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中国GDP增速的两倍。在2009年，即使受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外贸出口急剧下滑的影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仍有11.9％的增长。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攀升到21.1％，为全年GDP增速的204.85％。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然又进入了超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6875.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2%；其中，个人所得税收入3554.78亿元，同比增长35.4%。

　　财政收入增长31.2%，GDP增长9.6%，前者是后者的3.25倍；个税收入增长35.4%，居民收入增7.6%，前者更是后者的4.66倍。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同期GDP 增长，个税收入增长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长。与此同时，公众对于我国税负水平之高的质疑，也因此上升为一种普遍忧虑。虽然每次公众质疑财政收入增长远高于GDP，总有权威媒体及专家出来解释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是，此类解释的说服力无疑是越来越低了。

　　财政收入猛增的同时，让我们看到的是：相比民众利益，政府财政才是GDP持续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普通民众之上。财政收入增长不仅把GDP落下很远，把国民收入更是丢在了望尘莫及之位。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上，政府排第一，普通民众排倒数第一。虽然税收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在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财政钱袋日渐鼓胀并不必然导致民生福利日渐丰厚；相反，过度藏富于政府，却可能意味着纳税人购买同等水平公共服务所需支付的价格越高。

　　尽管，近几年，中国政府不断紧缩银根，但是货币调控措施能否收到成效，中国的通胀水平是否因此而降下来呢？2011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2%，同比涨幅冲高回落，但环比没有出现任何下滑。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3.4%，其中猪肉价格上涨45.5%；蛋价格上涨16.3%，通胀压力依然不减。有关专家表示，治理通胀仅靠紧缩政策还不够，还要通过为企业、民众减税等一些措施来降低通胀的影响。

　　著名经济学者谢作诗表示，“用价格控制的办法，对付不了货币超发的通货膨胀，可以控制这个商品的价格，但那个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可以控制名义价格，但是控制不了实际价格；供给会减少，质量会下降，排队会发生。管制要生出新的管制来，管制像吸毒一样有瘾的”。他说，“用价格控制的办法对付通货膨胀，这是开倒车。你可以控制这个商品的价格，但是那个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你可以控制名义的价格，但是你控制不了实际价格；供给会减少，质量会下降，排队会发生，问题没有得到坚决。社会福利会下降，当然管制官员福利会上升”（微博）。

　　一边物价上涨过快，另一边税收增幅过大，在此涨声夹缝之中，则是挥之不去的民生焦虑。于是在通胀背景下，政府愈富民生愈艰成为客观的事实。人们少不了要怀疑：既然政府反而能从通胀中获取更多税收，控制通胀时会否遭遇投鼠忌器，舍不得下重手救民于物价水火呢？再者，个税收入增长幅度是居民收入增长的近五倍之多，如此矛盾的数据对比，难道不是一种“与民争利”吗？

　　尽管近几年政府没有提高任何税种的名义税率，但是，由于目前——或言之前——政府定的税率太高，大多数企业和商店都有某种避税、逃税甚至“偷税漏税”的方法和措施，用税收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在“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之间实际上有一定的差距。在此情况下，一旦税务局来企业“加大税收执法”来了，或通过“税收大稽查”来完成上级税务部门所下达的征税目标，每个公司、企业和商店总不会让税务人员来公司一趟而“空着手回去”。结果，税务人员来的越勤，税收稽查越多，税收“征收率”也自然会提高，从而实际上提高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的“税率”。不然，人们就没法解释在政府的税率没有名义上的提高但政府税收增加却是GDP增速的两倍到三倍这一现象了。此外，政府间接税的增加，会推高商品的价格，应该符合财政学和税收学的基本常识，且不管是实行“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结果都是一样的。譬如，在中国目前的税制和商业流通体制中，一种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究竟包涵多少政府税收，消费者并不清楚，甚至连最后的零售商也无法完全计算得出来（韦森：高税收是如何助推我国高物价的？）

　　仅靠货币紧缩已难以阻挡通胀“高峰”。根据供给学派的观点，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除了适度紧缩总需求外，应特别注重运用供给方政策。比如，结构性减税；采用收入、工资等经济政策，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引导过剩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激活经济内在活力，进一步增加供给。

　　通胀掠夺了大多数工资收入者，扭曲了资源配置。减税是老百姓抵抗通胀，激励企业生产，化解通胀的危害是经济走出低迷的利器法宝；减税有利于藏富于民。经济蛋糕中，政府拿走的那一份变少了，留给居民的一部分就变多了。此外，降低税率有利于激励人们生产。因为人们实际在乎的税后收入，而不是税前收入。如果征收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人们更愿意去工作了。居民收入增加，虽然税率变小了，但是税收总额却有可能增加。因此，减税不仅不会对政府支出造成压力，反而有可能会让政府收入变多。

　　物价飞涨之下，人们的工资没有涨，相对而言，真实收入就是减少的。面对当前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继续量化宽松的政策，价格控制已经难上加难。现在，中国政府控制通胀更有效的办法是“减税”，通过加薪的方式，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追上通胀速度，同时有控制的引导企业把成本压力传导到消费终端，这样才能保住企业，避免大规模失业状况的出现。相反，如果管不住生产成本的上涨，而一味强调消费价格不能上涨，那结果是企业利润减低，甚至工厂关闭，那大量的工人会失业，消费会受到严重拖累，势必引发恶性循环。

　　对百姓减税（降低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及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交的税少了，人们收入得到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胀对工资的掠夺。其次，对企业减税，降低了生产成本，企业有更多的钱，就可以适当的为工人加薪，增加工人的购买能力；给股民减税，让股市开启一轮结构性牛市。负利率下投资成为大众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股市发展好了，资本就会不仅有助于政策支持行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化解游资炒作部分农产品，进而引起相关食品价格的集中和突出上涨的压力。

　　总的来看，这次物价快速上涨，是社会保障体系缺失、流动性泛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中国税负痛苦度排名世界第二，显性与隐性的税收更是高的惊人。如果政策能够多为民生现状考量一些，多为民生利益着想一些，减少对企业与个人的税收，应该是可行与能行的。这样，在民意的助推下，中国当今的通胀是可以得到缓解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以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