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得益的当然是消费者；问题是，哪些人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政策？出租车牌投资者首先反对。政府增发牌照，改变了他们的投资预期，损害了他们的投资收益。其次是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原先享受到的“行业壁垒”消失了，他们不得不与过去的“黑车司机”同台共舞。要知道，出租车司机的竞争对手，是黑车司机；前者的工资水平，是由后者决定的。
再看ZARA的例子。一件ZARA时装的售价，由生产和销售环节中无数的要素瓜分，任何一种要素所占的分配比例，都是由它在别处的回报率决定的。具体而言，巴西“血汗工厂”中的工人的工资，不是由ZARA老板的贪婪、或ZARA消费者的无良决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和这些巴西工人的情况相近的越南工人、印度工人或墨西哥工人决定的。
可与《财经》的这篇报道相提并论的，是先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声称：“富可敌国的苹果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巨抠：苹果生产线上，每个工作桌上原本有两根灯管，要求关闭一根后，每条生产线每个月可以节约101.46美元；32G容量3G版本的iPad2，制造成本仅287美元，毛利率高达60%。成本低，价格却不便宜，业界对苹果的‘暴利’产生了疑问。”
我的评论是：（1）所谓“暴利”，其实是应归股东所得的“资本的市场回报”。若股东拿不到这“暴利”，就会把资金转投别处，苹果就无法顺利开展研发和再投资。（2）这些拿“暴利”的股东，与富士康工人之间，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越南工人才是富士康工人的竞争对手，前者的竞争力决定了后者的工资水平。
人人都有同情心，见到“血汗工厂”不免难过；但受过经济学训练后，我便知道之所以有“血汗工厂”，是因为有更血汗的农村的缘故。我不希望自己购买的衬衫和电子产品，是由童工在恶劣的环境下生产的；但受过经济学训练后，我便知道如果我抵制这些产品，那些童工的处境只会变得更糟，而不会因此就去上学。的确，有人应该受到谴责，-- 但那往往不是企业家和消费者。
人人都有同情心，见到“血汗工厂”不免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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