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的追求是写在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的一项权利。所以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幸福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怎样增加幸福感。

　　过去，经济学家们多少忽略了这个话题，他们假设幸福与宏观经济状况（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有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在最近几年受到了质疑。

　　多方面的调查表明，贫穷国家（如巴西、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比北美要高。这就否定了专家之前的想法，并且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要制定的未来决策有深远意义。

　　但要想弄清楚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不容易的。数据很难搜集，统计工作也很难进行。

　　最好的数据源之一是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该调查始于1972年，会设置一组关于美国人生活态度的问题。这项调查现在为那些研究美国人在想法和感受方面的变化的社会学家、人口统计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提供了内容详实的数据库。

　　调查中会特别询问：“总体来说，你会怎么评价现在——你现在是很快乐，相当快乐，还是不快乐？”几年来，有3万2000人回答了这个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

　　如今，郭腾（Teng Guo，音译）和胡凌忆（Lingyi Hu，音译）（二人未给出联系方式）提供了对这些数据的详细统计分析，并尝试从中挑选出决定美国人幸福感的因素。

　　他们把分析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关注幸福感与个人条件（如年龄、健康、婚姻状况和个人收入）的关系。另一部分关注幸福与宏观经济指标（如通胀率和人均GDP）的关系。

　　结果非常有趣。决定幸福的最大个人因素是健康。健康人的幸福度比平均水平高20%，身体不健康的人的不幸福度比平均高8.25%。

　　接下来是婚姻。结婚的人比从没结过婚的人的幸福度高10%。

　　个人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一般来说，高收入的人感觉更幸福，收入阶层最高的人的幸福度比平均高3.5%。

　　这可以帮助解释分析人士更感兴趣的调查结果：孩子会减少幸福感。通常，每个孩子会降低0.24%的幸福度。郭腾和胡凌忆说这有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更倾向于低收入的贫困家庭。孩子要吃饭要花钱，这会增加家庭的困难程度。

　　相比之下，他们发现很难识别出幸福与GDP或GDP变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们说这些数据显示，在统计学上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然而，通胀看起来确实会减少幸福感。郭腾和胡凌忆说，通胀率降低1%，全民的幸福感上升3.1%。“这个结果是很直观的，通胀率的提升会导致物价上涨，人们的购买力就会降低。”

　　那我们从这个研究结果中可以得出什么？从表面来看，该结论向决策者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让民众幸福的最好办法是提高大家的健康状况。

　　但是他们指出，这样的数据分析有很大问题，它们不仅仅是因果关系。健康会让人们感觉更幸福或者幸福的人会保持健康吗？增加收入会让人们更幸福或幸福的人会挣更多的钱吗？

　　没人知道这类问题的答案。同时基于这种证据制定政策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过去缺少证据并没有阻碍决策者）

　　决策者应该赞同的是，我们急需做更多的工作：国民的幸福感太重要了，不能听天由命，也不能丢给有缺陷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