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西医）经济学与自下而上经济学（中医）的比较

西医依据科学实验手段，中医凭靠经验观察结果；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望闻问切、系统治理；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西医用药要求量化，中医下药只求大概。西医是科学、中医非科学；西医与中医既矛盾又互补，有互相融合的趋势。以上大概是对中、西医对比的简要总结。针对身心世界健康的医学界这两种不同的范式，实际上在针对经济系统健康的经济学界同样存在，不妨称之为“西医经济学”和“中医经济学”。

一、自上而下的“西医经济学”

通过一套方法、数学透镜看世界。受到工具与假设限制，沿着易于数学化的方式和方向进行发展，即沿着数学阻力最小化的方式进行，传承的是斯密传统。

   以数字与符号为基础，寻找遵循比较优势与合作战略原则。认为完全竞争、报酬递减是常态。而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这些产业是贫穷国家从事的主要产业。

建立在自然隐喻的基础上，主要来自物理学的均衡隐喻。常常先以抽象模型的形式出现，然后发展为经济理论。

模型的建立、理论的构建、结论的得出，起步于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和参数设定，推导过程则以逻辑严密而精确的数学为基础，从而披上了科学的外衣。最后是实证检验，经过主观设定——科学推导得出的结论，总能从纷繁复杂多元的实践中得到支撑数据，更何况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很大程度上在“西医经济学家”的掌控之中。正是“西医经济学”的这种研究路径中呈现出从主观设定再到客观支撑的特征，从而称之为自上而下的经济学。

这种自上而下的逻辑思维的必然结果就是看似具有西医的解剖实验科学手段，却往往走上缺乏系统观，舍弃时间和空间维度，步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的尴尬穷途。

二、自下而上“中医经济学”

通过证据、事件关联性看世界，广泛搜集证据，基于历史事实，沿着相关性最大化方式和方向进行探索，传承的是李斯特传统。

以经验为基础，坚持竞争优势与竞争战略的思维。认为不完全竞争与报酬递增是制造业与高级服务业的常态，在国际分工中，这些产业是发达国家从事的主要产业。

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主要来自生物学的演化隐喻。常常先以经济政策形式出现，之后才被提炼为经济学说。

“中医经济学”依照望闻问切、以实践经验为基础，从而总结出特定情境下的经济诊断报告，并给出特定的对策处方。根据异质性和多样性假设，没有标准化的处方。这种遵循历史事实，依靠实践经验总结理论教训的研究逻辑，符合“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观。属于自下而上的逻辑，不妨称之为自下而上经济学，但是因其自下而上、因时制宜的探索方法，结论上模棱两可，又缺乏量化、标准化的检验手段，在科学主义时代势必备受指责，与中医的遭遇一样，被打上“不科学”的标签。

在现代科学文明诞生以前，自下而上的“中医经济学”一统江湖。然而从文艺复兴以后，由于科学文明掌握了话语权，这种经济问题研究传统备受非议而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虽然在知识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处于主流地位的“西医经济学”的打压和排挤，但是如同中医对于人类疾病的疗效一样，自下而上的经济学范式对于解决国富民强问题确实很有成效，从而在所有发达国家起步阶段和崛起过程中的起到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主导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分工理论的基础是“西医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所交换的是同质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缺乏任何质的特征，在这个系统中，生产的重要作用被忽视了。

三、两种范式的比较

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建立在生物学隐喻上的“中医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系统整体的质的理解，包括多元产业协同效应、技术与制度变迁（生物自然界的突变），从而能区分经济活动质的差异，而不是同质劳动时间的比较。“西医经济学”崇尚所谓的科学准则，精确度高，凡事要量化。在把握量的差异的同时，却 不能抓住经济行为质的差异， 不能很好的处理新发明、协同效应、联系效应、系统效应。“中医经济学”是不精确的经济学，对很多经济问题很难有清晰的答案，但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归纳总结使得经济学回到了真实世界，属于“真实世界经济学”，是“模糊的对”的经济学。“西医经济学”是精确的经济学，对所研究的问题有精确的结论，对不能量化研究从而拿不出精确答案的问题采取回避的办法，但是“西医经济学”通过自上而下的抽象演绎使得经济学脱离了实际，属于“黑板经济学”，是“精确的错”的经济学。

你选择模糊的对，还是选择精确的错呢？现在的主流意识是宁愿选择精确的错误，也不愿选择近似的正确。我看，没有必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西医经济学”和“中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虽矛盾，却互补。前者注重交换，对生产的本质进行了抽象，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实际上生产函数往往是主观认为的，并只能体现量的变化，“西医经济学”的这种处理逻辑给了一个秩序的假象，但不能理解经济世界的整体本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在落后国家大行其道的主流经济学是典型的斯密传统式的“西医经济学”，其对落后国家的难以脱身起到了思想、舆论乃至政策倾向上误导。后者以经验为基础（哈佛案例研究是其典型代表），认为经济活动存在质的差异，只有特定经济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载体（不完全竞争、发明、协同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在坚持李斯特传统的同时，也为各自的国富民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

实际上，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亚非拉为什么穷？欧美为什么富？差距为什么越拉越大？），需要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需要对两套经济学范式的重视，才能从根本上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病态开出有效处方。

“西医经济学”的古典代表斯密告诉你英国应该怎么做，而“中医经济学”的古典代表李斯特告诉德国英国实际上怎么做，汉密尔顿告诉美国英国实际上怎么做。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座右铭：不要做英国告诉你怎么做的，而要做英国自己所做的。经济学范式中的西医和中医实际上是国家间博弈中的思想武器，发达国家在宣扬西医思维、执行中医政策的同时，告诉落后国家中医是不科学的，“西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并认为执行“中医经济学”政策是非法的，要受到WTO的惩罚，受到国际基金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排挤和打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的道理吧。   

两种经济学范式的详细比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