平方公里的这片国土，终于在沦陷两载后终于得以收复，这也是中国抗战以来第一次收复失地。这场发生在滇西的最惨烈的战役，拔掉了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打通滇缅公路我抗战“生命线”得以重新恢复，拉开了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
日本人认为，松山战役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的第一次“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另外两次是在滇西的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这场战役迫使日军焚毁了亚洲战场上第一面由天皇亲授的军旗——旭日旗。这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首次遗留上千具遗骨迄今无法收回的败仗。
在松山战役期间，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军、师、团级，均配属一支人数不等的美军顾问组，负责空军、炮兵、通信、工兵、卫勤等战场协同保障。当时，远征军长官部明令部队保护美军官兵不上火线，以避免伤亡。据载，仅有一名叫巴京汉姆的美军上尉军医，在打扫战场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阵亡。因此，携带照相机的美军人员拍摄的照片，多是反映我军反攻前及攻克日军阵地后的情景，且以战役后期居多。虽然少有二战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式的火线激战镜头，但这些生动的影像仍能让人感受到这场战事的血腥和残酷；而为数不少的捕获、讯问慰安妇照片，更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揭开了日军这一隐秘的丑恶制度的神秘面纱，成为二战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影像。在战役期间，慰安妇被日军区别对待：5名日本籍慰安妇得到日军保护，后来一个都没有死；但至少有6名朝鲜籍慰安妇被日军逼令喝下溶化的升汞片自杀，或集中在战壕内用手榴弹炸死；个别的死于我军炮火。其中，照片上怀孕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在中、日、朝三国学者和工作人员陪同下，于2003年11月重返松山，为在国际会议上揭露日本实施慰安妇政策的罪行而现地取证，更是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
自1942年至1944年间，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在贵州的遵义、安顺、毕节等师管区，征召大批贵州青年入伍。他们当中，大部被急调云南，编入远征军各部；另一部分则由昆明空运至印度利多的丁江机场，赶赴蓝姆伽，编入中国驻印军。其中，以编入中国驻印军新30师胡素部为多。
从当时的兵源情况看,何绍周指挥攻克松山的黔军士兵中,很可能大部分是黔西南籍的,因为第八军103师是何绍周起家的根本,这支队伍中,一定有不少是他老家兴义的农民子弟。当时的黔西南八县市隶属贵州第三督察区，专署驻兴仁，又称兴仁专署，辖黔西南8县及盘县和安顺大部分地区。当时，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人员消耗很大，为了补充兵力，纷纷安排部队军官回原籍征兵。有资料称，当时贵州每12个人中就有1人被应征当兵。可想，黔西南籍的士兵一定不少，当时采取的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拉壮丁”方式，编入队伍也常常是按来源地进行编排，这种方式应该是比较符合保甲传统的，一是士兵之间相互可以联保，避免士兵逃亡，另一则是士兵之间互相熟悉，谁牺牲了或者逃亡了方便统计。笔者的祖父就是被拉壮丁去的，一去之后迄今音信全无（他叫张广志，回族，住普安县泥堡乡[也可能是叫普白乡]红岩组，1943年春被抓壮丁，据说人们称他叫“回子老张”，他是在一个江边因不会游泳拒绝渡江被打死---但这不知是哪里辗转听来的消息，也希望有心人帮忙留心一下查找他的去向）。看过余戈写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其中也只能叹息说，在松山阵亡的将士中，只有少数军官留下点记录，绝大多数将士都随历史的远去而掩埋了。对当时阵亡的将士，甚至是连编号都不统计，因为死的时间太长，怕发生瘟疫，所以胡乱进行了填埋，只是总的搞了个纪念碑，牺牲的人中除了小部分军官外，其余的什么也没留下。虽然我的祖父也许根本就没参加松山战役，因为他可能在抓壮士途中被折磨死，也可能在途中逃跑被打死，但无论如何，我想，深入尘封的历史，去寻找当年血战松山的将士们的蛛丝马迹，应该说是对先烈们的一种告慰，对后人也是一种激励。遗憾的是，日本人如今都还四处去寻找当年参战士兵们的下落，美国人也一直在寻找历次战场上牺牲人员的遗骸，而我们，却常常有意无意的把他们遗忘，这是很悲哀的事。
何绍周(1902—1980.11.06)，贵州兴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1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陆军大学正则班第10期毕业。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新编第八军军长、云南警备总司令、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四十九军军长，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川黔边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在第八军军长任内，指挥松山战役获胜，获青天白日勋章。何绍周系何应钦二哥何应禄之子，人称“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