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最后一天，看到叶楚华关于是否抵制日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叶楚华说，韩国人切指抗议小泉参拜以及韩国人“爱用国货”的报道，于是竟以为韩国人竟也会激愤到“抵制日货”的程度，他认为那是中国人在“诽谤韩国人的智慧”。

其次叶楚华说，中国没有抵制日货的资本，宣传什么“抵制日货”，无疑是在搬石头砸我们自己的脚，给中国的顺利发展使绊。他认为不是在“爱国自强”而是在祸国殃民。

第三是叶楚华说，目前国内消费品市场上的日本品牌商品，其中绝大多数已经是日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地产货”了，他认为日本投资企业更不能抵制。

叶楚华说：日本人可不会象中国愤青一样没头脑。今日条件下，日中合作决不是什么“侵略”，而是携手并进的关系。这些宣扬“抵制日货”的愤青们表面上是在“反日”，实际上却是在“反华”。

最后，叶楚华竟然说，不仅要认清这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实际上却是民粹主义者的真实嘴脸，更要以实际行动来抵制他们祸国殃民、给我们中华民族抹黑丢脸的丑恶言行。

 

叶楚华在行文的字里行间，态度清晰，立场坚定，不仅在维护消费日货人群的权利，而且更是对抵制日货的行为上纲上线，从细节上更是有微妙之处。

比如叶楚华颇为微妙地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简称为“日中合作”。众所周知，排序问题很能说明人的立场，比如美国人就会把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说“美中关系”，而中国人则说“中美关系”，同样，站在中国的立场说“中日关系”，而“日中关系”更多的是从日本人的嘴巴里，从日本人的立场说出来的。

另外，叶楚华无疑是旗帜鲜明地反民粹主义者。他对民粹主义极为排斥，旗帜鲜明地认为“民粹主义者”有“祸国殃民”的“真实嘴脸”与“丑恶言行”。

在贾春宝看来，对一个看不到民粹的力量甚至对民粹进行抨击的人，即使再口若悬河，学富五车，都仅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都是外来势力的利益代言人。是对祖先的背叛、对父老乡亲的掠夺、是让后世子孙蒙羞的。

 

本文并非针对叶楚华而作，而是针对一种言论，以及持有那样言论的一群人，虽然在2009年6月我们之间有过观点上的交锋，但却不是针对具体的人，叶楚华不过是那类人群的代言人罢了。比较著名的，比如茅于轼教授也认为抵制日货很愚蠢。

确实有很多中国人的工作、生活、家庭以及婚姻幸福都跟日资企业有关，在日本也有很多华侨在艰苦打拼，日本民众之中，除了那些时刻试图把军国主义复活的人之外的民众，确实是善良，而且有很高素质的，那种高素质确实也让大部分中国人敬仰甚至汗颜。

但是，也许那些抵制日货的反对者没有看到，其实即使不是极右势力的日本民众，都在对中国持排斥态度。

比如日本在2010年修改的防务大纲，把防卫矛头指向了在西南的中国，在钓鱼岛与中国的纷争，在东海春晓油气田的开采争夺，日本进入南海争端，携手印度和菲律宾，对中国的南海的那些原本跟日本没有关系的争议岛屿进行武力干涉。

按说日本介入的很多事务之中，都没有日本人什么事情的，以军事方式介入无疑是有经济利益图谋的。

 

叶楚华给自己的定位是“知名财经作家”。这个称谓可以划分为三重含义。

首先是“作家”，既然是作家，就是文人，我们就不能用战略思想家的标准去要求，虽然文人也会有不同的等级，但却不能要求每个文人都成为有思想的人，也不能要求每个人思想都统一，并有统一的标准，所以对持有不同思想，甚至相反思想的文人，我们要宽容。

其次是“财经”，财经则充其量考虑到金融与货币层面，更多的是商务领域的事情，是以背后的集团利益为前提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自然是不能用政治高度去要求的。所以，对只从市场经济与切身利益考虑，而不惜抛弃自己的祖先与未来的人，我们要体谅。

第三是“知名”，至于“知名”的层面，其实我们都可以自诩“知名”，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若干粉丝，我们都是在用我们所形成的名望对外界施加某种影响。

作为意见领袖，韩寒传达的是“抵制日货”的意见，叶楚华传播的是“欢迎日货”的意见，虽然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但不管是所面对的受众还是自身，孰是孰非只有在内心平静到没有任何波澜的情况下，才能有自己的判断的。

 

当人做出自己的判断，直觉之下做出的取舍，是出于本能；反思之后做出的取舍，是出于利益；三思之后做出的取舍，是出于道义。

出于本能的判断，往往是幼稚的，是不成熟的；出于利益的判断，可以带来短期内的欢愉与成就感，但从长久的人生整个过程来看，却未必是收获；只有站在人生终点，甚至在深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自己的后代对自己盖棺定论的角度回顾，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人可以享受到的利益，总是可以度量的，再庞大的数字，放在人生的时间维度中，都会是不值一提的。只有在道义上站得住脚，经得起后人的推敲，才是真正的成就。

 

真正的影响力，应该是建立在让别人三思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出于一时的狂热就有的任何举动，因为即使不是文人都要做到文责自负，即使不是公众人物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自己可以给周边，给后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是需要三思的。

作为给别人带来影响的文人，不管是否有思想，责任更是重大，更是需要三思的。

作为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的普通人，也需要尽量摆脱意见领袖的影响，更不要追随别人的观点，人云亦云。而应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

近百年来，甚至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更长的时间，中国逐渐从封闭状态下的民粹主义转变成为在开放状态中的民族虚无主义。

民族虚无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争端，很大程度上的矛盾在于国际化、城市化与商品化（简称“三化”）的趋势下，中国是否需要坚持民族性、传统以及去商品化的问题。

 

先来看国际化。国际化是难以扭转的趋势，这不假。就连俄罗斯都入世了，就连印度都把零售业的控股权和品牌专卖店的全部股权出让给了外资，虽然这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大为不满，但政府依然没有对其有国际化倾向的政策进行丝毫修改。

在集权而专制的政府看来，再多的民意反对，都仅仅是“一小撮人”的事，在国际化的潮流面前，是螳臂挡车，是逆潮流而动，是反动的；而融入国际化的潮流才是顺应趋势，享受国际化的红利的。

在支持国际化的人看来，既然享受了红利，就不能做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事情来，那总是让人感觉不厚道，而更应该是对红利的赐予者怀有给予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戴德之心。

关键是在国际化的利益需求之下，我们如何承担起对民族、对乡亲、对祖先、对子孙的责任，而不至于把我们的现在与未来都奉献了出去。

 

再看关于城市化的争论。早在2008年7月，贾春宝就曾经用系列文章说明城市化运动，并一直在反思城市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利益与伤害。

虽然我们反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奢靡之风，攀比之风、浪费之风、去传统之风，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犯罪所带来的伤害，但我们依然在大张旗鼓地在城市化进程中高歌猛进。

虽然我们忍受汽车尾气的污染，虽然我们每个月要把自己的辛苦所得交给银行、房东、物业公司养房子；把钱交给加油站、收费站、维修站养车子，把钱交给确定长久关系与露水关系的异性情人养女子，换取自己内心不至于太过空虚。

我们把钱交给医院和药店，换取那些我们自己都不能确定是否能有安全感的东西。我们也会把钱送到学校去，让学校代替我们看管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我们期待的美好未来，却终究发现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不像我们。

我们曾经有的艰苦朴素，尊师重教，尊长爱幼，积极进取之类的美德，在她们身上几乎荡然无存，即使偶然发现TA居然给自己打了一盆洗脚水，做了一碗汤，竟然要热泪盈眶了，这种情绪来自兴奋与感激，更来自难以名状的成就感。其实此等行为应该是家庭中习以为常的，我们越是感动甚至是受宠若惊，越说明我们的可悲。

 

最后看泛商品化。我们也反对泛商品化，认为当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买到的时候，却感觉那一切都来得过于功利。商品化让我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却失去了很多基于精神上、感情上，甚至良知的那些东西。

在衣食住行以及基本生活需求之外，我们每天都要消费，而且需要在消费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以使得我们在掏钱的时候，更有那种被尊重的上帝的感觉，至少不会让我们有被歧视、被不公平对待的感觉。至少我们需要得到负责任的态度，以及真诚而不被欺诈。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传承父辈祖辈的期待，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奠定一些基础，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但依然要在食品中加入转基因，我们知道孩子们是奶水喂养大的，但我们依然要在奶粉中添加连名字都会被念错，却最终被证明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我们知道离开粮食，人一天都活不了，“一顿不吃饿得慌”，但还是把我们的劳动所得换成了奢侈的进口大米、水果、蔬菜，我们依然把我们的大豆、食用油以及相关的产业拱手让给国际资本控制。

国际资本给我们的待遇，放到国际标准，是公平的吗？是去除了所有的歧视的了吗？

 

叶楚华认为，中国没有抵制日货的资本。茅于轼说“抵制日货”很愚蠢。但贾春宝认为抵制行动更多的是来自未来的呼唤，而不是来自现实的享受。能否抵制，不单纯是能力问题，更是意愿问题。

我们只是知道，当日本看到“入常”无望，就开始修改“和平宪法”，打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让曾经在战争年代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国家又不由得想起了那次伤痛。

日本依托美国的撑腰，与韩国、印度、菲律宾等国联手，而美国的触角又伸到越南、澳大利亚、新加坡、在东海与南海对中国形成包夹之势，一旦西藏与新疆在西部形成呼应效果，整个中国大陆将陷入分裂与战火的洗礼之中。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西藏与新疆的局势是否堪忧，但至少空军的戴旭上校已经为我们揭示了隐忧。

当然，我们无法避免城市与乡村、商品与非商品、外来力量与内部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但至少有一点：城市是对乡村的叛逆，是对乡村利益的掠夺；随着那些非商品化的东西逐渐朝商品化转换，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兴奋，而是焦虑，甚至是灾难。

也许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毕竟国家大事与我等草民没太大干系，但我们同样需要有基本的地缘政治观念，不管是唇亡齿寒还是防微杜渐，中国周边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贾春宝没有看到日本与中国“携手并进”。不管是从政治角度，从军事角度，从商场的角度，都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所谓邦交不过是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手段。

影响力最大的，无非就是出将入相，让自己的助长与建议成为国策。

将相之间总是会有制衡，将军希望用武力的手段，体现自身价值，文臣则更希望用外交与政治手段摆平；将军更多的是树立敌人，即使是假想敌，都是要用尽量危言耸听的方式来制造恐惧、渲染威胁的；而文臣更希望用非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理性解决。

越是具有影响力，我们越是要三思而行，毕竟所造成的后果，我们担当不起！

 

贾春宝

2012年1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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