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本质(9月21日)


 

2011918日,沈阳以及中国的许多城市,为了纪念918事变而举行盛大的活动,领导干部撞钟,城市上空拉响防空警报。这种让人民记住历史,莫忘国耻的行动,让人内心有些许的震撼!

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往往就会带有一点沉重感。因为那会让人更成熟,更理性、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我们不禁又要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历史了。

 

194112月,日本突袭美国的珍珠港,随即美国宣布介入太平洋战争,对日宣战;1943年蒋政府在军事经费不足,抗日战争进入到焦灼状态的时候,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去美国访问,美国人对蒋夫人礼遇有加,甚至在218给予她在国会去发表演讲的机会,宋美龄用她那略带佐治亚州口音的英语侃侃而谈。

在国会演讲是宋美龄最为风光的时候,虽然是在为贫困之中的中国“化缘”,但这位蒋夫人在美国期间却处处显示其奢华的生活,令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夫人都瞠目结舌,自叹不如。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收获颇丰,不仅筹措到了军费、而且争取得到武器,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把那当成是宋美龄的成就与辉煌,以及她为中国做出的贡献。

 

但实际上,从更深远的时间周期与深厚的根源上分析,宋美龄那次访美是将中国的利益拱手相让。那本质不过是用美国人的钱买美国人的武器,并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助以一臂之力,那武器在开始的时候,是用来打日本人的,但在日本人被赶走了之后,就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部队。

蒋政府在得到美国资助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制造破坏。

因为那不过是政治与金融之间的交易。所以美国人就可以继续染指中国的内政,并在中国赶走了日本之后,资助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对着干。

 

美国人在二战中,押对了战争的趋势,坚定地站在苏联和英法一方,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局势变化,也帮助了中国一把,让日本侵略者尽快结束战争,无条件投降。

但是在中国事务中,美国人深信与其资助反对党,不如支持执政党,但没想到,其押错了执政党,而那个执政党已经成为日薄西山之势。在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也误认为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就可以轻易地剿灭共党。

美国投资所得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用三年多的时间,打到了台湾的那个岛上,不仅在文化上继续受到日本的影响,在民主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军事上更是受到来自海峡对岸的大陆的制衡,所以在选择国民党的时候,美国人无疑是看走了眼。结果无非是让蒋政府苟延残喘了一段时日。

 

美国人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商人思维,即使是政客,都要尽力维护自己选民与票仓的利益,所以我们大可以认定:美国提供给蒋介石战争军费,为国民党军队提供美式武器,都仅仅是投资罢了。

这个武力投资的推论,假如说在以前或许还仅仅是揣测,但此番资助利比亚反对派,并助力其推翻卡扎菲政权,搅动叙利亚的反对势力,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的佐证与演绎。

不同的是,美国当初资助蒋介石,是在为蒋政府扫清其在中国的反对力量,而当今对利比亚与叙利亚,则是资助反政府军用内战方式推翻现有政权。而所借助的也主要是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力量。

 

美国素来喜欢干涉别人的事务。

美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干涉朝鲜半岛事务,意图在朝鲜半岛加大在亚洲的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干涉越南事务,所期待的结果并非单纯一个小小的越南归属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中国形成威慑,进入2010年之后,更是以各种借口重返亚洲,不管是东北亚还是南海,都被视为与美国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

当看到中国共产党坐稳了20多年的江山,其他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难以与之形成抗衡之势,国民党只有在台湾那个弹丸小岛,所以才同意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逐渐忽悠得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逐步深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制订。并以惩治官商勾结与腐败的名义,策动1989的“六四事件”,试图颠覆政府的政权。

“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开始把中国忽悠进入WTO,加大中国在IMF与世界银行所占的份额与话语权,但是实际上,在联合国让中国人发表不同见解的行动在实质上作用为零。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态度,从来都是超级理性的,最为感性的态度也只是外交辞令上的过激表态,以及在自己反对的决议中,投弃权票。

当然,美国人还给予中国承办奥运会的机会,并夸大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试图获得更大规模的索取。

 

中国引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国际资本无孔不入,为中国提供相应的资本支撑,以帮助中国拉动经济的名义,逐步介入中国的主权与政策制度的制定之中。这成为越来越明显的战略图谋。

其实,从开放中国学生去留学,到针对中国引进奥斯卡与格莱美,NBA与好莱坞,美国人的一切做法,本质上无非是从侵略战争转到了资助内战,再从挑动内战变成了经济战争,变成货币战争,变成了文化侵略,变成了不用耗费武力的战争。实际上都是有利益图谋的。

 

其实中国应该有前车之鉴的。

比如日本,虽然经美国扶植,而取得了战后重建的辉煌,但一纸“广场协议”就让日本持续20年发展停摆。

比如东欧,一旦重建取得了成就,美国人就去“剪羊毛”了。从产业私有化到政治“民主化”,再到供求的市场化,人的生活环境的城市化,生活标准的国际化,所有这些都在从不同角度突出人在贪婪欲望上的本能。

其实,美国人永远不会纠结于意识形态之争;也不会问所赚取的利益“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所谓资本就是“以资为本”,只要能取得投资的利益回报,美国人是不会在乎所采取的手段有多么令人不齿的。

资本的本性不改,人在利益追求与保护的本能不变,这个态度就不会变。

 

美国也有一些夙敌,让美国人感觉棘手的,比如以前伊拉克的萨达姆,以及现在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朗的内贾德、叙利亚的阿萨德、朝鲜的金正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还有那些所谓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份子,死了的本拉登、活着的塔利班。

 

我们反而要从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子民与未来的角度多考虑一些了。

真正最有威胁的敌人,不是国内蠢蠢欲动的反对言论,不是图谋独立的势力,不是那些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不惜丧失良知都要通过摆地摊、制假售假、偷逃税款的民众。

民众不过是想有口饭吃,给更多的人有口饭吃,能让跟随自己的人,不至于饿肚子,能吃饱吃好。却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牺牲品,经济利益争斗的炮灰。

真正最有威胁的敌人,是那些外部势力,因为不管是哪种侵略,不管所倡导的是战争还是和平,不管手中拿的是大棒还是胡萝卜,都是以资源掠夺与利益占有为目的的。

这是本性,无优劣之分。

 

其实,从购买美国的国债角度,从放开各个产业的参股权与控股权角度,从定价权与定价机制的角度,从服务与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开放角度,证券、保险、银行、创投、PE、教育、培训、咨询、文化等等,美国人所动用的任何一个方法,都在瓦解中国的抵抗力量。

 

人心涣散的队伍最难带。

我们不是一定要涨他人之势气,灭自己之威风。但中国确实已经到了国人一致对外的团结之心不再,抵抗的信心与斗志受到极大削弱,甚至放弃抵抗,直接投降的程度。诚谓“生死存亡之秋也”!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边的善,是从发动战争者的角度而言的。

既然对于发动战争者是“善”,对于无奈地承受战争者,自然就是不善了。

新殖民者动用的能源武器、舆论武器、金融与货币武器,文化武器,是比枪炮与飞机、轮船更为先进的武器,不仅做到杀人而且做到诛心。

 

30多年来,中国人的腰包是鼓了很多,不用再为明天的早餐而焦虑了,甚至开始在国际社会建立温文尔雅、乐善好施的形象。

但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时候,在国际化彻底战胜民族化,在物质吞噬精神,在传统让位于潮流的时候,在成熟被稚嫩击败的时候,当城市经济成为支撑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要素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习惯于利用特权、通过“三公”消费中饱私囊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还有什么样的战斗力。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机构甚至主管部门为了生存与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的时候,很难再从中看到有什么立场、原则与誓死保护自己的子民的向心力。

相反,不仅美国经常与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形成不同层面的军事同盟关系,更重要的是动辄刀兵相见,时刻保持战时准备与堤防。

 

忧患让人理性、清醒,安乐却让人感性、奢靡。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到什么时候都适用。

否则中国的国歌也不会包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贾春宝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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