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

（原创：应学俊）

 2011年末，《探索》杂志编辑部和位于重庆市的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了“重庆模式研讨会”，主题是“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萧功秦教授应邀出席。萧功秦教授是国内“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最近正在召开的重庆两会上，薄熙来又自豪而高调宣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探路”。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人们对所谓“重庆模式”的关注与思考。尽管笔者对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并不能完全苟同，但对萧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的讲话倒颇感兴趣——不论它是为“重庆模式”支招抑或下药。它使笔者想到：所谓“重庆模式”存在吗？它与所谓“中国模式”有多少实质性区别？所谓“重庆模式”是如何搏出位的？所谓“重庆模式”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如萧功秦教授所言“宣传方面有问题”吗？

一、所谓“重庆模式”存在吗？它与所谓“中国模式”有多少区别？

萧功秦教授在“重庆模式”给予肯定并进行政治学分析时指出：“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民生事业，重庆提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大体上能体现他们的民生导向。”——然而这能算是一种“重庆模式”吗？正如萧功秦教授自己所说：“其实，近年来，全国各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方面采取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路径。几年前我去广西讲学，感觉到广西搞的也是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仇和现象’，更是作为‘强人政治’的一种典型。重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在于，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那么，仅从萧功秦教授的分析和论述来看，所谓“重庆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重庆的发展方式和过程可以称为一种“模式”，那么它的首创岂不应是仇和书记及其当年所在的江苏宿迁？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可那是说“宿迁模式”（政府主导，以强势高压推进）。然而，这应称为“模式”呢，还是应称为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或经验？

实事求是地说，大而言之，宿迁模式也好，重庆模式也罢，实际上都是“中国模式”下略有不同的发展实践、工作经验而已。正如近日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按萧功秦教授的政治学分析，请问“宿迁模式”、“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仅仅有了些具有地方性特点的做法、口号，就可以称为“模式”？即使所谓关注民生、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打黑唱红等等仅仅是重庆才有且首创吗？

——关于廉租房、保障房：君不见，早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时，国务院就曾下文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廉租房住房供应体系。温家宝总理早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建设部明确要求，全国所有市县在2008年底前必须建立“廉租房”制度；2010年8月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重庆、北京等28个城市列为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可申请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额度达493亿元。而在国外，全法国大约有1/4的人住在“廉租房”里；在美国，凡能够证明处在低收入线的个人和家庭，只需拿出其全部收入的30%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用即可获得廉租房，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廉租房或曰公租房制度的实施，如何到了重庆就成了“重庆模式”的构成因素之一呢？

——关于“打黑”：君不见，中央早在2006年2月就部署要求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地、各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不同程度地严厉打击了一大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对警匪、官匪勾结也同样有成功破获打击的显赫的案例，不光只有重庆才打黑。中国网2009年11月26日报道称，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何以重庆打黑就成了构成“重庆模式”的要素之一？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浙江嘉兴早在2008年就宣布将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户口”，早在2009年中央也已决定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为何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了所谓“重庆模式”的构成要素？仅仅在具体做法上有些不同抑或力度更大一些就可以称为“模式”？

——关于“唱红”：早在重庆“唱红”搞出许多响动之前，各地开展的节日文娱歌咏活动中自发地选唱某些革命老歌由来已久，更不用说全国各地许多公园里老大妈老大姐跳健身舞健身操时自发地播放一些革命老歌……

我们不知道，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在做着的事情，中央早就部署过的工作，为何到了重庆，也许加大了一些力度，或者改变了一些形式、方法，就成了所谓“重庆模式”？仅仅就是如萧功秦教授所说“重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在于，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

“模式”这一概念的界定一般为“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即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当一种地方或个体做法尚无法上升到理论概括的高度却随意以“模式”冠之是有害无益的。请问：“重庆模式”的理论高度概括在哪里？与“中国模式”有何本质不同？与党中央、国家政府对全国改革的总体要求、倡导有何实质性的差异？所以笔者以为，将重庆或宿迁一类地方发展的某些似乎有效的做法称为“重庆经验”、“宿迁经验”等应当更加贴切，至于是否值得推广，那还要经过深入考察调研以及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动辄人为地弄出这个那个“模式”只能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舍本逐末，固化思维，一不小心则容易误入歧途。正如当年“学大寨”——大寨精神可嘉可学，可大寨一旦客观上成为“模式”甚至强势推行，就固化了人们的思维，给各地农村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二、并不存在的所谓“重庆模式”如何搏出位的？搏出了怎样的效果？

既然不存在所谓重庆模式（充其量为“重庆经验”），且对所谓“重庆模式”持怀疑、批评看法的人并不少，为何“重庆模式”一下走俏，红遍全国？究其原因，除了“强人”因素外，不可否认“打黑唱红”倒确实是重庆发展中颇有特色的使其“走俏”的因素。打黑肯定是好事，故风闻全国，人们拍手称快，谁会不赞同打黑呢？唱红，加上政府不惜人力财力强势推进，声势浩大，除了请来众多明星，甚至请来88岁的基辛格助阵，无法不吸引眼球，无法不使人们为之震动。其“红海洋”的狂热场面以及“唱读讲传”的形式，使人恍若隔世；重庆不断地搞出诸多“响动”，加之配合建党、建国大庆，岂能不更快搏出位？

然而，“重庆模式”却正是在这两个颇具“特色”的经验上出了问题，引来一片诟病之声。“打黑”原本是好事，也是必须做的，可重庆打黑响动极大，且弄出个律师李庄案，搞得沸沸扬扬，使许多刑辩律师人人自危；“运动式打黑”和法律程序的公正性严肃性遭到质疑，并牵出刑讯逼供的某些内幕和话题；唱点革命老歌这原本也无须过于关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发的活动，偏偏重庆搞成政府强势推进的运动，投巨资打造电视”红色频道“，更有甚者在“唱红”的名义下夹带了歌颂文革路线的歌曲，甚至还有手捧“红宝书”唱起语录歌的表演，公然唱出“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无法不使人联想到“文革”。

难怪即使推崇“新权威主义”理论且基本肯定“重庆模式”的萧功秦教授也直言不讳：“为什么重庆实际做的事情和人们感受到的有非常大的差距？迄今为止，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大家谈到重庆的时候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的，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要搞的那套东西最后要搞文革复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就是一个文革式的大灾难”。萧功秦教授自己找出原因并回答道：“我认为重庆的宣传方面是有问题的，重庆本身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便是“重庆模式”搏出位以后的实际效果。那么，重庆该反思一些什么问题呢？

三、所谓“重庆模式”仅仅是“宣传方面有问题”吗？所有批评意见都是“说三道四”吗？

萧功秦教授指出重庆模式在“宣传方面有问题”，这就是说重庆模式在宣传报道、扩大影响方面的做法、策略有问题。然而，“重庆模式”仅仅是“宣传方面有问题”吗？我们如何理解“行成于思”这一毋庸置疑的规律呢？重庆的宣传策略、方案必然来自他们的某种思维。什么思维？我们完全可以从重庆官方的某些宣传行为倒推得知——

萧功秦教授举了几个示例来说明重庆“宣传方面有问题”。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公安局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重要机构，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向社会上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就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与政治后台。”大家都知道，“乌有之乡”网站云集着一批主张为文革翻案、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人，他们反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重庆官方如此高调隆重接待他们，我们可以倒推出他们怎样的思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萧功秦教授举了“第二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这些“著名学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戚本禹是什么人？是四人帮的顶级幕僚、笔杆子之一，是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开除党籍的人。朱永嘉何许人也？他在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鼎力帮助姚文元写作了臭名昭著的揭开文革大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导致吴晗、彭真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结合他的其它罪行，1982年朱永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那么，开“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把这些臭名昭著的文革四人帮顶级干将请上前台就坐，正如萧功秦教授所诘问的“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尽管那些人已刑满释放，在法律上有参加这些活动的自由或权利。而笔者想问的是：向尽人皆知的文革主干将发出邀请且安排前排显要位置就坐，是怎样的思维导致重庆方面如此决策？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重庆一方面高调“打黑”，一方面把文革中舞文弄墨搞得全国大乱的四人帮的黑干将请到台上前排就坐，这究竟意欲何为呢？

而正由于重庆官方思维方面背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文革定性的有关精神，客观上引导了重庆群众一部分人对文革产生错误认识且似乎越走越远。否则，萧功秦教授在“重庆模式”的研讨会上就不会遭遇如下的尴尬：萧教授在说到“重庆唱红应该与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极左错误划清界线，才能避免在社会上造成误解”这样为重庆模式“支招”的话时，竟然遭到场内五六个人当场大闹会场，打断萧教授的话，要他“滚下去”，且有人大声喊“你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场面无法不使人感到震惊，也无法不使人想到反右、文革批斗大会的恐怖场面——看来，在重庆批判文革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就连重庆请来的为“重庆模式”进行理论探讨的高级专家贵宾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重庆官方思想即意识形态主导出了问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这难道仅仅是一般“宣传方面有问题”了吗？就连当时的主持大会的人在后来向萧教授道歉时都承认“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事情”。由此看来，重庆官方的主导性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已经产生怎样的后果，这还不显而易见吗？笔者以为，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视察重庆并高调肯定重庆经验时，未必会听到如萧功秦教授所说的那些实例的汇报。

萧功秦教授还以实例说到重庆模式重要因素之一“唱红”的形式主义问题，他说：“出租车司机在内的许多重庆本地人对我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层层加码，单位里动员，层层动员，搞形式主义，上班的也不上班，上班的时候唱歌，然后比赛。”这使笔者想到薄熙来书记曾经不屑一顾地对媒体说，我们唱红打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笔者想到，这样的“三”这样的“四”难道不该说一说、道一道吗？重庆“唱红”完全是“自发”的吗？不是政府推动的“运动”吗？是不是萧功秦教授也在“说三道四”呢？是不是那位重庆出租车司机等萧教授遇到的“许多重庆本地人”都是在“说三道四”呢？以关注民生著称的薄熙来书记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来自底层的百姓心声？

而在重庆模式中“唱读讲传”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义，萧功秦教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当然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教训中学到教训。如君不信，那就看看重庆当下各网站上确实有同质化的、舆论一律的、八股式的对‘读唱讲传’的宣传，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值得重庆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萧教授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啊，只是不知道重庆的地方官尤其是薄熙来书记能否听得进这尚有些客观理性的专家学者的逆耳忠告？

从上述种种现象来看，“重庆模式”仅仅是“在宣传方面有问题”吗？

有一位项观奇教授，他是肯定“重庆模式”的,但他完全不同意杨帆教授《重庆模式》一书对“重庆模式”的理论解读。也许他对“重庆模式”的分析和理解对我们会有所启迪。项观奇教授撰文指出，他是主张从路线上来认识“重庆模式”的。他在文章中写道：“‘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见毛泽东旗帜网项观奇文）——不论项观奇的分析理解是否确切，但他的分析至少符合了上文中提到的重庆官方那些做法的逻辑。

四、值得反思和总结的“重庆现象”

萧功秦教授对所谓重庆模式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所谓“重庆模式”符合他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核心。但萧教授毕竟不是极左派或曰文革派，他是博导，有一定客观、理性的思维，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还在讲话的末尾提出了几点重要的希望（其实是警示），算是为所谓“重庆模式”支招和下药。以萧教授的理论分析水平，把所谓“重庆模式”的问题仅仅说成是“宣传上有问题”，这应该是一种客气的光顾对方脸面的说法，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萧教授不愿往更深处、更本质的方面想，抑或也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那太显而易见、明目张胆而无法让人接受了？

笔者不是政治理论工作者，也不想对重庆的发展实践做更深的理论分析。笔者只是想说：重庆官方肯定应当反思这样的问题：这样所谓“重庆模式”为何引来那么多竭力鼓吹为文革翻案、反对改革开放的“红色网友”的追捧？为何多次出现类似在萧功秦教授发言时大闹会场不允许批评文革的现象？为何“重庆模式”研讨会要邀请四人帮的顶级干将参加且前排就坐？重庆为何要花大气力推动唱红搞形式主义且夹带文革私货？重庆要“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索”一条怎样的“路”？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人治和“运动式”治理也许可以取得暂时的业绩，但最终必然带来灾难，起码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不断强化法治、民主的前提下，关注和保障民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才是富民强国的应有之道，也符合中央的一贯要求，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协调的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论是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还是出于其它的什么目的，企图用文革的某些意识形态或“运动”的一套来诱导民众，那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与绝大多数民众认可的国家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最终必将为历史所唾弃。

力挺所谓“重庆模式”的宋鲁郑先生（所谓旅法学者）在《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一文中也对所谓“重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呵呵，宋鲁郑先生还算不过于糊涂，还是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法治”与“法制”。这也是重庆官方值得反思的问题吧。

说点大白话，连“中国模式”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窃以为大可不必为搏出位而轻言“模式”，还是虚心听听他人“说三道四”，老老实实认真总结经验，时刻警惕犯历史错误，在法治、民主、民生这些中国历史上长期稀缺而导致灾难和停滞的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改进工作，纠正失误，这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