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变异
权力，按照霍布斯和洛克的定义是一种契约，权力的出现是全体人民权利的让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相互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样的道理是可以说得通的。先看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非洲和巴布新几内亚还存在着原始生活状态的民族，他们为了生存，必须组织起来以增强力量。秩序的形成源于群体生存的需要，酋长或族长的出现是经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人们通常会选举那些一心为公的人来当头领，也就是头领必须是为族群服务的。头领的选举出来后还要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证明权力的获得。如接受全族人的唾骂、敲打等等，这正应了道德经七十八章“受国之诟，是渭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的说明。
原初状态的人群选举头领都是为了民众利益而服务的，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权力，人民不管怎样都很乐意遵守头领的安排。而作为头领一心为公却没有什么利益收获，这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在三皇五帝的时候才有什么许由、务光等辞做领导人的故事，放着全国的领导人不做，在现代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人们也很难理解许由、务光他们为什么会辞做国王？因为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领导人是一件“又苦又累”的差事，因此好的领导人不好找。故而人民为了有好的领导，适当的允许头领或领导有一些特权。之后，慢慢发展，领导、国王就由“又苦又累”的差事变成为了一件十分“享受”的差事，可以三妻四妾，可以锦衣美食，可以主导民众的生死。因此已有的领导人大禹就传位给他得儿子启，开创了夏朝。虽然有资料说禹传位于益，但最终还是禹的儿子启获得了支持继任国王。如果没有禹的私心和政治扶植，启应该是难以获取帝位的。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潘寿言禹情”注：“言禹传位于益，终令启取之。”《战国策．燕策一》：“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可以说权力从“为公服务”到了禹时代就开始变异了。国王、皇帝成为了一种优秀的职业，父传子袭。
权力是社会生活秩序的保证，权力的效用在于其人民的信任，一旦人民不信任权力，那么权力的效用就会慢慢失效，才需要维稳。共产党的宗旨是解放全人类和全中国，让世界上劳苦大众获得幸福生活。新中国的就是在这样“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下指引下建立的。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共产党才可以在艰难的逆境下获取胜利，也可以在社会建设中获取巨大的成就。可是权力就是这样的容易变质，原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说变就变，因为决策权柄在于政府。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本来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现在一转头，医疗、教育、养老成为了P民们必须自己考虑的事情，人民的生活压力骤然暴涨。由此，权力的威信逐渐消弱，加之在“利字当头”的政策引导下，很多的官员以权力交换获取利益，贪污腐化因此盛行，人民对于官方的权力更加的失望。是的，权力是强大的，不由分说的。桀自信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天，不可能会灭亡和被替换，因此被灭亡了；纣自信自己文武全才得天眷顾，胡作非为，结果也是灭亡。过分迷信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的人迟早会灭亡，慈禧如是、蒋介石如是，萨达姆也一样。
人们往往讨论政府威信丧失，要怎么维持？可为什么不先考虑一下为什么政府会慢慢失去人们的信任？不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就想要有更正的结果是缘木求鱼、守株待兔，亡羊补牢犹未晚！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在于秩序的稳定，秩序的稳定在于政府威信的强大。如果政府发现威信缺失了，政令不见成效了，要多检讨自己的政策和行为。事实上，这样的道理很简单，你为别人考虑了别人就会为你卖命，你不考虑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当你为路人。八国联军侵略人民根本就不管，将之当作是政府的事。才几万侵略军，如果民众抵抗，他们很快就可以被消灭。广州三元里几个乡的农民就可以围困住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如果全民抵抗，八国联军算什么？蒋介石也一样，八百万的军队，被轻易的打垮。这是蒋介石自己的都想象不到的，如此强大的军队为什么不堪一击？当领导和政府的权威尽失，又怎会有什么强大的行动力？
所以现在最为关键的是怎么恢复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你不管人民，人民在关键的时候就会不管你。政府威信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如果错误的认为有军队有警察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那是痴心幻想。蒋介石、穆巴拉克、萨达姆等都是例证。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古巴、委内瑞拉、朝鲜谁敢轻视？虽然他们都是弱小国家，可是欧美列强还是忌惮陷入人民战争而不敢轻举妄动。想想建国初期的时代，路不拾遗、全民皆兵。敌特想收买奸细为之服务是行不通的。现在，不用敌特做工作就已经有不少的人自己找上门去投敌，为的是使个人的生活更好。
权力的变异在于政府，宋朝宋徽宗为了个人爱好，破坏赏赐秩序，随意封官，结果造成了社会混乱。乾隆纵容开买官先例，为以后的清朝衰败埋下伏笔。蒋介石玩弄权术获取短期利益，一旦其行为为别人熟知，其个人威信，乃至政府威信就随之消失，失败是必然的。这就像我们简单的社会关系一样，如果别人不信任你，要首先自己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有什么不妥当的，如果一味责备别人不好，那么你自己的生活处境将越来越糟糕。别人的信任源于你自己的行为得当。同样政府的执政也一样，发现社会不稳，不是追问社会为什么会不稳？而是简单的强化维稳机构，反正有的是钱，没钱可以再收税。如果这样思维，就会犯以前朝代衰败的毛病。治病要治根，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是照顾好人民，减轻农业税、低保、养老保险还不够分量。政府如可以让大家都获利，那么就有强大的认同，如果政府只是为小部分人服务，那么就会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会那么快得失败，因为他是为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相反共产党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可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甚至直接对抗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也不存在什么问题。没见识的政客才会只顾自己，不顾人民。路易十四名言“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结果就导致了法国的衰落。只顾自己利益的政客出现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名医治未病和初病，不能让权力的变异这么发展下去。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愿不要因此而发生跨省追捕或封杀。
说起权力变异，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存在。反封建时，资本主义民主好像很先进。可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或首相领导的政府一样会发生权力变异，因为民主选举是需要钱的，那些当选的总统都是获得有钱人的资金赞助才当选的，当然要为有钱人的集团服务。例如美国政府，就是因为要迎合军工集团、金融寡头、石油集团等利益群体的需求而多次发动战争，甚至耗费巨资在不相干的亚洲地区驻军。这也是权力变异。还有，吊诡的是民主选举本来是为了民众利益选领导，可是民主选举却选出来乱花钱的政府，因为选举人为了获取民众支持，就乱许诺。这样连续不断的折腾就出现了现在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民主政府的短期效应就是另外形式的“权力变异”，问题也不小！因此我们不能听西方人的忽悠，学习他们的制度。欧美等西方人什么时候这么慷慨过？他们连毫无损失的高科技输出都要限制，难道“民主好制度”这么优秀的制度输出就不怕中国强大？不怕强大后中国的威胁？只知其一的学舌者，不要再在中国鼓吹什么“西式民主”了。社会主义中国原来的机制就很不错，什么都是经过民主过程进行决策，大家讨论，因此胜利很快。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导下，也出现过古代一样的当不当官都一样情景。不当官，只当士兵，不当官志当工人的事例是很多的，“神州到处是舜尧”是真实存在的。
说起政府威信的维护，这问题看起来复杂，实际也简单。就如治理醉驾一样，政府一样可以干出漂亮的事。为什么治理醉驾可以获得这么大的成效？因为公正！什么人都没有特权，都要处理。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政策就可以改变传统思维认为很难更改的日常宴饮习惯，神奇吧？因此抓住关键处理问题，社会治理是没哟难题的。就拿治理北京和各地高尔夫球场的事来说。现在可以预见治理是难见成效的。可是真要治理也可以像醉驾治理一样的简单！
首先，看高尔夫的兴起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上行下效”。因为高级官员们喜欢，地下阶层的官员因此喜欢，商人们也因此喜欢，因为必须靠此技艺来沟通“官家”的关系。所以高尔夫治理关键在于官员，说什么浪费土地资源、水资源都多余，这根本不是官员们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获取沟通“技艺”------高尔夫球技，打通升官路径。所以只要政治局领导们开会通过一项决策，共产党干部不允许参与高尔夫球活动，一旦发现就地免职，离退休干部被发现参与高尔夫活动的适当减少退休待遇。只要这样的政策不留情面的执行，那么就可以很快的达到治理效果，也可以增强政府威信。当然治理高尔夫的困难要比治理醉驾大很多，因为治理醉驾只是针对中低层人士，因为高级官员都有司机，他们不会醉驾，因此阻力不大。而高尔夫治理政策的执行将面对着很多高官，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但只要政治局决心大，一致通过，那么对于扭转社会风气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这就是威信的树立！就是权力的维护！正确的做了，很低的成本就可解决大的社会问题，扭转社会风气。因此社会治理的关键是政府是否有决心限制自己的权力？是否将官员与平民一样公平对待。公平的社会是“谐悉与共，莫之能伤”（《管子法法》）。唐朝的强盛就是因为李世民可以公平待人，因此四百死囚可以自己来就死。李世民也根据法律不与民间抢喜欢的女人，这样的公平，不强盛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