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宗在《文简黄公淮墓志铭》一文中写文简黄公也有过失宠的悲哀：“帝征瓦剌还，太子遣使迎稍缓，帝重入高煦谮，悉征东宫官属下诏狱，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1414年－1424年）”。《明史》卷一四七《黄淮传》记载：黄淮与其同僚们又是因介入皇室内部的权力而获罪。由此可见，黄淮入狱十年主要原因有以下二点：一是受汉王朱高煦诬陷而入狱，二是因介入皇室内部最高层的权力斗争而获罪。

 

朱棣篡位登基后没有多久，有人就提出了早早定下“国本”(即立皇太子)的建议，但朱棣一直很犹豫，从他这一支来讲，长子朱高炽不仅嫡出，且早就在朱棣还是燕王时就被立为了世子，自己篡位登基当了皇帝，世子理应也跟着“晋升”为皇太子。但朱棣的内心很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反而对凶狠无比的“恶赖”二儿子朱高煦十分喜爱，并常常跟人说：“此儿类我!”这也难怪朱棣，朱高炽人胖不会打仗，而朱高煦凶猛残忍，“靖难”战争中几次救了朱棣的命，因此从情感上来讲，朱棣偏向二儿子朱高煦，但他又怕废长立幼会引发日后骨肉相残的悲剧，所以对于“国本”立储问题一直是犹豫不决。

永乐皇帝的心思，很多大臣都看懂了，跟随朱棣一路“靖难”的燕军老将淇国公邱福曾跟皇帝朱棣说：“汉王朱高煦武艺高强，尤其‘靖难’战争中他战功赫赫，理应立他为皇储。”邱福这么一说，正说到朱棣的心坎上，但出于日后长治久安的考虑，永乐帝“忍”着没有表态，事后心里又吃不准，于是就将黄淮叫来。当时阁臣中被征询对象的只有解缙和黄淮。黄淮请尊重制度，他说：“立嫡以长，万世正法”。解缙以“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好皇孙!”为由头 ，坚持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于是不久朱棣就下诏立长子朱高炽为皇位继承人。太子虽然立好了，可太子的弟弟汉王朱高煦不干了，凭什么立大哥，他又不会打仗，朱高煦越想越恼火，他与身边的人偷偷地犯起了嘀咕，你一句我一语，大家说到了黄淮和解缙的头上，由此黄淮和解缙与汉王朱高煦结下了大怨。以后黄淮又不断与汉王朱高煦有冲突，其中以讨伐李法良事最突出。永乐八年（1410年），长沙李法良反叛。仁宗正代理国事，命令丰城侯李彬讨伐李法良。汉王朱高煦忌妒太子有功，诈说李彬不能任用。黄淮反驳说：“李彬，是老将，一定能消灭贼寇，希望立即派他去。”后来李彬最终擒获了李法良，从此汉王对黄淮更加忌恨。

杨士奇在《题黄少保省愆集后》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表述权力斗争情况：“读吾友少保公永乐中所作省愆诗集至于一再，盖几于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于往事焉。……时仁宗皇帝在东宫，所以礼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 京邸志夺嫡者，日夜窥伺间隙，从而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又结嬖近助于内。赖上圣明，终不为惑。然为宫臣者，胥凛凛尯臲，数见颂系，虽四臣不免，或浃旬，或累月，唯淮一滞十年，盖邹孟氏所谓莫之致者也。夫莫之致而致，君子何容心哉! 亦反求诸己耳。此省愆之所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蹇、黄及士奇幸尚存，去险即夷，皆二圣之赐而古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身之诚，在吾徒不可一日忽也。故谨书于集后以归黄公，亦以自儆 云耳。”（《东里文集》卷十）

杨士奇所说：“赖上圣明，终不为惑”。汉王朱高煦一直在暗中盯着黄淮他们，看到参与监国问题就小题大作，马上向父皇朱棣偷偷地打起了小报告；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亲征瓦刺，凯旋归朝。太子遣使迎候稍迟，汉王乘机诬陷黄淮、杨溥、金问等东宫臣者，并张虚驾妄，以为监国之过；从而导致黄淮等下诏狱十年。

 

根据明史記載：“太子遣使迎駕缓，將黃淮等人下狱。”那麼，黃淮入狱是永乐帝原因造成黃淮下詔狱，让其領受一下坐牢的滋味。趙中男在《宣德皇帝大傳》一书认为：“黃淮做過高炽和瞻基的老師，後來受太子的牵连，被朱棣关进监狱，一坐十年。”笔者认为此说法：“认为黃淮介入了皇室內部的权力紛争。主要是永乐的原因，导致黃淮入狱。”朱高煦的流言只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朱棣对太子的猜疑，就是怕太子在他生前夺取权力。一是因为当时太子年龄36岁较大，对朱棣来讲是一种威胁；二是由于太子监国，永乐北征，造成权力中心发生移动，使一向专权的朱棣产生危机感。因此，朱棣对太子做事方面进行了限制和防范。颁布留守事宜条文规定，把人事权牢牢地抓在自已的手里。可见，黃淮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朱棣才是最主要原因。

朱棣与太子的权力斗争进程影响到黄淮坐牢的时间。朱棣对太子的斗争策略和方针是既不废除太子，又加以限制权力的做法。黄淮被系狱十年而不遭受杀戳的现象，正是体现了朱棣的斗争政策。朱棣打击太子僚属的目的是要削弱太子党的势力，使之不能成为巩固而壮大的集团，从而保持自已的地位。

永乐十四年朱棣南还南京，带着囚犯黄淮等一起南下。黄淮《省愆集》有《自诉还南京赋》、《回南京经古城》等诗记叙此事，这些都是朱棣的有意安排，表明朱棣并没有忘记黄淮。

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大赦天下，黄淮未释。黄淮《省愆集》有《辛丑遇赦后未释》、《辛丑九日》等诗记录；这表明了朱棣虽然不置他死地，也绝不会轻易地放他出去。朱棣对士人的处置方式显然较其父朱元璋已更为老猾，除对个别“冥顽不化”如解缙者需消灭其肉体外，他乐得让不顺眼者关进监狱中去领受坐牢的滋味。与解缙一起入阁的黄淮、杨溥就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中度过了整整十年的痛苦生涯。

笔者看来“伴君如伴虎”，朱棣的英明是以黄淮等内阁阁臣的不幸为代价。朱棣对建文朝的这些降臣还是不怎么信任，尤其是解缙、黄淮等内阁阁臣几乎都曾受到朱棣的猜疑甚至加害，当然这也可能是朱棣治国用人的一大法宝，在“重用”降臣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且不忘运用绝对皇权对任何偏离于皇帝钦定的“轨道”之大臣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以此来加强极权专制主义统治。

因为他们在成祖时所过的提心吊胆侍奉惟谨的日子，会长期萦绕在心头，时时提醒他们约束自己，即使遇到某些小的委屈烦恼也能隐忍自控。杨士奇在《题黄少保省愆集后》一文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此一特征。此种去险即夷后的痛定思痛，使这些士人始终保持安不忘危的警觉状态，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比如杨溥的“为人谦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 《杨公言行录》，见《明名臣琬琰集》卷一）的性格，显然与其长期的牢狱生涯有直接的关系。从仁、宣士人主要成员的个人性情看，许多人本来并不 属于平和谦柔的人格类型，黄淮、杨荣、夏元吉等原都是刚直甚至狂傲的，可知他们后来的平和乃是长期修炼的结果。夏元吉在追述自己的性格形成时说：“吾幼时有犯未有不怒，始忍于形，中忍于心，久则无可忍矣。”（ 《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传》）忍当然是对个性的扭曲，但时间久了也就 视为当然甚至自然的了。此种扭多样性为统一性并全归之于平和谦柔，对一代士风来说也许并不是好现象，但倘不如此，至仁、宣之治也就无从说起了。

总之，黄淮经过坐牢十年的长期修炼后，塑造成平和谦柔的人格，以便于更好地为永乐的儿孙服务。永乐统治手段之高明，他当之无愧是个英明的封建皇帝。王世贞(1526～1590)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明成祖永乐大帝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他完成了太祖洪武帝的事业，把明朝推向了鼎盛，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参考资料：《明史》、张兆裕《黄淮之狱和太子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