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林永青兄邀稿。正好趁这个机会将最近的思考向大家做一个整体汇报。我记得今年夏天，江苏省省委罗志军书记推荐的3本书中就包含有这本书——《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其他两本是《精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最新阐释》、《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可见这本书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林先生能为此书稿作序实乃一大幸事。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全球创业投资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以色列也是一个鼓励创新的国家，创新专利名列世界前茅，但新观念、新思路活跃的新兴公司规模都比较小，靠资本借贷运行，资本基本来自创投。在这里，我们真挚的告诉犹太系的金主们，新一代中国青年不再是以前。我们已经从条条框框中解脱出来了，再也不会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我们分析了近二百年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以及过去百年现代化步履维艰的真正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没有在全民精神家园的成熟方面下功夫。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是全民的精神家园需要创新，然后出台适合的新体制做保障，这两点是最基本的。其实，如今的中国青年最主要的优点是这一代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首次全面接触到西方文明，这不仅仅是知识，艺术，也包括时尚、影视、新闻，从而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年轻人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这有助于在实施商业计划时找到好的方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撰文称，访问中国时遇到的一些青年精英。这些青年聪明、锐利、有远见，不惧怕表达他们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看法。总而言之，他们给人充满信心，乐观向上的感觉。这些人没有生活在恐惧中，而是充满希望地向前看。社会要进步，必要创新。跨越全球化挑战，也要创新。而创业投资机制就是较好的投资工具。但世界上通过政府直接出资带动创业投资发展成功的国家仅有以色列、瑞典等少数国家。因为创业投资作为一种高度市场化的创新金融工具，与政府的职能与能力是极不匹配。不要什么都想做。尤其是早期的，你更把控不了。但又是最需要完善这个环节的。中国缺乏早期创业投资的理念，尤其是种子期和早期的创业投资人才匮乏、业务生疏、运作不规范，造成大多数人对早期创投不够重视甚至避之不及。怪不得人家外国人说：中国在这段时间，就不算是有早期创投投资的国度，相对于以色列，中国的创投还处在急功近利的扩张期。

　　中以两国一直保持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方网站首页的相关链接中，我发现一个小知识。除了：中国军网、中国政府网、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新办、国台办以外，竟然有以色列国防部的链接地址，可见中以关系非同一般！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色列政府也推出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避免经济步入衰退。从这个刺激方案看：中国从政府部门到私人资本，都可以找到未来在以色列的合作机会，尤其是中国的创业投资。以色列外交部经济事务司副总司长潘绮瑞女士说，这个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尽管不能和2008年中国的4万亿人民币规模相比,但对以色列经济的提振作用还是相当大的。谈到中国在以色列经济刺激计划和中以双边经济合作领域的地位，她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找到机会。从贸易总量来说，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保持较大顺差。一直以来，中以合作多在传统的以色列优势领域,如农业、科技、医疗、工程技术等。现在，中国希望得到以色列高技术行业的合作，包括生物技术、水技术、医药技术、清洁技术、替代能源技术、自动化技术、环保技术等,，而在这些领域，以色列都拥有一流的水平。如果在这些高技术领域扩大合作，不仅两国的贸易额能够实现预定目标，也能有效减少中方顺差过大的问题。在以色列有一句话：与其把钱存进银行，不如进行创业投资和投资新兴公司。而这些，不正是我们正在或正需要做好的事情吗？如果有以色列创投基金愿意进入中国，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很乐意服务他们。做创投如果眼界不能开阔，狭隘的民族主义，会贻误发展的机遇。这一点，我想已经不是问题了。我会告诉他们中西部有大量的投资机遇。中国的农村也有大量的投资机遇。林先生说”有不少以色列基金已经在中国了。他们更多的投资领域是技术型制造业，目的还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做代工生产，然后出口...”他说的并非虚言。不过，今年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首发过会。其股东包括国科瑞华基金。该基金投资者内有七位以色列的个人投资者。国科瑞华最引人关注的，除了大股东中科院外，即是以色列背景。

　　我们要不要向以色列学习呢？或者说以色列的成功是文明的顺利，精神家园的伟大？说实话，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千年一叹》曾经写过的一件事：在耶路撒冷有一堵哭墙，很多犹太人一见到哭墙，就把头顶上去，念念有词，而且热泪横流，并且不断的去亲吻那些砖石。他们对这堵墙充满了感情。刚好有一个中国农民在这里旅游，认出了秋雨先生。就问：余先生，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感情这么深，而我们中国人好象很少有人看到万里长城就哭了的。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他们？当时秋雨先生给中国农民代表团的朋友讲，不，我们可以不学他们。理由是，他们是一个流浪民族，他们文化记忆的信号就是这堵哭墙，只有这堵哭墙。他们自公元前六世纪被巴比伦灭到被罗马灭，耶路撒冷被灭的实在很可怜了。而且非常地惨烈，战胜者往往用耕地的篱笆把上面的所有土地翻一遍，让你所有有关文化的记忆全部消失掉。但是胜利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胜利，留下了一堵墙，这堵墙是胜利者表示他们胜利的见证，而整个犹太民族被驱逐在全世界流浪的时候，只有这堵墙留在他们的记忆里面。这是他们文化记忆的最高象征，不管他们走在任何地方，都会唱一首歌，歌词大意就是“耶路撒冷，如果我把你遗忘，我的手会麻木，将弹不出任何的琴声。耶路撒冷，如果我把你遗忘，将唱不出任何歌声”。他们的民族就像赌咒发誓一样要记住这堵墙。而我们中国历史上灾难虽然也不少，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失去过辽阔的土地，我们有关文化的记忆不是这一堵哭墙，我们大的多。有关文化的记忆，当中首位的记忆就是黄帝。

　　是的，我们的先祖是黄帝。现在留下关于黄学最完整就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黄帝帛书》；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于竹简《文子》。几年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我们无法考证其中是否有蛛丝马迹的联系，但马克思主义观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黄帝之学既不同于老子自然的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正统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可贵理性、该派学者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该学说基本特征是以天道推衍人道。《黄帝四经》开篇即称“道生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此命题意在强调“法”是“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虽和“上帝”不同，但又近似乎《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比较赞同社科院房宁的观点，如果可以文化建构的话，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之间找到一种综合，至于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四六开还是倒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当然回答不了，但是只要进行文化再建构，就需要把神性和俗性搀和一下。当然，在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滞留在若明若暗之间，在似有似无之间。也许，这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文化自觉。我们要重视这句话。他作为一名高级学者不会无缘无故说句无聊的话。黄帝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潜存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在中国政治、教育、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中到处可以见到它的深深烙印。

　　黄帝思想，主要强调的是执道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有限，必须充分尊重民众的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作为当政者的君主，他不仅要对其属下的不同人的才能的有限性有所了解，而且尤其要对其自己的才能的有限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自觉。不然，若君主强行凭借有限的一己之才，骄横跋扈、自以为是、专断偏执，是绝对不可能将国家的事务处理得圆满成功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这不但将会使国家由治转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甚至还会危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是不可取的。其学说所彰显出的独特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就是应当高标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的现实本真自然的生命境界、智慧能力，使每个人和每一特长，皆得到应有的尊重，使每个人的特长，皆得到原发性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的个性，皆得到原发性地自然舒展与张扬。英明的君王，应当是守护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的表率，一切从人的现实本真自然的生命境界、智慧能力出发，最大限度地容忍每个人的不足，最大限度地肯定每个人的特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营造宽松宜人的氛围，以令每个人基于其特长而原发性地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使此特长尽可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从而遂己所愿地顺利推进治国理政之大业。

　　我们认为黄帝思想所蕴含的这种卓异识见，即使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仍然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我们自然不应忽视这笔不可多得的可贵哲学文化资源，而宜对其作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诠释与转化，以令其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发挥应有的现实效用。中国有没有信仰？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分几种。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道，还有的说是水。说是龙，有张牙舞爪的龙，有神闲气定的龙。说是道，有天道、人道、或是霸王道。说是水，有汹涌澎湃的滔天洪水，有涓涓细流的小溪之水。当然，还有说是天、天帝诸如此类。说法很多，但不能没有取舍。有没有信仰过“法”？严格的讲，应该说没有真正的信仰过。而只是把“法”作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没有追溯“法”的源头，是“人为法”，还是“天道”，赋予的公平之法呢？《黄帝四经》已经强调法是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正如IBM前总裁小沃森曾说过“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企业的宗教，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信条，自己的宗教和为之奋斗的信仰。”推而广之，一个政党也需要属于这个政党为之奋斗的信仰。党史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而论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当时，那几十人中当中有谁能想到，90年后的今天，竟然从几十名的小政党演变成8000万的世界第一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几十人发展成8000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难道大家不觉得这是个神话吗？他们是凭借什么发展壮大的？就是在10年动乱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依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在搞自主创新，在研制两弹一星。这说明，我们的人民相信党，愿意跟党走。他们是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人民给予了政府更大的决心，信心、耐心。此外还要加上一个词“勇气”！墨子说，“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什么是勇气，苏格拉底见人就问“什么是勇气”，然后寻找他们回答的局限性。苏格拉底声称，我们很难发现这些理念的精髓，正好揭示了我们在生活中对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还感到迷惑。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宣言》蓝图的开山，只是给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但在达致光辉顶点的道路上，必将由无数英勇的共产主义战士共同书写。

　　事实上，中国人对精神家园的反思，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但鸦片战争时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自我感觉良好的儒家文化，居然是一触即溃，一向非常OK的儒家文化，不OK了。这让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儒家文化反思的起点。反思，最先从物质形态上找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第二阶段，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受列强的欺辱，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精神。

　　直到90年代后才发现，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背后，是信仰。没有信仰，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这就是中国学者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信仰。如果你找不到信仰，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告诉我们，当自然条件发生变化之时，就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和工具，集中资源，“配置资源”，最终让那个大窟窿不再成为人类的负担。如果说，市场就是人类经济社会的“天”，那么，当天出现了大窟窿，我们就尽人力，来开展“补天之道”。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区别。都是人类经济社会之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一个定语，社会主义。这就是创新，就是创造。这就是“补天之道”。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我们将这条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源于毛泽东思想，成于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行笔至此，我想到先秦诸子中，有个叫杨子的人，他站在分叉口的时候黯然落泪，别人问他为什么哭的这么痛。他说，这么多的路口，不知道该沿着南方的道路走，还是沿着北方的道路走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面对多种选择。容易陷入谜径。不过，对未来的发展，空谈方向原则已经毫无意义。行业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能够怎么办”的方法明确未来的确定性，以廓清路径、坚定信心。这个信心从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的绿色新政陆续出台可以得到印证，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央没有像杨子一样迷茫，而坚定信心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就像一盏指引我们行动的希望灯火。我们要做的就是精心的去呵护。建议决策层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一定是要用创业投资的方式去扶持小企业创业。这才能让中国呈现出以色列遍地创新花的景象。这就是让人自由的发展。但我觉得还要在这些民营企业建设一个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