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位于湖南西部,历代为州府治所在地。地处武陵山系南麓、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东邻中方县鹤城区,南接洪江市、会同县及贵州省天柱县,西连新晃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万山特区,北界麻阳苗族自治县及贵州省铜仁市,总面积2099平方公里。史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
1945年初,已到灭亡边缘的日寇负隅顽抗,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意图,策划发起新的进攻,他把目光投向地处湘西的芷江。
芷江不仅是进出黔、川的军事要冲。当年的芷江还是中国空军基地和中美混合飞行第5团所在地,拥有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B-24、B-25轰炸机和C-43、C-47运输机。冈村企图一举捣毁芷江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四川,威胁中国的陪都重庆,以此挽救失败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1945年4月初的一天,中日双方军队很巧合地各自开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国方面,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来到芷江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会上,“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答应把廖耀湘的新编“王牌”第6军从云南空运到芷江作为总预备队,配合驻守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他当时手中握有号称国军“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军,即第18军和第74军。
日本方面,受命担负芷江作战任务的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也组织了一次特殊的会议。他带领部下乘车巡视衡邵公路,部署作战。
中国战场最后一场会战——“湘西会战”(日本称为“芷江作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也许是占领老河口给垂死的日军带来了一丝希望,日军左中右三路军接连越过中国军队几道防线,分别进抵至雪峰山中南部龙潭司附近、赛市以东地区及米山铺以西地区。但骄横的日军哪里想到,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乃是依命行事,王耀武采纳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的建议,步步后撤,引诱日军钻入“口袋”予以围歼。
就在日军沿着芷江以东的公路攻击之时,第4方面军参战官兵则按计划每杀伤一部分敌人后就主动后撤转移到另一个阵地上。当一路长驱直入的第116师团,攻抵洞口镇附近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死伤惨重。
更令日军意想不到的是,廖耀湘的新编第6军此时也千里迢迢空运到芷江参战。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官兵,面对在缅甸战场击败过的对手,战斗力颇强,打得日寇无力招架。
在三昼夜的激战中,9连官兵伤亡惨重,最后只剩袁连长一人。当敌人攻入城来的时候,他把所剩的手榴弹全部捆绑在自己衣服的下面,只露出一根引信。日本士兵团团将他围了起来,突然,袁连长拉爆了身上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巨响,十几名日寇飞上天空。
武阳一役,规模并非很大,但事实上已经吹响中国军队反攻的号角,是整个湘西会战中的关键一环。
一向讲“规格”、重“身份”的何应钦亲自到机场迎接职位远低于自己的94军军长牟廷芳,后者是在收复武阳后,连夜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喜的。
而另一边,看着坂西从芷江前线发回的求援电报,冈村心急如焚。他不敢告诉部下,大本营已经来电命令派遣军“自给”“自活”,也就是说,日本国内已经无力顾及侵华日军的死活了。
就在冈村下令中止芷江作战的前一天,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全线反攻作战命令。新六军从正面出击,第4方面军的第73、74和100军从公路两侧冲出,第18军则向敌后猛插。很快,日军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一部被团团包围,成了瓮中之鳖。日军纷纷躲入密林和草丛,中美空军对这些地区大量投掷燃烧弹,使日军的藏身之处变成一片火海。
这是1944年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较好的唯一的一仗。此战共俘虏日军300余人,这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从未出现的大规划俘虏日军的现象。虽然此战中也有1000多日本兵战败自杀,但出现大规模的俘虏表明日本士兵也不是传说是的日本武士了,前期只不过是其狂妄心理影响而已。
日军经此次战役受挫,遂开始全面收缩兵力,冈村宁次一边布置部队首先从广西、广东等地后撤,一边焦虑地注视着整个战争态势的发展。
此时,“日本已经是盟国案板上的一块肉了”,它的丧钟已被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