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上篇说到1984年5月底，我大四即将毕业时候的日子）
1984年6月1日 星期五
    白天看了克菲的中篇小说《头儿》；晚上看了苏联故事片《难忘的一九一九》。
    中午，张骏过来找我，说是我们系和我们学院的基础部各有一场“科技报告会”，他两场报告会都很关注，可惜时间冲突，他只能选一场，他选择了本系的报告会，想让我去基础部参会，顺便帮他把资料带回来。我对科技报告会不感兴趣，不过下午也没什么事，我还是去了。也许是怕听众拿了资料就走，主办方选择了讲一个报告、发一份资料的做法；我耐着性子听了三个报告，拿了三份资料，就再也没有耐心听下去了。
1984年6月2日 星期六
    楼志宁到我们们实验室来玩时，拿走了我的毫伏表；当他再送过来时，表已经有些失灵了，我心说：他可真会玩！
    天气真热，像是三伏天。中午回家，路过钟楼，看到电报电话大楼前，在举办“迎六一少儿图书九折优惠展”。我身上只有5角7分钱了，买了个2角钱的纸杯冰淇淋，剩下的钱，就买不了什么书了。
1984年6月3日 星期日
    看了张辛欣的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
    午饭后，我们家里人一起打牌。
    晚上，姐姐做凉皮子，拌上黄瓜丝和油泼辣子，好吃极了！
1984年6月4日 星期一
    进城看电影，西北影院：上午11点20分，长影片《飞来的仙鹤》，主演是张伟欣和杨通；下午1点40分，上影片《雷雨》，孙道临执导，秦怡、张瑜、马晓伟、顾永菲、钟浩、梁同裕出演。我还买了明早8点10分这家影院放映的香港影片《白发魔女传》的电影票，也给田进庄买了一张。
    在钟楼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书《怎样看无线电电路图》和《无线电爱好者读本》。
    今天气温高达38度，我看实验室太脏了，就自己打扫了一下。
    听说肖主任来找了我两次，晚上我去他家。我说现在周一我才回学院的原因，是我在帮我们系低年级学生批改作业。肖主任问我对张玉洪印象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张玉洪多才多艺的，肖主任显然认为我的话不符合他的本意而明显不高兴，说我太片面了。肖主任还特别说到他觉得吴春安和吴丽英的思想境界比较高；我暗暗好笑，心说，我们主任更喜欢虚伪的人，这也难怪肖主任要发展二吴入党呢!让我永远不明白的是：本身难说思想境界有多高的人却有权评判别人的思想境界，并由此决定别人的未来和前途，这是某些人的侥幸，还是某些人的悲哀呢？
   
1984年6月5日 星期二
     今早，我去看电影《白发魔女传》。田进庄他们院篮球队已经包了场，我就把另外一张票退了。记得之前看的《西安事变》，2个小时片长才6角钱；此片只有1小时40分钟，也要6角钱。
     张骏说他母亲每年有50元的科技书刊报销费，他让我代买《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数字信号系统与数字模拟信号转换》两本书。
     上周六，我在食堂里买了一份排骨，我把勺子放在菜里，把碗放在桌上，又去打饭；没想到等我打好饭回来，我的菜碗却让人家端走了。没办法，那天我只得用田进庄的碗和勺子吃饭。
     周宝玲来信了，说我4月20号寄给她的书，她收到了。
     我给张玉洪说了肖主任找我谈话的事，玉洪说：他在大学遇到我，是他在大学感到最幸运的几件事之一；他说肖主任可能会在毕业分配时整他，问我如果那样，他该怎么办？我说：我要是你，我会尽量争取去好地方，实在去不了，也就随它去了；退一步说，分到哪里，都可以干出点名堂。他赞许地点点头。我说：现在被认为有出息的人不一定比现在认为出息不大的人更有出息。

1984年6月6日 星期三
    我买了本《美国文化教育史话》。
1984年6月7日 星期四
    西安电视台今晚播出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续集《陈真》。我在校园里找了一圈，看到有电视的地方，不是被人群堵死，就是反锁了办公室的门。找着找着，我碰到了张盘根和范晓光，他俩也在找电视。我们三人循着声音敲开了一个办公室的门，见我们班的吴春安、谭凯稼、李亚民、李敏和张淑敏在里面，他们在这里搞毕业实习，室内有一台24寸的大彩电，我们还没来得及庆幸，他们的脸色就让我们感到了不幸。
1984年6月8日 星期五
    晚上，我去边家村影院看委内瑞拉故事片《螃蟹》。国内的某些城市在举办“拉丁美洲电影周”，西安不在其列，但是也放映了几部电影周内的展映片。
1984年6月9日 星期六
    论文纸发下来了，每人30张；前面要用英文写一个500字的提纲。
    中午，我和张玉洪、李创坐在主教学大楼后面的石凳上聊天，探讨“人都是自私的”、“人的价值在于得到社会承认”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等时下的热门话题。
    下午回家，在我们学院图书馆给妈妈借了本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1984年6月10日 星期日
    看了王滋润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
    晚上，宣捷来借我的《上下五千年》。他说他想去北京玩，我说如果我能留校工作，暑假里我就和他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