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接到邀请,20号要去武汉,参加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湖北省委宣传部、浙江省工商联等多家单位举办的“江湖对话——楚浙企业家财经论坛”。央视着名主持人芮成钢主持,我做主题报告,然后与复星集团董事局主席郭广昌、银泰百货董事长沈国军、湖北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一起,跟到会鄂浙两地企业家一起互动。
地方政府和强势媒体联合筹办此类活动,初衷有三:一是借此探讨中部崛起战略的落地之策;二是突显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领军地位;三是搭建浙商与鄂商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地的经济互动。
主办者选择主讲专家的考量亦有三:一是要长期做企业研究,有系统观点和独到心得;二是深度关注中国民企发展轨迹,了解企业真实生态;三是谙熟浙鄂两地企业群体的背影、文化和风格特征。同时符合这几个要求的,选择的余地可能不多。全国找了一圈,最后选择老驴。
我一直以为,一个国家的兴盛和进步,需要两个群体的崛起和成熟。一是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精神的发扬为社会贡献的是创新与创业的生机,决定着社会物质的繁荣和活力。二是知识分子群体,知识群落的独立人格与道德准则为社会提供民主自由精神的标杆,决定着民族理念的取向和基准。
坦白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总体趋势上看,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声和精神堕落,触目惊心每况愈下,已经是不争事实。相反,一贯没资格担当社会主角、总被冠以“爆发户”的企业家群体,却在市场竞争的逼迫和社会舆论的挤兑双重压力下,凤凰涅盘,一步一步正以实在的表现,实现着对自身的救赎,而成为社会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
所以,为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尽力,为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谏言,为企业家精神的弘扬鼓呼,是一个企业研究者的天赋责任,也是一个以企业为师为友者的光荣。
所以,接到主办单位邀请,我欣然应允。这个时间本来已有安排,后调整行程,才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近年来,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并且未来的变数越发难以预计,30年一直高歌猛进的民营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群体性的惶恐状态。
一方面,非公经济新36条、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刺激经济的财政投入、中小企业板上市等等利好消息,让民企发现了新的成长空间,对未来有了积极的预期,信心指数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升值、国际产业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衰减、国企的垄断打压、节能减排环保压力等等,又让民企瞻前顾后、徘徊不定、举步维艰。
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创业之初,以最原始的创富动机驱动,完成了财富的迅速积聚和企业的高速成长。但在完成了逐利目标后,内在动力的痪散,团队激情的消退,战略目标的迷失,增长模式的局限,价值理念的落后……成为了民营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内生性障碍。巴比遭遇的中国尴尬,国美治理的黄陈之争,腾中收购的无聊炒作、吉林通钢的悲剧结果等等,正是当前民企困境的典型表现。焦虑、困惑、不安、浮躁、盲动,经常飘荡在很多老板的精神世界。如何完成自身的蜕变和升华,实现组织变革、管理创新、战略调整、观念突破,正是他们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体制内的学术圈,以企业管理为研究对象的御用学者教授,队伍庞大,但有意愿有机会有能力,为企业一线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帮助者,却少之又少。改革开放三十年丰富鲜活的企业实践,却被象牙塔内的多数专家学者有意无意拒之门外。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家需要的指导,学院派学者给不了;学院的课题成果,企业用不上。对企业家群体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和帮助的,恰是企业家队伍里率先悟道的自己人。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王石以至马云等等,无意中却成了众多创业者的精神领袖和行动导师。这是我们本土有思想的企业家的光荣和幸运,还是消耗大量财政资源、被圈养的众多有教授头衔人士的悲哀。
企业家的成长与研究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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