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严复学贯中西，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内部进行中、西文化激烈相互作用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其具有鲜明复合特征的经济思想。他推崇放任自由，但主张一定范围国家干预；他认同“重农”，但反对“抑末”；他赞成“崇俭”，又主张“积极消费”；他不赞成片面的“以金为财”，但肯定资本和劳动力同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今天看来，这些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 言
严复（1854－1921年），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任复旦公学监督（校长）。他的译作和著述在中国思想意识领域的启蒙意义是巨大的。他将西方的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经典理论第一次系统介绍到中国，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新纪元。其经济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原富》（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节译本）的《译事例言》和《按语》及其政论中，在中国第一次涉及了近代经济学诸范畴并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严复学贯中西，加之身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进行中、西文化激烈相互作用的历史时期，使他并未因介绍西方文化而变成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对待经典思想的态度是“统新故而视其通，苞（包）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1]。严复引进西学而不忘却传统，对中外经济思想都能大胆地进行有批判的吸收。在严复看来，某些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与某些西方经济思想是可以配合的。他的诸多经济思想观点都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并根据中国实际有感而发。所以，其经济思想中把许多看似对立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复合特征格外鲜明。正如复合材料性能往往优于单一品质的材料一样，严复经济思想也因为其独特的复合性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经济思想的复合特征及历史、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严复以干预“度”的界定为结合点，将放任自由与国家干预思想有机统一起来
1. 关于放任自由与国家干预的主要论点
严复对亚当•斯密的放任自由经济思想极为推崇。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发展中国经济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应实行经济上的放任自由政策，唯此才能充分提高人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国家每一宽贷，民力即一恢张，而其致力之宜，则自与其所遭之外境相剂。如是之民，其出赋之力最裕，有非常识所可测度者。若主计者用其私智，于一业欲有所丰佐，于一业欲有所沮挠，其效常终于纠棼，不仅无益而已。”[2]他认为，经济方面“凡事之可以公司民办者，宜一切诿之于民，而为上者特谨其无扰足矣。”[3]
严复认为财富来源于民力，政府对生产行业的直接干预（限制或扶持），会妨碍生产要素在各行业间的自由转移和优化配置，由此会影响财富的产出，也会有违其欲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4]
严复不仅反对政府对生产的干预，也反对政府对流通的干预。在他看来，物价如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最终总会达到平衡，用不着政府干预。政府的干预会破坏这种自然形成的平衡，而人为形成似平非平的官方垄断价格。他指出：“顾任物为竞，则如纵众流以归大墟，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垄断）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堤鄣，暂而得止，即以为平。去真远矣。”[5]“设官斡之，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6]
严复很赞赏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认为放任自由思想亦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商品流通。他指出重商主义“争进出差之正负”[7]是错误的，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8]。他还进而用自由贸易来总括自由放任的优越性：“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9]
严复极力主张经济上的放任自由，但同时提出在某些领域内的国家干预不能完全取消。在鼓吹放任自由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私人部门办不好、办不了的事业或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私人部门不愿涉足的行业，需要由国家直接干预。他还把宜由国家直接干预的三个领域界定如下：“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也。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10]他还认为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在上者为之先导”之事业，国家应是“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11]，不能把范围扩得太大。
2. 上述论点的复合特征及历史、现实意义分析
在这里，严复经济思想的复合性体现在把经济上的放任自由和国家干预这两个互相对立的观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他这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对亚当•斯密放任自由主义进行大胆扬弃的结果。他赞赏亚当•斯密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观点，但不完全认同亚当•斯密的那种在经济生活中国家只是充当“看门人”或“守夜人”的看法。
同时，严复也反对当时中国的洋务派推行的那种大范围的国家干预，如所谓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因为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方针，是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技术与封建主义制度的嫁接，会严重束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批判指出洋务派推行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是“皆将文例拘牵，断行抵滞，而度支烦费，又复不訾。”[12]他指责洋务派搞的天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厂等“顾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畛域之致严，侵蚀之时有，遂使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之可指。至于今，治战守之具犹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事可太息无愈此者。”[13]
严复的国家干预思想是建立在放任自由基础上的有限干预。他认为，国家的干预是对放任自由缺陷的弥补，因而国家只宜举办那些公办成本远低于私办成本，社会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的事业或仅靠私人或私人合伙力量无法举办的事业。在他看来，只有对国家直接干预范围的严格限制才能保证放任自由政策的实施；也只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才能有效弥补放任自由的市场失灵之缺陷。
正是通过对国家直接干预“度”的界定，严复才把放任自由和国家干预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严复的这种把放任自由和国家干预的适度结合的思想在当时非常贴近中国实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仅如此，严复的上述思想在我们当前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严复曾对旧中国的官方垄断行为进行过批判。他认为垄断从全局来看，弊远大于利：“凡约联垄断之事，皆于本业有大利，而于通国有大损。若总其全效，则货弃于地者亦已多矣。且其事必绝外交而后可。”[14]因为商品的价格最终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任何人为的垄断价格都是扭曲的，不真实的，也是难以长久的。“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是故垄断之业，可行于自封之时，必不存于互通之事，灼灼然也。”[15]如今，我国现已加入WTO，许多行业在经过一个不长的过渡期后，将全面开放。而不少地方政府对国内异地同类产品仍以地方垄断手段排斥之，这与严复当年批判的情形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实在是短视之举。如此下去，在中国全面开放后，源源不断的价廉外国商品将会把同类的本国商品从市场上挤出去，进而冲垮国内企业。因此，在中国面临全面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不仅应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干预，尤其应及早摒弃地方垄断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在未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严复认为“重本”不必“抑末”，“重本”与“兴末”可统一于国家富强的大目标之下
1. 关于“本末”的主要论点
严复认同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观点，认为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行业，是国家财富的最基本来源：“国之财赋原本于农”[16]。他认为工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有剩余，才能发展工商业：“盖地为百产之宗，使耕牧树畜者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尽，其他工商之业，乌得立乎？”[17]于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将农业称为本业，工商业称为末业是正确的，“物有本末，而后成体”[18]。
但是，严复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他认为“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19]。但是“啖蔗者取根，煮笋者择梢。本固有时而粗，末亦有时而美，安见本之皆贵乎？必本之贵者，不达于理者之言也。”[20]即农工商有本末之分，但无贵贱轻重之别。
严复不仅认识到了农业对工商业的基础作用，也看到了工业对农业发展的积极反作用，即推动作用。他指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与小町自耕之议相持不下。谓民日蕃众，非汽耕不足于养，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21]。因此，虽然传统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对国家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的基础作用，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亦与日俱增，只有变传统的小农手工业生产为社会化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需求。同时，严复还看到了在国际农业市场上“中国之往外国者无熟货，外国之来中国者鲜生货”[22]，这种分工的不平等性。他认为，要真正改变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交换外国高附加值制成品的不利局面，只有大力发展工业：“实业之事，将以转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漏卮，使人人得饱暖也。”[23]
严复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商业则是国家富强的主要推动力：“窃维十九稘（世纪）以来，国之贫富强弱明昧大抵视商政之盛衰，商政之盛衰视制造之精窳，农桑之优劣”[24]。他还特别指出工业较之农业在规模扩张、增加利润等方面的优越性：“盖农业恒有畛畔，不若工业之易扩充也。一厂既立之后，使求者日多，其为广供至易，农则势有不能。故工之加母（资本），多多益办，农业则视地之界幂力泽以为功，不可过也。且工之为利，视求作供，皆归己有，而农则有田主之征，而常得其大分。”[25]
严复还认识到如果没有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交通不便，商业渠道不畅通，农产品就销不出去，农业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使其僻处陋荒，去都会市场窎远，而道茀涂险，不便转输，虽有膏腴，亦将久弃；必待水陆路涂既辟，而后树艺事兴，兴业者有子母相侔之望。”[26]因此，要推动农业发展，就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商业和交通运输业。
2. 上述论点的复合特征及历史、现实意义分析
在这里，严复经济思想的复合特征体现在他把重视农业和大力发展工商业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了表示自己对“重本抑末”的反对，他首先澄清了自己的“本末观”中的“本末”不再含有原来的“轻重”含义。正如他指出的：“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为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或谓区二者为本末，乃中土之私论，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27]显然，严复的“本末”同一于亚当•斯密的“野邑”，已不再具有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那种轻重之意了。
严复把大力发展农业与大力发展工业在促进国家富强这个目标下统一了起来。在他看来，要实现国家的富强，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二者不可偏废。他不仅正确认识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也认识到了农业受地域限制不易扩张规模，而工业则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在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重本抑末”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许多思想家认为如果工商业利润太高，生产力当然会向利润率更高的工商业部门流动，从而会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因而“重农”必须“抑末”。客观而言，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农业生产很落后，人们的剩余产品很少的情况下，很少有农业之外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去搞工商业的人多了，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农业生产效率逐渐提高，用相对较少的农业生产者就可养活整个社会人口。这样，就会从农业中游离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可去从事工商业。如果此时再坚持“抑末”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严复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工业化开始兴起的时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无疑是重要的，但工商业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凸现。因而严复反对因“重本”而“抑末”，提出的不仅要大力发展农业，更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二者对国家都很重要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从理论上澄清了人们对“农本”问题及工商业等对农业发展的积极反作用的认识，这对当时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具有促进作用。
《原富》出版至今已一百多年，其间中国工业发展已是突飞猛进，已与当年不能同日而语，农业也有很大发展。但必须看到，严复当年指出的某些问题，在我们的农业生产中依然存在，甚至还较严重。如我们的农业出口现在仍以初级产品居多，附加值较高的农业制成品出口不多；在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流通渠道不畅等仍然严重影响着农产品的商品化。所有这些仍在制约着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农民收入的增长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也已大大影响了中国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开拓，从而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疲软得不到有效改观，反过来影响工业生产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已加入WTO的今天，中国的农产品还将受到大量外国农产品的冲击。因此，严复提出的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及改善农产品的出口结构等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严复主张在扩大再生产前提下的“崇俭”与“积极消费”的统一
1. 关于“崇俭”与“积极消费”的主要论点
严复赞成“道家以俭为宝”[28]的观点，认为排斥崇俭是不对的，他反对那种富人生活奢侈有利于穷人谋生的说法，指出：“奢者之所裨，裨于受惠之数家而已，至于合一群而论之，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29]他也反对那种不要消费的过度节俭，指出：“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30]。
严复认为不能单纯地为聚财而俭，更重要的是把节俭省下来的资财用来投资、扩大生产。但个人很难省下足够的用于生产经营的原始资本，因此要充分发挥储蓄银行的中介作用，将个人窖藏的闲散资财转化为经营资本。他还把印度、中国死藏资财的陋习与欧美发达国家充分发挥储蓄银行的桥梁作用、以财生财的先进办法进行了对照，指出：“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侈靡。昔者之印度，今日之中国，以庶富之国而有贫乏之形者，害端在此。大之则国家之府库，官司之度支，小之极于商贾之囊橐，闾阎之盖藏，盖无所往而非不生不息之积聚。”[31]但在欧美国家“自积累版克（储蓄银行）兴，于是乎民乐畜聚，数稔之后，往往由穷檐而为中产之家”[32]，由此其风俗也得以改善。在总结以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是观之，则版克者不徒富国之至术，而教化之行寓之矣。”[33]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他不仅肯定银行“劝小民之节畜，而袪滞财之害”[34]的积极作用。更主张“以财生财”，即将资财投资于能生利养民的生产性行业，尽量减少非生产性消耗。他指出：“大抵国于天地，耗民财以养不生利之功者，盖亦有所不得已。奇技淫巧，峻宇雕墙，恒舞酣歌，服妖妇饰，此可已者也，而兵刑之役，官师之隶，则不可无者也，使其无之，将长乱而所丧滋多。”[35]但是，如果“使一国之聪明才力不争出于生利养民之农工商，而皆出于耗财治民之士大夫，而又杂冗而不精，滥多而无用，使前言而信，其国之日趋于贫弱且乱，非其所欤？”[36]
但严复也不赞成那种始终保持高积累、低消费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只积累不消费，就违背了人们求富的初衷，就会抑制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籍曰不用，则务富之本旨荒矣。”[37]“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缦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38]人们富裕后，只要不影响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支费（消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贵”[39]。他认为，资本积累和消费是一对矛盾，不可偏废，要达到真正富裕之目的，就要切实把握好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资本）支费相酌剂为盈虚”[40]。他还以种庄稼来比喻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约而论之，财如粟然，其专尚支费而不知母财之用者，获而尽食者也，其独重母财而甚啬支费者，罄所收以为子种者也。”[41]即只顾消费而不顾积累，就如同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吃尽而不留种子；而只顾积累而不顾消费，就如同农民把收获的粮食全部留作种子。这两种做法都有失偏颇。因此，只有“独酌剂于母财支费二者之间，使财不失其用，而其用且降而愈舒者，则庶乎其近之矣。”[42]可见，只有把握好积累和消费的“度”，才能做到既有足够的资本来扩大再生产，又能使人们的消费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2. 上述论点的复合特征及历史、现实意义分析
严复之所以认同崇俭，又不反对“积极消费”。他显然是着眼于扩大再生产而言的。我们知道，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两大方面。消费和投资的增加都会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推动生产的发展。然而，在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消费和投资对扩大再生产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特定生产方式下，整个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尚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时期，对扩大再生产而言，提倡投资的意义就大于提倡消费。因为此时即使人们的消费欲望再提高，如果投资不增加，扩大再生产就无法实现。这时增加投资才是扩大再生产的直接决定因素。反之，如果社会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商品供过于求时期，对扩大再生产而言，提倡消费的意义就大于提倡投资，因为此时即使产品再增加，如果消费不增加，扩大再生产同样无法实现。如果依此来看，严复既提倡崇俭，又提倡积极消费，二者并不矛盾。严复正是把它们在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下统一了起来，即生产发展尚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应提倡节俭，并将节省下来的“母财”用于投资；当生产发展到供过于求阶段时，应提倡多消费，即消费“实且以多为贵”。严复之所以反对人们窖藏资财，这是因为，无论处于产品短缺时期，还是产品供过于求时期，如果人们把钱“窖藏”起来，既不用来消费，也不用来投资，就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
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实现规模效益，就必须进行扩大再生产。在小农时代，富人奢侈有利于穷人谋生的说法是对的，但到了工业化初期的短缺经济时代，亟需大量原始资本，这种说法就不对。而且，根据乘数效应，富人把利润更多地转化为投资更能增加就业，促进生产。严复当时所处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在当时提倡奢侈显然不符合国情。而到了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产品逐渐达到市场饱和，甚至供过于求。此时再过于节俭、不断扩大再生产，则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应提倡积极消费。由此可见，严复提倡的“崇俭”与“积极消费”都是围绕扩大再生产的。在短缺经济时代，“崇俭”更有利于原始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因而应提倡崇俭；在供过于求时，“积极消费”更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因而应提倡“积极消费”。在中国，现阶段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又进入了一个消费品市场饱和并向供过于求过渡的时期，应提倡“积极消费”。
五、严复不赞成片面的“以金为财”，但肯定资本和劳动力同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
1. 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论点
严复提出：“国财在所积贮与其民之能事。”[43]即财富来源于以资金为主的积贮和以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能力。他不赞成那种片面的“以金为财”[44]的观点。但并不否认“母财”的基础作用，指出“母财者，节用成积，而用之以规后利者也。虽然，一国之富，不必尽为母财也，必有盖藏，以待非常之费。”[45]他还对“母财”与“力役”之间的关联有深刻的认识：“计学家以谓母财之与力役二物之判，在于过去即今之间，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斯为积畜，斥此以养后来之力役，则号母财。母财者，前积之力役也。”[46]由“民前施筋力而积其收成之实”转化来的物化劳动又一分为二：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另一部分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
因“母财”与“力役”在财富增长中的重要性，严复提出，赋税方面应对“母财”和“力役”予以保护：“且生财以力矣，则力必有所养而后财生，向使无以养力役者，则力役事穷而财源以绝。故欲财生，必不宜于母财而加之赋税。加赋税于母财者，无异司汽机者欲汽力之长而夺其薪炭也。……故力役受庸有三宜复（免），而必不可赋者焉，一曰所以食其功者，二曰所以复其学为是业之费者，三曰所以资其 病衰老者。”[47]
严复还认为“民巧为国富之一，其始亦斥母积劳，而后能得其事”[48]。他还指出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49]还指出：“生财之术益巧益疾，如讲田法、用机器、善分功之为，固通国之功利。”[50]严复认为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济管理也属生产力的范畴，指出：“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51]
在严复看来，“力役”不只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力，而更多的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生产技能或管理技能的劳动力。“力役”的素质对其生财能力的大小起决定作用。于是，他主张为了保护和发展劳动力，劳动力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劳动力的生存需要，而且还要能满足其自身再生产的需要，指出：“庸率（工资水平）常过于劳力者之所实食，亦不容己者也。佣不能常作劳，有疾病，有休老，且必有以长养教诲其子孙。使庸率仅足以养其当时之躯，则劳力之民弹指尽矣。”[52]他进而认为“民智”对于提高生产力很重要，所以不仅要“养民”，更要“教民”、向“具资习业之事”[53]投资，指出：“文明之运日隆，商工之事大抵皆待学而后能之”[54]。而为培养社会所需各方面人才，严复认为，应破除那种上学只为求官的观念，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另开用人途径，以适应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需要，指出：“天下之官，必与学校之学相应，而后以专门之学任专门之事，而治毕举焉。……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55]此外，他很赞赏西方的实业教育，指出：“实业教育者，专门之教育也。……实业教育，与他种教育有不同者，以其人毕业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干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56]
2．上述论点的复合特征及历史、现实意义分析
上述论点的复合特征主要表现在：严复不赞成片面的“以金为财”，但他并不否认资本在财富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他也正确的认识到劳动力与资本同是国民财富的基本来源，且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他认为，资本是物化了的以前劳动，但它又是以后生产的基础。缺少了资本，不仅生产资料无法供给，劳动力也无法再生产。但没有劳动力，资本就不能发挥作用，也就不能实现增殖。可见，严复对于资本和劳动力在求富中的作用是辨证来看的。严复还特别提出科学技术对于财富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应把“具资习业之事”作为资本的投资方向之一。而且，只有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发挥其作用，国民财富才能增长得更快。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这些关于财富增长的论点既具有复合性，也具有系统性。
严复的上述论点不仅纠正了“以金为财”的偏见，而且把劳动力在财富增长中的作用提到了与资本同样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应对财富的基本来源——“母财”和“力役”从税赋方面进行保护的政策主张。这无论对当时还是我们今天的税收政策制定都有参考价值。严复认为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要有较高素质的“力役”，因此不仅要“养民”、更要“教民”。他还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对当时读书只为做官，不搞科技的“八股式”教育进行了有力抨击，进而提出我国应加强理工科教育的主张。这对当时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严复的这些富有远见的思想可以说和我们今天的“知识经济”思想是完全相通的。他的“开民智”、提倡和重视职业教育等论点，对于今天我们纠正过分注重应试教育倾向、大力提高全民素质、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等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六、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严复赞赏西学，但不照搬西方；继承中学，但不迷信古人。在严复的理念中，中学与西学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交融互释。他对所涉猎中外的经典经济思想能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大胆地进行“扬弃”，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一代启蒙思想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向导作用。他将西方与传统经济思想的优越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经济思想论点。诸如他根据当时中国国情提出的放任自由与国家干预相结合；认同农本思想，但不主张“重本抑末”，认为在重视农业的同时，更应大力发展工商业；崇俭又主张保证扩大再生产前提下的积极消费；不赞成片面的“以金为财”，但肯定资本和劳动力同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等等。这些都很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但由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决定了这些正确主张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尽管如此，这些颇具先进性的经济思想对国民的思想解放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浸透着启蒙思想家汗水的真知灼见仍然熠熠生辉，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我们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好放任自由与国家干预，如何把握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以及如何化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等问题都可以从严复的上述论点中得到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和借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今我们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些人的全盘西化、盲目照搬外国经验的思想倾向仍较严重，因此，借鉴和发扬严复引进西方但不忘传统的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当然，就严复一生来看，其思想也有一个由积极走向消极的过程。他对前人经济思想观点的整合难免有有失偏颇的地方。本文仅从积极的一面对严复经济思想的复合特征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
注 释：
[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537页。
[2] 严复：《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407 页按语。
[3][4][5][6] 严复：《原富》第677页按语、第407页按语、第54 -55页按语、第50 -51页按语。
[7]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第10页。
[8][9][10][11] 严复：《原富》第395页按语、第519-520页按语、第589-590页按语、第590页按语。
[12] 严复：《路矿议》，《严复集》第一册，第105页。
[13] 严复：《原富》第418页按语。
[14][15] 严复：《原富》第118页按语。
[16][17] 严复：《原富》第696页按语、第308页按语。
[18][19][20] 严复：《原富》第120页按语。
[21][22] 严复：《原富》第343页按语、第120页按语。
[23] 严复：《实业教育》，《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71页。
[24][25] 严复：《原富》第624页按语、《原富》第307页按语。
[26] 严复：《救贫》，《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297页。
[27] 严复：《原富》第120页按语。
[28][29][30] 严复：《原富》第280页按语。
[31] 严复：《原富》第249页按语。
[32][33][34] 严复：《原富》第250页按语。
[35][36][37] 严复：《原富》第280页按语、第280-281页按语、第288-289页按语。
[38][39][40] 严复：《原富》第288页按语。
[41][42] 严复：《原富》第289页按语。
[43] 严复：《原富》第216页按语。
[44] 严复：《原富》，《译事例言》第10页。
[45][46][47][48][49][50][51][52][53][54] 严复：《原富》第277页按语、第96页按语、第688页按语、第295页按语、第624页按语、第221页按语、第576页按语、第142页按语、第295页按语、第688页按语。
[55]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05-106页。
[56] 严复：《实业教育》，《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168-169页。