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回炉面包”、假薯粉以及爆米花桶荧光剂超标等一系列事件连续曝光，标志着食品安全的监管连连失守。与此相对应的是，涉案企业如果不是作茧自缚，也深受其害。这就给那些试图通过企业制度建设谋求“长寿”的企业再次敲响了警钟。其实，春秋时期孔子的命运早就证明了制度建设有“软肋”，不可存有制度迷信。

　　质量监管理想境界的幻灭

　　在双汇集团应对“瘦肉精”事件而进行的万人集会上，有经销商喊出了“双汇万岁”的口号。这虽然属于合作伙伴的声援，但也迎合了双汇力图使企业长寿的诉求。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长寿企业，关键是要抓好企业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催发更优秀的企业公民。然而，食品安全连连失守的严峻形势告诉我们，无论制度建设在形式上如何健全，并不能保证企业必然长寿，同样有可能步入三鹿覆辙。

　　双汇集团坚称自己对质量控制有“十八道检测”，似乎足以生产出“放心肉”。这使人联想的三鹿集团的“1100道检测程序”，在几乎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三鹿的生产线依然没有阻止三聚氰胺的通过。有资料表明，早在1989年，三鹿集团就制定出“八大本”、146项、1469页的规章制度。次年他们又结合ISO9000质量体系的推广推出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标准》，内容包括综合管理、经营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等18个方面。然而这并没有使他们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嬗变，十年后被法院日依法裁定破产。由此可以看出，一套完善的制度假如不能落到实处而流于形式，摆在那里等于守株待兔，很容易被稍加伪装的李鬼兔轻松“穿越”。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瘦肉精”的成功闯关推论食品质量监管制度依然有漏洞。但是，当制度多如一地鸡毛时，那不仅很难奉之如令箭，反而会陷入一种制度黑洞。在这方面，孔子生前四处奔波，劳而无功的教训值得汲取。孔子看到当时社会逐渐衰败，认为老百姓浮华轻薄难于治理，提出了周密的礼法制度。在《春秋》的写作中，孔老先生“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加密致之罔，设纤微之禁，检狎守持，备具悉极”。儒家设置了各种很细微的禁令，纠正什么维护什么，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可谓当时制度建设的集大成者。然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几乎都认为儒家的制度设计无济于事，孔子就一度没有饭吃。

　　孔子的学生看出了老师的“软肋”，提出了一种“三教”说，力图改弦更张。三教说以史为证，提出了忠、敬、文三种教化模式：夏的君王倡导忠厚，这是忠教，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德治。忠教的好处是让君子都忠厚，弊病是导致小人粗野。为了纠正这种弊端，殷代的君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这叫敬教，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理治，倡导愿景和信仰。忠教的好处是让君子都敬奉天神和祖先，弊病是导致小人迷信捣鬼。纠正这种弊端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这就是文教，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法治，如以法治企等等。文教虽然能够促使君子遵循典章制度，同样也有它的弊病，导致小人浮华轻薄。也就是说，提倡典章制度并不是社会的理想境界，只不过是三种教化方式的一种，历史不会停留在典章制度的建设阶段。食品领域目前出现的情况，同样使我们看出了这个趋势。

　　走出制度自然生效的迷信

　　为了避免三鹿集团的覆辙，今天的管理精英对“典章制度”的认识，不应该不如孔子的弟子，需要走出制度能够自然生效的迷信。站在执行者的角度反观制度，儒家关于忠、敬、文三教的认识值得我们借鉴。

　　应当承认，中国企业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再造时，日益重视制度建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尤其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建章立制一度是必须及时解决的新课题。但是，这和通过制度健全进入管理的理想境界是两回事。需要强调的是，建章立制主要反映的是管理者的思考，难以阻止执行者的“变通”处置。当管理者试图用制度代替自己的管理时，一般要考虑制度的可操作性，努力进行详尽的规定，这使得制度文本很“厚”。比如要确定若干行为或者事件的特定值域。然而，正是因为一个行为或者事件的是与非，可以通过特定值域来“确认”，执行者只要设法满足或者规避特定的值域，就可以轻松穿越制度的重重关口。三聚氰胺的通过三鹿集团“1100道检测程序”，就是如此。

　　按照儒家的三教说，每个历史时期虽然往往需要强调忠、敬、文其中的一个为重点；但是更需要注重三者的共存。三教一体，没有可以省略、去掉的部分。也就是说，德治、愿景信仰与建章立制，在管理中一个也不能少。如果把德治、愿景信仰与建章立制之间的关系比作软件与硬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那么三种方式的共存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建章立制需要德治、共同愿景和信仰力量的维系，就像人的活动的成功离不开天时、地利一样。这本来是管理的普遍原理，只不过在食品领域表现的更为突出。因为食品安全事件的“燃点”低，更容易为公众所关注。如果道德血液、共同愿景和信仰力量缺失，食品厂商的逐利心很容易战胜按制度办事的良心防线。

　　儒家的忠、敬、文三教说实际上是一种三教循环论，东汉的王充则则将其总结为“文质之法，古今所共”，提倡典章制度与重视质诚、信诺方法的交替使用。所谓“一质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即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意思。在我们今天看来，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和注重道德血液、实施愿景与信仰激励的方法的确可以交替使用，滚动推进，促进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只不过彼此不是简单的循环，也未必一定要按照“忠—敬—文”固定的模式演进。毫无疑问，制度建设和建立信仰之类方法的交替使用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而绝不是改革走回头路之类。这足以说明，当制度建立健全之后，管理者仍然有新的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需要研究执行动态，把握执行者的思想脉络，以便及时推出更合适的管理举措。

　　质量监管需保持鲜明的实践特色

　　有资料表明，全国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又有2亿多户农牧渔民形成上下游关系，如果能够用制度的复制管好食品安全，那肯定不会出现让消费者忧心忡忡的情况。而消费者对食品消费忧心忡忡的情况表明，食品生产的特殊情况需要生产企业保持食品质量监管的鲜明的实践特色，不能止步于制度形态，不能炒制度剩饭。

　　首先，管理者必须忠实履行管理的经常性职责，在执行中不断地校正各种扭曲行为。儒家的三教说中，每一“教”的形成都是针对前一“教”存在的弊端，作为补正措施应运而生的。比如夏后氏倡导忠厚，产生小人粗野的弊病后，殷代的君王开始倡导敬奉天神和祖先，用以纠正小人的粗野。但是随后又产生了小人迷信鬼神的弊端，而纠正迷信鬼神的做法莫过于提倡典章制度。于是周代的君王开始倡导典章制度。不料其结果是“君子文，小人薄”，弊病是小人浮华轻薄。因而《乐稽耀嘉》中说：“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弊溷浊，谓之治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三教也可以理解成三校。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发是，管理的经常性工作就是在执行中不断地校正各种扭曲行为，否则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理职责。

　　其次，管理者需要努力掌握管理的多样性方法，对执行者进行积极地引导。管理者在制度面前固然要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但是也应当与执行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实施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并非消极地迎合人性中落后的诉求，或者简单地与其落后的诉求妥协；而是要弘扬人性中积极的因素，使得执行者在逐利中能够进行“基于价值的自我调节”。以便执行者在制度尚不能顾及的地方进行严格的自律。这固然需要用愿景进行教化，又要善于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激励。使得管理者能够通过模范地执行制度，与钻制度空子所能获得的利益之间，进行理性的权衡。毫无疑问，假如能够通过钻制度空子获得更多的利益，付出的成本不多，那么执行者更愿意把后者作为一条捷径，足以煽动与制度博弈的一波又一波的“蝴蝶效应”。

　　再次，不断提高管理的前瞻性力度，主动发现和补正管理短板。从儒家的三教说中可以看出，无论采取哪一种管理方式，总会有其弊端出现；那么，与其被动的应对，不如主动采取预防措施在前，防止积重难返和折腾。比如像防止“黑客”攻击网络一样，建立维护制度的“黑客”部队。在利益驱使下，应对食品质量监管的“黑客”总是会变换手法以售其奸。而建立维护制度的“黑客”部队，就是主动发现监管制度的漏洞，以便提前使制度“升级”。比如对“瘦肉精”的检验，在实际的操作中此前只检测一种叫做盐酸克仑特罗的“瘦肉精”，而目前发现的“瘦肉精”有七种。在这种态势下，就需要从造假者的角度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瘦肉精”变种对他更有利，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如果等到问题成了堆之后再回头治理，不仅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而且会陷入按倒葫芦浮起瓢的局面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